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直到犧牲都不知，她視若己出的繼女阿菊，其實是個國民黨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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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0年2月，阿菊蹲在火盆前準備燒毀香港來信，這封信記著朱楓次日要見的聯絡人地址。

此時朱楓正伏在桌前寫撤離請求：阿菊，明天陪我去南門市場，順便把這包‘絲綢樣品交給王老板。

阿菊應了一聲，眼底閃過一絲異樣。

朱楓決定帶阿菊赴臺不是臨時起意。

1949 年秋她在香港接受華東局任務，組織曾提議派一名專職交通員隨行，朱楓搖頭：阿菊跟著我十二年，抗戰時在上海幫我送過藥品，從不出錯。

朱楓剛與前夫陳綬卿離異，就聽說前夫與他人所生的阿菊無人照料，那時阿菊才13 歲，瘦小沉默，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完整。

朱楓于心不忍，把她接回家教她讀書寫字，還送她去簡易學堂。

上海淪陷后，朱楓冒險給地下黨送電臺，阿菊就在門口望風，看到日本憲兵路過就假裝撿柴火敲三下門，幫朱楓躲過兩次搜查。

所以朱楓常跟同志說：阿菊話少，但心細，比親女兒還可靠。

后來朱楓在廣州做物資轉運，阿菊成了她的幫手：幫著整理賬本，把情報藏在縫補的衣物里，甚至能記住十幾個聯絡點的暗號。

朱楓去香港前特意帶阿菊去拍了張合影，照片里阿菊挽著她的胳膊，笑得很靦腆，朱楓在照片背面寫：吾家阿菊，患難與共。

而這份信任，也讓她后來對自己的這個女兒毫無防備。

1949年11月，朱楓以 “朱諶之” 的名義赴臺，對外自稱 “上海絲綢商”，出發前她給阿菊做了件新棉襖，把第一筆活動經費縫在棉襖夾層里：

“到了臺北，租房、辦戶口都靠你，那邊人地不熟，你性子穩，我放心。”

她沒注意到，阿菊摸了摸棉襖夾層，眼神有些閃爍。

剛到臺北時阿菊確實很能干，她很快找到中山北路的出租屋，跟房東聊得熱絡，還主動給轄區派出所送自家腌的咸菜。

派出所的李警員正是阿菊丈夫張阿生的同事，張阿生當時在保密局臺北站當特務警員，負責收集可疑人員情報。

他就勸阿菊：朱諶之的身份不簡單，你把她的行蹤告訴我，不僅能領津貼，還能保咱們全家安全。

從此以后，阿菊就開始定期報備朱楓的活動：

“朱諶之赴南門市場見一穿灰衫男子，交一包物品”；

1 月 5 日，“收到香港來信，當夜燒毀，疑似加密內容”；

1 月 18 日，“外出購買紙張、墨水，疑似書寫情報”。

這些記錄，后來都成了逮捕朱楓的證據。

朱楓并非毫無警惕，1950 年 1 月，她發現有人在巷口尾隨，就繞了三條街才回家，還跟阿菊說：“以后我外出，你多留意身后有沒有陌生人。”

阿菊點頭，轉頭就把 “朱諶之已察覺被跟蹤” 的消息告訴了張阿生，張阿生讓她 “繼續穩住，別讓她起疑”，還教她：

“要是她問起，就說沒看見異常，免得她提前撤離。”

更致命的是，朱楓與吳石將軍的聯絡阿菊也知曉，她看著朱楓把情報藏在絲綢卷里，當晚就告訴張阿生：

“有個穿軍裝的人來送東西，像是高級軍官。”

張阿生立刻上報，保密局由此鎖定吳石，為后來兩人一同被捕埋下伏筆。

當時臺北街頭隨處可見 “檢舉共諜，人人有責” 的標語，朱楓的警惕性越來越高，她發現有便衣跟蹤，就頻繁換住址，從中山北路搬到士林路。

她開始教阿菊備用路線：“要是我沒回來，你就從后巷走，去火車站找賣茶葉的張叔，他會送你去香港。”

2月8日，朱楓本要去永樂市場接軍用藥品標簽，出門前阿菊說頭疼，想在家歇著，朱楓沒多想，獨自出了門。

可她剛到市場門口，就看見幾個便衣盯著自己，趕緊轉身繞路回家。

原來，阿菊前一晚已經把 “永樂市場、上午 10 點、接藤箱” 的信息報給了特務科。

當天夜里，特務突襲了朱楓之前住過的出租屋，抓了4個曾跟她談過絲綢生意的交通員。

朱楓意識到危險，連夜寫了撤離請求，藏在寫字臺的抽屜夾層里，還把鑰匙和路線圖交給阿菊：“要是我被抓了，你就把這個交給張叔。”

阿菊接過東西，眼圈紅紅的說 “媽，你不會有事的”—— 可她轉身就把撤離請求的藏放位置告訴了周志坤。

2月9日下午，朱楓出門買糧食，剛走到巷口就被憲兵圍住 ，她還回頭看了一眼出租屋的方向，以為阿菊會拿著路線圖去報信。

她怎么會想到阿菊正站在窗邊看著她被押上軍車。

朱楓被押往軍法局后，阿菊按周志坤的囑咐繼續住在出租屋里演戲，她每天按時做飯、洗衣，把朱楓的行李擺得整整齊齊。

連憲兵上門搜查時都沒發現破綻，有鄰居問 “朱老板去哪了”，她還紅著眼說去香港進貨了。

朱楓被押往馬場町刑場，行刑前她整理了一下灰藍便衣的衣領，望著大陸的方向，她到死都以為阿菊會想辦法把她的消息傳給組織，會等著她回去。

阿菊正在家里縫衣服，周志坤告訴她朱諶之被處決，她什么話都沒說。

朱楓犧牲后軍法局把她火化，還寄了一封信到出租屋，阿菊拿著信去軍法局遞交了認領申請，說要帶母親的骨灰回上海。

可第二天她沒去取，周志坤跟她說別再沾這事，不然咱們的安全保護就沒了。

阿菊怕了，她不僅沒去領骨灰，還偷偷拿走了朱楓的撤離請求，而朱楓的骨灰因三個月無人認領被銷毀。

阿菊在那之后沒多久就跟著周志坤搬到了臺南，改名叫“周菊”，再也沒人知道她曾是朱楓的女兒。

朱楓的故事，不是當時遭遇背叛的個例，1950年，與朱楓一同犧牲的還有吳石、陳寶倉、聶曦，他們都是因為被身邊人告密而暴露。

當時國民黨的“黎明計劃”讓無數家庭陷入“親人檢舉親人”的悲劇，有人為了獎金，有人為了自保，有人像阿菊一樣，為了“家屬保護承諾”。

2010年，朱楓被追認為“革命烈士”，2015年，臺灣地區解密了一批保密局檔案，其中清楚記錄著阿菊的線人登記信息，任務：監控朱諶之（朱楓）。

那個被她視若己出的女兒的背叛，可以辯解為是一個普通人在恐懼與利益面前的妥協，但是朱楓的信任，反而成了那個時代里，最悲壯也最珍貴的堅守。

參考資料：

1.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朱楓烈士史料匯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臺灣地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保密局臺保秘字第1950-027號檔案》（2015年解密）

3. 吳石研究會：《吳石、朱楓情報合作檔案》，《百年潮》2018年第6期

4.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0年代臺北白色恐怖事件檔案選編》，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2年版

5. 《臺灣軍法局1950年處決檔案（軍法秘字第610號）》，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9年內部版

6. 陳寶倉烈士親屬回憶錄：《1950年臺灣地下黨犧牲紀實》，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