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茶 | 自由撰稿人的黃金時代

文 | 綠茶

一九九八年，二十歲出頭的韓浩月，在故鄉小鎮郵局二樓租了一間小屋，做自己的寫稿工作室，隔壁則是郵局局長的辦公室。那年月，想在小鎮憑借一支筆寫稿養活自己，在家鄉的親人和朋友們看來，簡直是“異想天開”。然而，這間小小的屋子，藏著他的文學夢，也是他日后成為“自由撰稿人”的起點。

小鎮郵局只有局長和兩位郵遞員，浩月每天按時“上班”，儼然是郵局“第四人”，中午休息時，局長常會端著搪瓷杯來浩月屋玩幾把牌，兩位郵遞員偶爾也來圍觀，但從不參與。

那時候寫稿，他會在格子稿紙間墊上三四張復寫紙，用力寫下稿件，第一頁寄給想投的報刊，最后一頁自己留底。一段時間不見發表也沒有退稿信，再把備用稿投出去。在報刊繁榮的上世紀末，很多文學青年都是通過這種海投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文學夢。

把工作室安在郵局，自然是最方便投稿和收稿費的，每次收到稿費，矮胖的郵遞員就會揮舞著稿費單，沖上二樓大聲地說：“又是一筆巨款，晚上哪里喝酒去？”有時候，寫稿累了，浩月也晃到郵局分揀報刊的房間，瘦高的郵遞員打趣：“大作家，又來視察工作啦？”浩月也順著話茬逗樂：“好好干，等局長調到縣里，你就是局長啦！”“等哪天你調到北京了，別忘了我們，常給我們寫信。”“北京那么遠，我才不去呢。”

誰料一年多后，二〇〇〇年，有朋友邀浩月到北京，參與創辦一份雜志，浩月匆匆在行囊中塞了“那支筆”，開始了“北漂生活”。

剛來北京時，租在亞運村北部的龍王堂村，盡管有一份工作，但每天下班回到租住屋，打開朋友淘汰的舊電腦，勤奮地寫稿。“我來北京別無他長，只能靠寫作改變命運。”每個寫稿的深夜，這句話是支撐他筆耕不輟的信念。

二〇〇二年，在一輪互聯網泡沫后，浩月失業了，他決心重拾在小鎮時的夢想，靠寫作養活自己。為此他咬咬牙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因為沒有辦公地點，也消費不起咖啡館的寫作模式，于是每天背著電腦，在建國門附近的一處小公園長椅上寫稿，旁邊各色人等來來往往，有趕時間的上班族，溜娃的家長，鍛煉身體的老人，以及一些無所事事的人。

然而，微薄的稿費要支付房貸和一家三口的生活，非得玩命不可。浩月跟我講過一些他的撰稿案例。比如：看電影的時候，他總是選擇坐最后一排，一邊看電影一邊寫影評，寫一條就用短訊發給等在那頭的編輯，電影放完出片尾字幕時，編輯手里已經有了妥妥的千馀字影評；再比如：有時出差或旅行，高速路上接到約稿，就把車停在服務區，以倚馬可待的速度寫完交稿繼續上路，或者讓家人或同行者駕駛，換到副駕在時速過百、耳邊不時有貨車呼嘯而過的場景下專注寫稿。

很多次和浩月一起出差，喝完酒打完牌通常都凌晨兩三點，回到房間后，他仍然要將第二天要交的稿子，保質保量地寫完，最后，再把清晨七點準時推送的六根公眾號編排完畢設置好定時推送。這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所謂“自由”，那是基于強大的自律和高度的自覺才能獲得的底氣。這份磨礪讓浩月在即將到來的媒體黃金時刻，穩穩接住了機遇。

二〇〇〇年前后，是中國紙媒的一個黃金時代，各種類型的都市報如雨后春筍般創刊，成都一九九五年創刊的《華西都市報》開風氣之先，而廣州的《南方都市報》和《信息時報》更是以強大的發行量引領都市報風潮，當時，北京涌現了《京華時報》、《新京報》，上海有《東方早報》，南京有《現代快報》，杭州有《都市快報》，青島有《半島都市報》，石家莊有《燕趙都市報》，武漢有《楚天都市報》，長沙有《三湘都市報》，成都有《天府早報》，昆明有《都市時報》，西安有《華商報》等等，舉不勝舉，甚至三四線城市都有自己的都市報。

除了都市報，細分領域的報刊也百花齊放。南方報業旗下有《21世紀經濟報道》《21世紀環球報道》《南方娛樂周刊》，《南方體育》等，《廣州日報》旗下的《足球》報，上海則有《申江服務導報》《上海壹周》《東方體育日報》等，北京有《北京娛樂信報》《精品購物指南》，還有長沙那份發行量驚人的《體壇周報》等。

這不僅是紙媒的黃金時代，也是“自由撰稿人”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報刊版面眾多，版式高級，尤其給特刊和副刊留出巨大的空間，幾乎每份報紙都有專欄版、漫畫版，甚至還有一些報紙開設了小說、詩歌、連載等版面。

如此報刊盛世，撰稿人根本不夠用，你會發現，很多報刊頻繁出現一些撰稿人名字，有些撰稿人甚至同時在十家報紙開設專欄，當時的報刊也有一定共識，只要不在同城，不同城市或南北城市，同題刊文是可以接受的，當時互聯網并沒有那么普及，都市報的讀者還是以在地讀者為主。除了副刊版面，其他版面的新聞和報道還是以當地為主。

我有幸于二〇〇三年從互聯網公司跳去《新京報》，任職副刊編輯，同時參與創刊《新京報書評周刊》。那時候，手里如果有多位像韓浩月這樣的“寫手”，編輯生涯就如魚得水。所以，那時候我們中午開完選題會，把稿子約給“寫手”們后，就有充分的時間等著收稿了。才有時間和潘采夫、張曉波等在報社活動室的角落，酣戰幾個小時“跑得快”。

那些年，很多媒體人同時也是撰稿人，因為撰稿人確實不夠用。有一次和潘采夫、韓浩月在一起聊“自由職業”話題，才知道，那些年，浩月靠寫稿月入三四萬，而我和潘采夫那時候做編輯，工資還不到一萬。可見，我和老潘生生把最好的撰稿時刻給荒廢過去了。

如今，我們都淪落為“自由撰稿人”，有那么多年自我訓練的浩月，其速度和效率還是旁人望塵莫及的。我們在小群里揚言自己今年要寫多少萬字，出幾本書，但基本停留在豪言壯語上，而浩月除了使勁鼓勵我們，然后，用一本又一本書鞭策我們。

《我沒一朵花勇敢》是他二〇二五年出版的第三本書，收錄了他近來的隨筆新作，其中有不少篇章與我有些許關系，讀來倍感親切。每次讀浩月作品，對他總有新認識，他的書寫充滿真情，這份真情，讓寫作有溫度、有力量、有共鳴。這篇小文是讀了其中幾篇他談自己的“自由撰稿人”之路的感觸，也是對一位始終堅守的筆耕者深深的致敬！（刊于2025年10月24日《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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