有人上臺有人下海，日本的地下女團到底是什么？【4000字深度文】

在日本有一種奇特的娛樂現象——地下偶像，在大眾的觀念中，談及“地下”這個詞總有點見不得光的意味，但其實日本地下偶像有很勵志的一面。

日本知名演員橋本環奈曾經就是地下女團成員，因為一張被稱為“千年美少女”的圖立馬在網絡上爆紅，然后又憑借幾部熱門劇中的出色表演，順利成為日本的超一線偶像。

但這只是個例，像橋本環奈一般爬出泥沼走上巔峰的地下偶像終歸是少數，與之相對的還有一位AV女優深田詠美。曾經她也是地下女團成員，但是因為地下偶像這條路不好走，始終得不到好的發展，最終經過整容之后，一炮而紅，成為圈內知名的女演員。

而在她們背后還有成千上萬的地下偶像為了圓自己的女團夢，始終在苦苦掙扎。

日本偶像工業化

地下偶像之所以被叫做地下，是因為本質上還是日本偶像行業的衍生品。日本極大程度上算作開創了偶像工業化的先河，當今娛樂圈各種各樣的炒作手段，幾乎都是在模仿借鑒日本的偶像產業。

但二者明顯的區別是日本的偶像實力強的人特別多，明星木村拓哉，雖然是杰尼斯推出的顏值偶像，但無論是演技還是唱歌，都對得起大眾賦予他的演員與歌手稱號。在娛樂圈的層層包裝營銷下，木村拓哉成為了日本偶像行業的一座巔峰。

同時這期間杰尼斯迅速推出了大量的男團，能夠有如此高的產量，是因為有一套流水線化的造星模式。因為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因此很快各種事務所如雨后春筍一般紛紛出現，而比事務所還要多的就是懷著各種各樣目的走進事務所的少男少女們。

但是這種工業化的造星模式對于參與者來說極為殘酷，競爭者數量龐大，觀眾耐心卻極為有限。如何能夠在有限的資源面前為自己帶來最大的收益，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問題。

因此光鮮的舞臺成為這些見習偶像們沒有硝煙的戰場，比起極少數站在塔尖被萬人追捧的成功者，大部分人只能面臨被淘汰，然后成為默默無聞的普通人。

甚至有時候前一天兩個默默無聞的人還在為彼此打氣，第二天另一人在事務所的運作下出道爆火，成為一線頂流，剩下的那一個人可能連劇組的盒飯都吃不到了，只能卷鋪蓋走人。

這種強大的落差感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而且作為淘汰偶像，實力和天賦都需要具有。因此為了生計，曾經很多被淘汰的偶像開始做線下活動。

雖然那時地下偶像這種現象并不算普遍，但是對于大多數想成為偶像卻沒有方向的人來說，的確是一條又窄又暗但卻看得見的路。

因為真正有資源的事務所條件實在苛刻。

首先對于個人條件的要求，美和帥并不足夠，在日本偶像產業已經成熟的時期，美和帥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帥哥美女在屏幕前出現。

如何靠個人特點迅速脫穎而出，往往比外貌更加重要。

其次事務所的培訓非常繁重。

不僅要努力學表演唱歌跳舞，很多還需要學習幕后的工作，甚至像運動烹飪之類比較生活化的個人特長也需要培養。

但這僅僅是入門要求，最為嚴苛的是連性格愛好這些個人習慣都要根據團隊的整體需求進行安排，因此這也導致很多偶像臺前和臺下是兩副面孔。

在日本事務所面前，一旦丑聞被曝光，當事人會被毫不留情的雪藏，所有的輝煌功虧一簣。而且成為事務所的正式練習生之前，很多人都要簽署一份極為苛刻的協議。

由于偶像的特殊性質，很多合同會對私生活進行干涉，比如不許談戀愛，甚至不允許繞過公司私自與粉絲見面，基本沒有人身自由。

即使在這樣苛刻的條件下，絕大多數人依舊只能做炮灰，如此嚴苛的目的也只是為了打造接近完美的偶像形象，甚至與神比肩，讓粉絲崇拜。

但是這樣的偶像對粉絲來說更像是一個縹緲的夢境，雖然多了一分朦朧美，但卻少了幾分真實感。

如此對比下來，地下偶像就真實多了。沒有變態的個人要求，也沒有侵犯人權的合同約束。

盡管缺少大型事務所的資源，但至少能在線下積累一定數量的粉絲，雖然做不了國民偶像，但可以在不算大的舞臺上與少數真誠的人一起互動，對很多人來說已然是不錯的境況。

地下偶像生存法則

地下偶像在新世紀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那時的傳統流水線造星模式面臨著一個無解的問題：事務所的明星盡管豐富，但并不能代表大眾喜好，這些偶像僅僅只是事務所高層領導的個人選擇。

電視傳媒時代大眾缺少選擇，而偶像文化作為一種新鮮事物，感興趣的人自然逐漸增多，于是在大量試錯模式下，總會創造出一兩個當紅偶像。

但隨著互聯網時代信息量的爆炸式增加，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活躍在熒幕前，成為人們追捧的偶像。

此時的流水線造星模式，便很難精準覆蓋人民群眾的喜好，最終導致花高成本打造的精致偶像產品，反而給人不舒服的感覺，如同工業調味品，第一次吃覺得很驚艷，但是吃多了會讓人反胃，那工業文化產品亦如此。

事務所的偶像就像是連鎖店的標準化快餐，有可取之處，但是總有一天會膩，反倒是小巷子里的地下偶像，就如同街邊沒什么名氣的小店一樣，看上去平平無奇，但是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點，因此給了地下偶像一片可以生存壯大的土壤。

為地下偶像這個行業帶來轉變的其實是團隊AKB48，嚴格來說AKB48不能算作是地下偶像，但是AKB48帶來的商業模式卻為地下偶像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AKB48與傳統偶像截然相反，傳統偶像側重偶像的個人實力和疏離感，讓粉絲對其崇拜，而AKB48側重的則是與粉絲互動以及養成系的性質。

AKB48創立之初堅持持續舉辦小劇場表演，最開始觀眾甚至比表演的人還少。盡管如此，但成員還是會虛心的向觀眾請教對這次演出的狀態，給了觀眾一種自己參與其中的感覺，從而在偶像的成長中與其一同獲得成就感。

同時AKB48還會每周舉辦握手會，讓粉絲能與偶像近距離交流，其目是為了培養粉絲對于偶像的愛慕心理。

雖然與男女之間的戀愛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官方還是會明確要求女團成員不許戀愛，持續保持一種單純美少女的狀態。

盡管大部分粉絲內心明白這不是戀愛關系，但是這種清純形象本身加上養成系元素，還是會讓人本能的代入父親或者戀人的心理角色，讓粉絲渴望與之互動并消費，而交流所需的握手劵也會被一同放入專輯中。

為了增加與偶像的溝通時間，很多人會大量的購買專輯，這也成為了AKB48的主要收入來源。隨著AKB48的一步步走紅，官方還巧妙的將這兩種方式進行結合，讓專輯銷量同時成為偶像獲取相關資源的重要指標，建立一種讓粉絲參與的競爭模式。

這種模式下，曾經偶像行業引以為傲的個人實力卻成為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偶像在臺上不那么專業的表演，反倒讓觀眾更加有親切感。同時也能為接下來的養成做鋪墊，因此AKB48的成員離開后也被稱作為“畢業”。

這種專門讓少數人群消費的經營模式，也開始被地下偶像們借鑒。養成和親密關系完美契合了地下偶像們非科班、素人出身的客觀條件，而且又有橋本環奈、AKB48這種萬人矚目的成功案例，因此給了很多不適合做偶像的人一條看似可行的路，但是比機會更多的往往是披著成功的外衣來收割智商稅的騙子。

很多沒錢沒資源的事務所開始肆無忌憚招人，一邊拿這些見習生當免費勞動力，一邊還要想方設法從這些人身上撈錢。

很多時候見習生們自己也清楚，自己的賣力演出最終只能當背景板或者湊時長，但是在橋本環奈這種“造星童話”的影響下，即使需要倒貼錢做活動，見習生們也不愿意放棄這一次渺茫的機會。

盡管從事這樣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但一個月的平均收入僅僅12.7萬日元，比普通打工人的收入還低，但這只是平均值。如果去掉收入超高的少部分人，大部分地下偶像的生活非常貧窮，但這只是肉體之苦。

對于地下偶像來說，精神上的壓力往往更大。

由于地下偶像普遍借鑒了AKB48的模式，因此粉絲心理自然類似，一部分粉絲會在互動中代入戀人身份。

就算是爆火的AKB48也沒能避免各種丑聞的發生，底層的無名地下偶像面臨的往往是更加過分的要求。

除了交流外，偶像合影也是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會有人提出一些比較越界的要求。這一情況對于收入極低的地下偶像來說就是一種考驗啊，很多人在這種一步步的試探下，不斷降低底線，最終完全走向了另一條道路。

社會映照

有的人在底線上掙扎，有些人則徹底放飛自我，一些地下偶像的職業規劃則是借助地下偶像這條路下海。

畢竟偶像本身自帶粉絲基礎，從地下偶像到床上親密戀人，不僅能夠成為提高銷量的宣傳噱頭，還能夠滿足一些人的奇怪癖好。

而且對于這些人來說，無法像橋本環奈一樣出人頭地，順利下海做這一行賺的錢遠遠高于打工收入。因此在一潭死水的日本社會階層中，下海似乎成為了人們為數不多的上升通道。

曾經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說過，世界上有四種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阿根廷。日本與阿根廷能夠被經濟學家單獨拎出來，并非玩笑話，而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模式確實非常神奇。

經常有人會說日本存在嚴重的階級固化，但這種現象更像是階級隔絕。

在長篇小說《美麗新世界》中有這樣一個設定：

每個人出生之前就被劃分為五個種姓，第一第二種姓可以成為未來社會的統治者以及各領域的大人物，而第三種姓則是普通人民，最底層的四五種姓智力低下，只能從事底層的體力勞動。

但是在這種社會下的底層人不會感覺到痛苦，因為他們不需要讀書，不需要生育，只需要按部就班進行勞動，便可以衣食無憂。即使出現了情緒問題，也可以使用一種無副作用的致幻劑來獲得快感。

那如果把這種無副作用的致幻劑比喻成游戲娛樂之類的東西，那么日本的現狀與《美麗新世界》的設定就非常類似了，但這一點目前爭議還是比較大的。

首先日本的普通人幾乎斷絕了通往頂層的道路。但是憑借現代化的生產力，日本的普通人生活倒也說得過去，所以說去便利店打零工工資都要比做地下偶像的多，因此有了躺平的資本。如果這樣的生活擺在個人面前，會選擇躺平，還是努力向上，個人觀點應該會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無論是AKB48還是地下偶像現象，其實都是社會中兩種思想的體現。

一部分是不斷努力，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人，另一部分則是徹底放棄努力，甚至將實現夢想的快樂都寄托給其他人的人，對于這一部分人來說，沒有動力，但同時也沒有了壓力。

但是對于另一部分人來說，這樣的生活似乎又缺少了意義，然而自己卻又不具備追求自己人生意義的條件與天賦，只能在地下偶像這種虛無縹緲的希望中沉淪麻痹自己，期盼自己成為千年一遇的幸運兒。

地下偶像們的悲歡，既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是特定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其背后是關于夢想與生存、尊嚴與妥協的命題。

一個健康社會的標志，或許正在于能否為這些看似微小的夢想，提供更多元、更體面的生存空間，讓努力不至于總與風險相伴，讓希望不至于如此渺茫而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