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刊登披露李大釗就義細節：沒戴眼鏡，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在課本里，李大釗的形象總是戴著眼鏡，留著兩撇胡子，眉宇間藏著看透時代迷霧的堅毅。這位被毛澤東稱為 “真正的老師” 的革命者，用 38 年人生在近代中國的黑暗里點燃了馬克思主義的火種。

而 1927 年北京《晨報》的一則簡短報道，卻讓我們看到了他生命最后時刻更震撼的模樣 —— 沒戴眼鏡，神色未變，在絞刑臺上從容赴死。

從愛國青年到播火者

1913 年，24 歲的李大釗東渡日本求學，彼時的中國正陷在辛亥革命失敗后的混亂里，封建軍閥割據一方，列強環伺伺機瓜分。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的課堂上，他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學說，這顆種子在他心中悄悄扎根。

三年后回國，他立刻投身新文化運動，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揮筆作戰，抨擊舊禮教，呼喚新思想，就像他后來寫的那樣，要以 “青春之我” 創建 “青春之國家”。

十月革命的炮聲讓李大釗看到了救國的希望。1918 年，他接連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雄文，熱情贊頌這場革命 “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更斬釘截鐵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這不是空泛的吶喊，1919 年五四運動后，他在《新青年》連載 2.6 萬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講解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零星傳播走向系統普及。

1920 年秋，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組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后又推動全國多地建立黨組織，被后人稱為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建黨后，他主持北方區委工作，深入工廠發動工人運動，還多次往返京滬粵，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即便奉系軍閥占據北京，白色恐怖籠罩全城，他仍堅守崗位，有人勸他避險，他卻說 “北方區委人少，工作離不開”，把生死置之度外。

鐵窗與絞刑臺

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警闖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和家人、同事共 30 余人。

在獄中，敵人用竹簽扎進他的指甲縫，最后甚至剝去指甲，卻沒能從他口中得到任何黨的秘密。他在《獄中自述》里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面對一同被捕的青年，他主動表示 “負其全責”，懇請敵人 “寬大處理，不事株連”；與妻女在法庭相見時，他雖滿心牽掛，卻始終未提半句家事，只以堅定的眼神傳遞力量。

4 月 28 日，特別法庭倉促宣判李大釗等 20 人絞刑立即執行。《世界日報》記錄下了行刑前的細節：接到死刑命令后，李大釗第一個在供狀上簽字，沒有絲毫猶豫。

當汽車以 “移送法庭” 的名義將他們送往看守所時，其他人都被繩絆束縛，唯有李大釗因 “毫不恐怖”，被敵人以 “相當禮貌” 對待。

抵達看守所后，軍警按命令每兩人合拍一張照片，這成了李大釗留在世上的最后影像 —— 照片里的他沒有戴平時常戴的眼鏡，站姿端正，面容平靜，看不到一絲恐懼。

刑場實行隔離原則，20 位革命者彼此不能相見，李大釗被第一個帶上絞刑臺。《北洋畫報》的通訊里提到，他曾請求 “以紙筆來，俟書一遺囑”，卻被執刑者拒絕，此后便再未多言。執刑者讓他伸長脖頸，他坦然照做，神色始終未變。

《晨報》用極簡的文字記下了現場情況：“計自二時至五時，二十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臺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而《世界日報》則補充了一個細節：“李就刑時，則呼天字。” 這聲呼喊里，是對民族命運的牽掛，還是對革命理想的堅守，如今已無從考證，但那份臨刑的從容，卻透過百年時光震撼人心。

未曾遠去的精神

李大釗犧牲的消息傳出后，全國震動。這位畢生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的革命者，用生命踐行了自己的誓言：“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

他播下的馬克思主義種子，后來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長成了參天大樹。當年他為之奮斗的 “青春之國家”，如今早已實現；他預言的 “赤旗的世界”，正在中國大地上書寫著新的篇章。

那些報紙上的寥寥數語，記錄的不僅是一位革命者的最后時刻，更是一種信仰的力量。沒戴眼鏡的他或許看不清眼前的絞刑架，卻早已看清了中國未來的方向；三小時的行刑過程漫長而殘酷，但他的從容讓敵人的暴行顯得愈發卑劣。

正如他當年所說，革命的種子早已撒遍各地，即便犧牲了他一個，還有無數人會接過火炬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