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踩線，中國出手：車載芯片并購進入高壓區

交易完成，股價暴跌，調查啟動，一切發生在48小時內。

十年前，它曾吃下中國歷史上最大一張反壟斷罰單。十年后，它再度觸線——不是因為專利，不是因為價格，而是因為“沒有申報”。

10月10日下午，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外通報：已依法對高通公司收購以色列V2X芯片企業Autotalks未依法申報經營者集中一事立案調查。至此，這家全球通訊芯片巨頭再一次被中國反壟斷機構“點名”，也是自2015年“60.88億元天價罰單”之后，再次在中國面臨重大合規風險。

看似低調的一筆交易，卻牽動全球敏感神經。

高通收購Autotalks的交易本就一波三折。2023年官宣，2024年被放棄，2025年悄然完成——而這背后，是英國CMA和美國FTC的輪番審查、是中國市場監管機構發出的“限期申報”通知，也是高通在手機市場增長乏力背景下，對汽車業務板塊“豪賭式突圍”的關鍵一躍。

但就在它完成交易后48小時，市場監管總局的調查公告讓整個并購案重新被推上聚光燈下。美股高通盤中一度大跌超過7%，分析師擔憂中國市場再度設限。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監管關注焦點的變化：從專利授權，轉向了關鍵技術領域的收購行為本身。

Autotalks是什么？V2X（車對一切）芯片的全球頭部玩家，能讓車與車、車與路實時對話，是自動駕駛場景中最基礎的“語言模塊”；而它正是中國智能網聯汽車體系最重視、最不愿被外資主導的核心賽道之一。

這不再是單純的一筆并購案，也不僅僅是企業操作流程的“瑕疵”。當外資科技巨頭開始整合車路通信、智能駕駛、標準協議這些“國家級技術命脈”時，紅線早已劃定，警鐘已然敲響。

高通再次觸線，而這一次，監管的態度更堅決、后果更復雜、信號更強烈。

01:交易復活：為何Autotalks成了高通的“執念”？

如果只看規模，這筆交易并不“顯眼”：一家總部在以色列的初創芯片公司，最終成交價不到1億美元，僅為初期估值的1/4；如果只看市場，高通與Autotalks原本幾乎沒有正面業務沖突，甚至可以視為“補全型收購”；但如果看時間線——就足以令人警覺。

2023年5月，高通首次宣布將收購Autotalks，整合其V2X芯片產品以增強旗下驍龍數字底盤（Snapdragon Digital Chassis）平臺能力。此時的高通，正經歷智能手機市場下行帶來的收入瓶頸，急需在汽車、物聯網等新興業務板塊找到“第二增長曲線”。而V2X（Vehicle-to-Everything，車對一切）通信技術正是智能網聯汽車發展的關鍵“數據通道”，被視為自動駕駛安全、協同決策、智能道路基礎設施的底層支撐。

Autotalks正是V2X賽道中極少數能同時支持DSRC（基于WiFi）與C-V2X（基于蜂窩網絡）兩種協議的芯片廠商。其芯片可實現車與車、車與路、車與行人之間的實時通信，已在歐美市場積累大量測試經驗與商業訂單。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是“專用型V2X芯片組”，不是附帶功能，而是為這一技術而生，構成了全球通信協議演進中的關鍵一環。

對高通而言，這不是一筆可有可無的交易，而是一塊可能決定其未來10年汽車業務核心競爭力的“缺失拼圖”。

然而，就是這樣一筆看似“技術型整合”的交易，在2023至2024年間卻遭遇了美國FTC、英國CMA等主要監管機構的強烈審查。尤其是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在2024年2月正式啟動調查，認為該交易“可能損害V2X市場的創新與價格競爭”，高通最終在2024年3月主動宣布終止交易。

從被迫放棄，到悄然重啟，這中間不過一年時間。

2025年6月5日，高通突然宣布交易完成，并將Autotalks產品正式并入驍龍數字底盤產品線。此前曾擔任Autotalks CEO的Hagai Zyss，已低調就任高通產品管理副總裁，這一任命標志著整合動作早已實質落地。

行業觀察人士注意到，此次完成交易的節奏頗為詭異——沒有預熱，沒有說明，也沒有主動披露是否已獲得各國監管機構的批準，尤其是在中國，高通并未公告其是否已履行經營者集中申報義務。

而正是這“看似靜悄悄”的一躍，引發了中國市場監管總局的警覺，并最終在10月10日將其立案調查。顯然，這不僅是一次對收購對象價值的押注，更是一次對全球監管博弈節奏的誤判。

02:中國出手：為何車載通信成了監管新焦點？

這并不是高通第一次被中國監管機構“敲打”。

但與十年前因濫用專利授權市場支配地位而被重罰60.88億元不同，此次立案的核心，不在高通“怎么收錢”，而在它“怎么收人”。

依據2024年起實施的新版《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和《橫向經營者集中審查指引》，即便交易未達到傳統的營業額門檻（如在華營業額超8億元），只要存在“可能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的潛在風險，監管機構就有權主動要求申報，甚至書面發函，限期完成。

而Autotalks正是這種“規模不大、威脅極大”的典型：

? 它提供的專用V2X芯片，是智能駕駛中實現低延時、廣覆蓋實時通信的關鍵，屬于智能網聯汽車基礎設施中的“神經中樞”；

? 該公司長期致力于DSRC和C-V2X協議雙兼容，掌握未來通信標準演進方向；

? 一旦被高通整合，可能形成美系陣營對V2X協議和核心部件的“技術綁定”。

這意味著，如果高通控制了Autotalks，就可能在中國市場形成事實上的通信協議鎖定效應：上游芯片被壟斷，下游整車廠的通信組件選擇權受限，進而影響整個產業鏈的開放性和可控性。

監管部門早已有所察覺。

在2024年發布的《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中就曾提及兩起未達營業額申報標準、但仍被立案調查的科技并購案，其中一例被主動放棄，一例依法補報。多位業內人士證實，其中就包括高通收購Autotalks一案。

據接近交易人士透露，高通在2025年重啟交易前，曾收到市場監管總局的書面通知，要求限期完成申報。但高通依然于6月5日宣布交易完成，未就中國市場監管表態。這一舉動被視為“跳過程序”的明顯違規，最終導致監管總局在10月正式立案調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監管的警覺不僅源于該交易的“申報瑕疵”，更來自其潛在的“結構性競爭風險”。

當前，中國正在加速建設以C-V2X為主導的智能網聯基礎設施，V2X通信技術在《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新基建規劃》中被列為核心支撐。華為、移遠、地平線、東軟、中汽研等一批本土企業正力圖實現“芯片-協議-系統”的全面自主化。

在這個背景下，一個外資巨頭通過收購迅速占據技術制高點，極易引發市場結構的失衡。“申報”不只是個合規動作，更是對關鍵賽道主導權變化的前置審查。

可以說，此次高通案，不僅驗證了監管“反壟斷+技術安全”雙重審查的新趨勢，也為未來更多涉及核心技術、關鍵基礎設施的數據密集型并購交易劃出了紅線。

03:全球角力：車載芯片并購為何難過監管這關？

在全球并購市場的風暴眼里，汽車芯片早已不是“配角”。

當自動駕駛、車路協同、智能座艙成為未來出行的主旋律時，V2X芯片就不再只是“一個模塊”，而是新一代智能汽車的話語權樞紐。而一旦關鍵技術的提供者減少至個位數，標準制定、生態門檻、市場綁定效應便會迅速形成。

這也是為何高通收購Autotalks，從一開始就“站在鎂光燈下”。

2023年，高通首次對外宣布并購計劃后，便迅速引起美英等多國反壟斷監管機構的警覺：

? 英國CMA：于2023年9月啟動調查，明確擔心該交易“可能導致V2X芯片市場創新減少、價格上漲”，最終在2024年2月27日進入正式審查階段；

? 美國FTC：直接表達“反對”意見，認為該交易將損害汽車制造商獲取高性價比V2X解決方案的能力；2024年3月25日，FTC競爭局局長亨利·劉（Henry Liu）公開表示：高通放棄收購是“對行業創新和消費者的好消息”；

?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雖未在第一時間公開表態，但已在2024年度執法報告中暗示對該交易進行關注和后續調查。

這些監管機構之所以反應如此強烈，源于Autotalks在V2X領域的獨特地位——它是目前極少數可跨協議部署、同時兼容DSRC和C-V2X的廠商，這意味著它的產品不僅是技術方案，更可能演化為通信標準接口層的“事實統治者”。

而高通本身，已在車載通信芯片領域擁有廣泛布局，特別是其“驍龍數字底盤”平臺，涵蓋了座艙、通訊、自動駕駛、車云協同等全棧能力。一旦Autotalks并入其生態，高通將在“芯片+通信協議+整車解決方案”這一鏈條上形成近乎閉環的市場格局。

這就是所謂的“橫向并購效應”：

不是你一個領域做強的問題，而是相關市場的進入門檻變高、替代路徑變窄、客戶選擇被限制的問題。

在開放競爭的經濟環境下，這種趨勢對中小廠商極為不利，對整車廠商也是不容忽視的制衡力量。一旦高通主導V2X協議演進，未來整車廠選擇供應商將面臨“要么全部上車、要么徹底出局”的困境，嚴重削弱行業多樣性與定價博弈能力。

而在中國，這樣的市場結構性風險疊加了“技術安全”的考量。

尤其是在C-V2X已列入國家新基建核心模塊的當下，任何可能對技術控制權形成排他性的跨國交易，都會被視為“戰略并購”，自然不可能以“低交易金額”作為免申報的借口。

對高通而言，這筆交易既是“技術補位”，也是“商業續命”。

過去兩年，隨著智能手機業務增長乏力，其汽車板塊成為轉型重心。據2024財年財報，高通汽車業務年營收超過18億美元，同比增長26%，其中V2X技術是未來幾代平臺關鍵增長點。Autotalks的加入，幾乎是一步直通領先者的捷徑。

但正因這條“捷徑”過于關鍵，也就必然穿越全球監管的雷區。

結語：高通之后，誰還敢低估中國的監管紅線？

這一次，高通的再度落馬，或許不僅僅是一樁企業合規事件，更是中國監管邏輯“質變”的一個轉折點。

從2015年專利濫用被查，到2025年收購未申報被立案，高通在中國市場兩次“踩線”，恰恰見證了一個全球趨勢：技術型企業的并購行為，正逐漸成為各國監管機構的“頭號關注對象”。

過去，反壟斷更強調市場份額、價格壟斷、傳統平臺經濟。

而現在，一家中等規模的以色列芯片企業，一項通信協議的“雙協議能力”，一條被嵌入到自動駕駛系統底層的技術路徑——都可能成為監管“先發制人”的理由。

這是一個全新的執法范式，背后映射的是國家在面對“技術競爭戰略化”“數據要素武器化”趨勢下的主動防御意識。

而中國顯然正在加快行動節奏：

? 從《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到新版《反壟斷法》《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一張跨部門、跨技術領域的監管網絡正在收緊；

? 從AI芯片、半導體IP、工業軟件，再到車載通信與智能駕駛系統，凡涉“關鍵基礎設施+核心技術+未來標準”的跨國收購，無一例外都會受到逐案評估；

? 尤其是在中美科技脫鉤加速背景下，任何可能影響國內產業鏈自主性、標準自主權的交易，幾乎注定要進入“審慎模式”。

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市場拒絕外資——恰恰相反，真正合規、透明、尊重中國監管框架的外企依然擁有廣闊舞臺。

但如果一家公司寄希望于“繞過程序”“低調處理”“技術綁架”，那么高通案就是最明確的警示：時代變了，規則也變了，別再賭“別人不查”。

對全球半導體產業而言，高通案的影響同樣深遠：

? 那些還在規劃對中小AI芯片企業、“類IP廠商”收購的科技巨頭，必須重新評估在中國的監管風險敞口；

? 那些準備將車載芯片/傳感器/通信協議標準“打包出售”的初創公司，也會意識到：被誰收購、用來做什么、在哪個市場落地，不再只是商業判斷，而是政策紅線。

而對于中國本土產業鏈來說，這起案件也提出了另一個倒逼式命題：如果不想被別國協議綁定，就必須加速自己的協議、芯片、平臺、標準體系建設。

高通之后，誰還敢小看中國的監管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