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一生最大的遺憾：年薪10000美元，卻沒來得及借錢給杜致仁

一瓶安眠藥，一張五百美元支票，一個22歲的年輕生命在畢業前戛然而止，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心中永遠的痛。

1956年夏天，美國普林斯頓一個普通的住宅里，楊振寧的妻子杜致禮推開弟弟的房門。房間里靜得出奇，22歲的杜致仁靜靜躺在床上，床下散落著空藥瓶——這個哈佛大學（另有資料稱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材生，因無法湊齊3000美元學費，選擇了服安眠藥自殺。

就在前一刻，杜致仁還收到母親從臺灣寄來的500美元支票。這是蔣介石“慷慨”援助的一半，要分兩年支付的1000美元學費借款的第一期。面對這筆連學費一半都不夠的款項，年輕人崩潰了。

家道中落，學費危機

杜致仁并非出身普通家庭。他是國民黨名將杜聿明的長子。杜聿明曾是蔣介石手下重要將領，權勢顯赫。

杜聿明

1949年，杜聿明在戰場被俘，杜家隨之走向沒落。

杜家母親曹秀清帶著子女退守臺灣后，生活一落千丈。曾經的將軍府少爺杜致仁卻異常刻苦，成功考入哈佛大學（另有資料稱是普林斯頓大學），成為全家的希望。

在美國求學期間，杜致仁與姐姐杜致禮、姐夫楊振寧關系親密。楊振寧為他在家里準備了房間，杜致仁經常來往于學校和姐姐家之間。當時楊振寧已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1952年年薪高達1萬美元——相當于普通美國家庭三年收入。

杜致仁在哈佛的前三年依靠臺灣銀行貸款維持學業。1956年暑假，即將升入大四的他遭遇突變：銀行突然拒絕繼續貸款。

當時僅需3000美元，他就能完成最后一年的學業并獲得哈佛畢業證書。

為解兒子燃眉之急，母親曹秀清硬著頭皮給蔣介石寫信求助。半個月后，得到回復：“準借一千元，分兩年支付。”這位將軍夫人含淚將第一張500美元支票寄給遠在美國的兒子。

杜致仁收到支票時幾近崩潰。他哀求姐姐和姐夫：“能不能幫我找點活干？我自己籌錢！”楊振寧和杜致禮好言安慰，答應幫他想辦法。

楊振寧后來回憶，他當時察覺杜致仁情緒異常，曾對他說：“任何時候都可以找我幫忙。”然而這不夠具體的安慰未能挽回年輕的生命。

第二天中午，當杜致禮推開弟弟房門時，悲劇已經發生。杜致仁靜靜地躺在床上，再也沒有醒來。現場發現的安眠藥瓶表明他選擇了自殺這條不歸路。

當時楊振寧的經濟狀況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寬裕。雖然年薪高達1萬美元，但楊振寧有家庭需要撫養，剛購置房產，經濟壓力不小。

楊振寧的自責與遺憾

杜致仁去世后第二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后，各種機構的橄欖枝紛紛向他拋來。

然而榮譽無法彌補內心的遺憾。楊振寧曾坦誠表示：“杜致仁的自殺，我負有一定的責任。”他反思道：“當時也沒有太把小舅子的事當回事，但凡能為杜致仁想想辦法，幫忙籌措，杜致仁也不會走上絕路。”

更令人唏噓的是，楊振寧后來承認他完全有能力支付這筆費用。據《三聯生活周刊》披露，楊振寧1952年年薪已達10000美元，足以負擔3000美元的學費。

杜致仁之死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綜合分析，有三座大山壓垮了這個年輕人。

家庭變故是第一重壓力。父親杜聿明被俘后，杜家從顯赫將門淪為困頓之家，心理落差巨大。

經濟壓力是直接原因。在哈佛三年學習已讓杜致仁負債7000美元，相當于非白種美國人兩年收入。

心理負擔更是致命一擊。有回憶稱杜致仁曾因花費500美元購買二手車遭到母親嚴厲批評，可能因此產生抑郁。

楊振寧的疏忽在于他選擇了被動回應而非主動干預。他不是拒絕幫助，而是沒有“主動伸手”。

歷史無法假設

假如杜致仁能再堅持一年，等姐夫獲得諾貝爾獎后，他的命運或許會完全不同。但歷史沒有如果。

杜致仁的墓碑靜靜立在陜西米脂老家，上面刻著“普林斯頓大學”的字樣。而楊振寧晚年回國后，定居清華園，將他豐富的學術經驗傳授給下一代中國科學家。

2015年，93歲的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回歸中國。或許在某個寂靜的夜晚，他還會想起那個22歲的年輕人，想起那個沒能及時伸出援手的夏天。

杜致仁的悲劇發生后，楊振寧曾感嘆：“一個人的成功，不只是個人的努力，更是身邊人的支持。” 然而對杜致仁來說，那個最需要支持的夏天，所有的門都悄然關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