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戰而屈人之兵！救場的一篇答辯狀，加庭末一句提問，就逼原告撤了訴。法官徐劍鋒直呼：“危險分子”

按語：因當事人開庭前三兩天反饋，和律師所見不合——律師認為有“條子”，得還款；律師又是我介紹的；我只好臨時緊急救場，調閱材料，代為草就了這份粗糙的文書，及組織了證據清單。

律師庭上應對得當。

開庭結尾，我舉手要求作旁聽發言。法官同意。我問：如果有人涉及虛假訴訟、抽逃出資、抗拒執行，是否要處罰？

問是問的法官，說卻是說給原告聽的。

法官隨即對原被告雙方作了釋明。

第二次開庭，如預判，無懸念，原告到場第一件事也唯一一件事:撤訴。

至此，我才亮明我是誰。法官徐劍鋒說：呀，“危險分子”！

聽訟觀感：徐劍鋒專業水平不錯的，不用忌憚“危險分子”。哈哈！

答辯狀

蘇0602民初4786號原告A與被告1B、被告2C公司“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原告訴狀及舉證材料收悉。

一、原被告不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案涉5萬元是原告投資款

原告A訴稱：“2023年1月，原告與被告1等共同投資設立被告2。同年1月14日，兩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5萬元用于經營。”

如果案涉5萬元系借款，那么試問，原告A的投資款又去了哪里？原告A總共就向被告1B轉了5萬元這唯一一筆款，從未向被告2C的公賬轉入任何一筆款。

這5萬元，實是發起成立被告2C時，原告A的投資款（按約定原告本應實投10萬元，但自始至終僅投5萬元，其他拖欠）。

被告2C系2023年1月6日辦理營業執照，后續辦理稅務登記、到銀行開立公司賬戶等皆需時間 。原告A系1月14日，向被告1B賬戶打入5萬元投資款；被告1于開立公司賬戶后的1月18日，向公司賬戶即被告2公賬打入15萬元（包含A投的這5萬元）；案外人另一股東D，也是1月18日，通過其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個人獨資企業某公司公賬，向被告2C公賬打入15萬元投資款。

根據打款時間上的關聯性、接近性，三股東打錢均在被告2C的發起初創期，足以表明原告A的這5萬元，也乃投資款。

在被告2C的發起初創期，若是另二股東即被告1B、案外人D皆須實打實的投錢；唯獨原告A不需投錢，5萬元是借款，他“空手套白狼”的占有被告2C的20%股份，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美事？這明顯違背日常生活常識，違背交易習慣，違背經驗法則，違背《民法典》第6條所確立的公平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而若原告A同樣也須實打實的投錢，那么，被告1B、被告2C所需要的，也首先是原告A投錢，又哪里用得著向他借款？若以案涉5萬元為借款，也明顯違背邏輯法則。

再有，若案涉5萬元為借款，那么，原告A何以沒舉證原始借據？借款5萬元，卻不存在即時性的原始借據，這也明顯不符合民間借貸的交易習慣。

發起成立公司，開辦工廠，諸如廠房租賃、裝修、設備及辦公用品購買等等，都需要錢，需要固定成本投入。這本是生活和商業常識。而光被告2C發起初創時，廠房租金和裝修費用這兩項（還不說其他），即合計397400元，比三個股東即被告1B、案外人D、原告A的首期投資款合計的30萬元，超出97400元。而因被告1B是持股60%的大股東，隨著被告2C的建設需要，包含首筆投資款10萬元在內，他逐步增加投資包括墊資，累計投入564345.99元，均是自資，又哪里用得著向原告A借款5萬元？

二、協議表述“借款五萬元”另有別情，原告隱瞞股權被凍結

原告A舉證的《關于A工資清算協議以及其他條件》中，將案涉5萬元表述為“借款五萬元”，實是另有別情。是原告A隱瞞了一個特定事實，對被告2C法定代表人即被告1B下套。當然，這也是利用了被告1B法律知識欠缺和濫好人性格的弱點。該文書連個落款時間都沒有，也側證了被告1B法律知識欠缺。

所謂原告A當時隱瞞了的一個特定事實，是指：根據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2022）蘇06民終3979號南通宮山服裝檢整有限公司與楊懷山、南通忠山服裝檢整有限公司與企業有關的糾紛一案民事判決書，及根據崇川區人民法院所作（2023）蘇0602執2532號執行裁定書，在2023年9月5日，崇川區人民法院作出（2023）蘇0602執2532號協助執行通知書，凍結了被執行人即本案原告A在本案被告2即C公司所占的20%的股權。

這直接導致上述股權，對原告A喪失意義。但他隱瞞了這20%股權被崇川區人民法院凍結，他已無權支配、處分的事實真相，詭稱向被告2C法定代表人即被告1B退股，來換取撤資，要拿回當初的5萬元投資款。

后經雙方商洽，被告1B袁在受到原告A欺瞞，不明相關20%股權被崇川區人民法院凍結這一真相的情況下，向原告A支付了首筆交易款2萬元，并約定股權交割完畢，再給付3萬元尾款（被告1B當時因賬上沒錢，系通過其母親E的銀行賬戶，應原告A的要求，將2萬元打入A妻子F的銀行賬戶，時間是2023年10月31日。）；后續并于12月中旬左右，變通的形成了上述《關于A工資清算協議以及其他條件》，并把案涉5萬元變通表述為“借款為5萬元”。

雖然上述協議并無具體落款時間，但根據其內容“現決定認定A2023年9月-2023年12月工資為八萬元……”“A從2023年12月31日之后不再參與C公司任何生產管理并且不承擔任何職位”，足以推定一：該文書的形成時間是2023年12月中旬左右；足以推定二：合同相對方之一原告A真意，是要退出被告2C，并想拿回5萬元投資款（但他隱瞞了其名下20%股權因被崇川區人民法院凍結，他根本無權處分，無權作股權交易的事實）。

而后，當被告1B即被告2C法定代表人約略得知原告A名下股權被凍結，微信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12月30日，B問“……你那個股權什么時候能解凍？我過年后想用C貸款……”A答“過了年才能解。”，意即2024年初才能解。原告A依然在持續性欺騙被告1B。

但現經查證清楚：崇川區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所作出的（2023） 蘇0602執2532號協助執行通知書載明，“凍結年限三年，凍結期限自2023年9月8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

透過現象看本質。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簡稱《九民紀要》），要求各級法院要“通過穿透式審判思維，查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探求真實法律關系”。

《民法典》第146條同樣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亦即要求探究合同字眼下面掩蓋的合同真意，并視具體情況，作具體對待。

那么，探究《關于A工資清算協議以及其他條件》中關于案涉5萬元，原告A與被告2C法定代表人即被告1B的合同真意。原告A無非系因股權被崇川區人民法院凍結，對他已無意義，想以虛擬的“借款”名義，收回當初的5萬元投資款（但他先是隱瞞股權被凍結的事實，當被告1B稍知后，又繼續隱瞞凍結期限）；而被告2C法定代表人即被告1B，無非是情愿給原告A5萬元，并且已給2萬元，想拿回原告A名下那20%股權，但因原告A隱瞞了股權被凍結的事實或凍結期限，事實上暫時并拿不回。

三、請求裁定案件移送某區法院，及裁定解除訴前保全措施

綜上，請求貴人民法院承辦法官，運用“穿透式審判思維”，根據原被告雙方舉證情況，結合邏輯法則、經驗法則，綜合判斷采信各種證據，深入探究查明當事人真意；并根據證據呈現出的法律事實，排除并不存在的的民間借貸糾紛法律關系，還原案件原貌，把基礎法律關系還原為與公司有關的糾紛；進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7條規定：“因公司設立、確認股東資格、分配利潤、解散等糾紛提起的訴訟，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及第37條規定“人民法院發現受理的案件不屬于本院管轄的，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認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規定不屬于本院管轄的，應當報請上級人民法院指定管轄，不得再自行移送。”，裁定該案移送被告2C公司所在地的某區人民法院審理。

并且，關聯案件——原告A基于同份《關于A工資清算協議以及其他條件》等舉證材料發起的，原告A與被告C公司、B勞務合同糾紛一案，業已由某區人民法院立案審理，案號（2025）蘇0602民初5847號。兩案已然形成司法實務中俗稱的“串案”。由同一家人民法院審理，也便于承辦法官作關聯性審查，保持審理、裁判邏輯深層次上的的一致性，以免萬一有相互抵牾的情況出現。

同時，鑒于本案基礎法律關系應為與公司有關的糾紛，而非民間借貸糾紛，貴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轄權而應移送某區人民法院審理；故而，請求貴人民法院同步即時撤銷貴院所作（2025）蘇0602民初4786號民事裁定書，即解除對被告1B、被告2C公司采取的5萬元存款或等值財產的訴前保全措施。

此致：

崇川區人民法院

B

C

202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