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越：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史學探微

原載《史學集刊》2025年第5期“呂振羽史學思想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史學探微

張　越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撰寫發表了為數可觀的宣傳、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文章，他此前出版的學術著作也大多經修訂后再版重印，其突出特點表現為“自覺的圍繞黨在每個時期的政治任務”而進行。作為最早主張“西周封建說”的代表人物之一，呂振羽在新中國成立后更強調兩周時期社會性質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他在“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中“隱而不發”，實則有著自己的堅持與考慮。呂振羽在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觀點和主張、他的研究成果和學術貢獻，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該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實際樣態。

關鍵詞：呂振羽；馬克思主義史學；古史分期；漢民族形成問題

呂振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著名史家，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等資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紛紛走上領導崗位，他們不僅對那些成書于民國時期而在新中國成立后重版再版的自己的著述內容多有修訂，而且對以往的一些學術觀點也進行了或多或少的調整。同時，他們還面臨著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的新態勢下如何推進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問題。目前對民國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已有較多成果，對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史家的研究也受到重視，[1]但后者在整體上研究還不夠充分。本文主要考察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情況，希望通過分析他在新中國成立后重版、再版和新問世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對當時的古史分期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的觀點與態度，更全面地認識該時期呂振羽史學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實際樣態。

一、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史學著述的基本情況

著名學者蔣大椿曾撰文指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原始社會史研究、殷代奴隸社會說、西周封建說、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中國通史撰述、中國政治思想史撰述、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研究等方面，呂振羽都是“最初提出和展開研究，開辟道路，作出始創性貢獻”。[2]這個評價是值得重視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國通史編撰、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國民族史研究等，這些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獨有的或最關鍵、最重要的研究領域，其“始創”之功幾乎都與呂振羽有直接關系。然而，代表著呂振羽這些史學成就的主要學術觀點和標志性成果主要“始創”于新中國成立前。呂振羽在1949年至1955年間相繼擔任大連大學和東北人民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而忙于行政管理事務，他曾患有腦疾且久治不愈，1955年10月至1956年5月赴東德和蘇聯開會與治病，回國后任教于中央黨校，直至1963年1月被拘禁“隔離反省”，他在“十七年時期”真正有較多精力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不過五六年，這應該是造成上述情形的客觀原因。[3]盡管如此，新中國成立后至60年代初，呂振羽一直在不間斷地進行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仍然撰寫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文和評論，反映了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的時代語境中的新思考和新建樹。

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至1962年，呂振羽發表和未發表的論文、評論、講演稿、會議發言、談話記錄、講義、回憶、答記者問等，總計六十余篇，還出版了兩本史論集，以往的著述被多次再版、重版、重印。他被聘為中央黨校歷史學教授的1958年至1963年間是他學術研究的一個高峰期，成果達四十余篇。[4]

20世紀50年代初，呂振羽撰寫的《關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見》《關于“怎樣學習中國歷史”等問題的解答》《愛國主義與歷史教學——要糾正兩種偏向》《關于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幾個問題》等文章，主要是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進行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的方法。1958年以后，呂振羽更關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歷史理論、民族關系、農民戰爭、歷史人物評價等問題，并在這些方面都發表了十分重要的學術論文。1954年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呂振羽的《史學研究論文集》，196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史論集》，前者收入作者從1949年至1953年在東北期間撰寫的6篇論文，后者收入作者從1955年至1960年間撰寫的13篇論文，這兩本史學論文集均由呂振羽本人從他數量眾多的文稿中擇要輯成，且分別涵蓋了他在東北和北京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大體上可以集中反映出他在這兩個階段的主要研究情況。

呂振羽在《史學研究論文集》的“序言”中介紹了該書所收論文的情況：前四篇“一是關于歷史方法論的若干問題的探討，一是目前歷史教學中所普遍遇到的一些問題——也都是尚待解決的一些問題的研究”，這是指《關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見》《論社會思想意識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關于“怎樣學習中國歷史”等問題的解答》《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問題》這四篇文章；第五篇《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被呂振羽概括為“是近代史上尚有若干分歧意見的論述”，太平天國史固然屬于近代史的研究內容，但作者稱之為在“近代史上尚有若干分歧意見”，反映出當時以“革命史敘事”為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爭議；第六篇《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被作者指為“關涉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問題”，[5]而該文實際上是一篇論述唯物史觀與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論文。此時的呂振羽對該論文集中一些論文主旨的介紹，透露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與政治屬性的重視程度。倒是《呂振羽全集》收入該書時的編者對書中論文的概括似更貼切：“內容涉及治史方法、社會思想意識和祖國文化遺產、中國古代社會性質與分期、中國社會發展、太平天國運動等方面。”[6]

《史論集》收入的13篇論文，“主要內容涉及毛澤東思想與歷史科學、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史學、哲學史、兩周社會發展特點、民族歷史關系與融合、葉適思想研究、胡適思想批判、歷史劇等方面”。[7]正如呂振羽所說：“我在史學戰線上，雖然能自覺的圍繞黨在每個時期的政治任務，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工作，這個集子所收集的論文，也都是從這種自覺出發的，這在方向上自己認為是正確的。”[8] 在這本文集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劃時代的偉大著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歷史哲學戰線上的馬克思主義與偽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五四”后歷史哲學上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側面》《歷史科學必須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前進——紀念〈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出版三周年》等文章，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展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為主題，《貫徹哲學史研究上的厚今薄古方針》《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歷史觀批判》等文章與“圍繞黨在每個時期的政治任務”直接相關，《再論葉適思想》《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歷史特點》《關于歷史上的民族融合問題》《論兩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關于中國社會完成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問題的探討》《關于武則天》等文章，則是針對當時史學界熱議的民族關系、古史分期、思想史研究、歷史人物評價等方面的問題而發。這些文章體現了呂振羽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在研究領域、研究內容廣泛性的過人特點，標志著他在新中國成立后達到學術研究的最高水準，也反映出他當時“自覺出發”于黨的政策要求的研究意識。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后，馬克思主義史家此前完成的那些曾經產生較大影響的史學研究著作紛紛修訂再版。呂振羽1949年之前完成出版的成果數量在馬克思主義史家中位居前列，新中國成立后修訂再版的史學著作在種類和數量上也同樣名列前茅。下表是呂振羽在1949—1962年間被修訂再版的學術著作的大致情況。

呂振羽的史學著作被多批次、大批量地再版重印，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文化學術領域了解學習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以及在各級教育領域進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教學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成果有著廣泛影響力的直接體現。

畢竟這些學術著作都完成于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再版時作者為適應新的時代狀況會對一些內容進行修訂或調整。如《中國民族簡史》在1950年出版增訂本時，作者表示“在當時的形勢及與之相適應的方針任務的指導下，這本小冊子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在今日新的形勢及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方針任務下，便表現著過時和不恰當了，失去實踐的現實意義了”，于是“把適應于一九四七年的情況和任務的提法，都一一刪去，改成適應于目前情況和任務”。[9]作者為此撰寫了長篇《增訂版序》。《中國社會史諸問題》1954年修訂本刪去了附錄批判日本秋澤修二的文章，1961年修訂本刪去了附錄《本國史研究提綱》，增加了發表于延安《解放日報》1943年8月7日的《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駁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文。《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61年新版，增補了1960年撰寫的《我國若干少數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殘余》《地下出土的遠古遺存和我國原始公社制時代的歷史過程》作為“補編”。《中國政治思想史》1955年出版增訂再版本，作者以1951年4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政治理論教員講習班的講授提綱作為“增訂版再版代序”。[10]《中國社會史諸問題》1954年和1961年兩次出版修訂本，作者都撰寫了新版序言。

這樣的調整、刪削和增補，固然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作者本人的考慮、成果的影響效果和受眾的接受情況等因素都有關系，但是改動后的新版著作因與初版在內容上的差異，很容易造成后人對相關著作的學術史考察的誤讀。如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發表研究呂振羽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貢獻的文章，[11]朱政惠發現該作者在文中引用1955年出版的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和1981年出版的《呂振羽史論選集》(該選集由呂振羽本人編定于1980年)中《“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12]一文時，所引文字與1937年初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1940年首發《“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一文相對比，均存在因表述結構上的差異導致的語義不同，以及在舊版中根本不存在的現象，但是論者卻誤以為這些話是寫在初版或首發文本中，遂作為引證資料用于研究和論證呂振羽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該問題的認識，即“等于將他后來成熟的歷史觀點去代替其以前尚未思考成熟的歷史觀點，有背歷史原來面目”。[13]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呂振羽的再版著作中，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修訂再版的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中都存在類似問題。

《簡明中國通史》是呂振羽修訂增補再版次數最多的著作。由于該書自1949年后長期作為高校歷史專業教材，故其受到的關注更多，書中的問題也隨之顯現。1950年9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柴德賡的《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的幾點意見》一文，對于估計“發行已不下十幾萬冊”[14]的該書光華書店版，指出其在年代、地理、人名、史實等方面的數十處訛誤。[15]呂振羽復函解釋了該書成書過程的困難情況，表示“柴德賡先生所指出的一些史料和紀年的錯誤，大致是對的”，“欽佩柴先生這種治學的認真精神”。[16]他建議三聯書店再版該書時，“像柴德賡先生關于本書的文章，可以印付書內，是有好處的，特別使讀者借以正訛”，不過，呂振羽明確表示：讀者“提出關于紀年及人名、地名等方面的一些錯訛，并沒有影響全書的基本論點與完整的體系”，他還因此事“請示了陸定一部長(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引者)。陸部長指示：這本書還要作教本”。[17]同年11月，《新建設》雜志發表羅元真、高振鐸的《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隋代部分的幾點意見》，呂振羽在復函中并不完全認同其中關于史實解釋方面的質疑，對書中他原有的觀點作了解答。[18]

無論是重印再版以前的史學著作，還是撰寫的普及性文章或學術論文，呂振羽在新中國成立后史學著述的發表出版，適應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成果的客觀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呂振羽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播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過渡”與“不平衡性”：呂振羽對古史分期問題爭論的態度與觀點

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展開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若干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的討論。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階段就已出現爭議，爭議的焦點是殷商和西周的社會性質等問題。此后，在抗戰時期的延安和重慶地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陣營中，古史分期問題的爭論仍在持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最先開始爭論的是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種觀點是范文瀾等主張的“西周封建說”和郭沫若主張的“戰國封建說”。

在20世紀50年代中前期，當范文瀾等一眾史家全力論證其“西周封建說”之時，[19]作為“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說的呂振羽表現得并不十分積極。事實上，早在1933年呂振羽于中國大學、北平民國學院講授中國經濟史的講義中，就已經提出西周社會“完全表現初期封建社會的一種形態”，并指出“郭沫若先生在其大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所例舉的關于西周社會的一些史證，大多只能說明封建制度，并不能說明其所謂奴隸制度”。[20]他在1934年和1936年先后出版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兩書中，對西周封建說作了初步論證和闡發。呂振羽于1941年2月出版的《簡明中國通史》(上冊)以“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專章對這個問題加以論述，此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1941年9月)尚未出版。1943年6月至11月，呂振羽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系列文章，闡述其西周封建說。“自呂振羽首先提出西周為封建社會的見解，不斷得到馬克思主義史家支持”，此后“呂振羽在這一學派中的地位不及范文瀾，而這一理論派別的創始人為呂振羽，則是確定無疑的”。[21]

新中國成立后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始創“西周封建說”的呂振羽未曾加入討論中，或許有他的考慮。據魏晨旭回憶：“在我們多次談到西周封建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時，他總是把范文瀾同志擺在前面，不止一次對我說，范文瀾同志德高望重，從個人威望說，從在國家的政治地位說，都應該把范文瀾同志的名字放在前面。”[22] 呂振羽在多個場合及文章中一再強調郭沫若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是最大的。1955年10月5日呂振羽在萊比錫舉辦的“東方學討論會”上的發言中講道：“最先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系統地研究中國史及思想史，并一直從事于這種專門著述的是現在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等人”，他在發言中還提及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等著作。[23]會議期間，呂振羽等中國學者與洪堡大學中國學院院長拉奇乃夫斯基教授等人會談，在回答對方關于中國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期問題時，呂振羽在《訪歐日記》中寫道：“關于我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期，簡要地介紹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著保衛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與偽馬克思主義者斗爭的基本內容、論旨，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所在；同時又介紹郭沫若等人在當時論戰的著作?！?他也沒有提及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與論著，還是在場的“季羨林、劉大年、齊聲喬同志介紹說：我們團長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等都是論戰中的重要著作”。[24]在他被拘禁前不久的1962年12月，呂振羽在邵陽師專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仍強調：“只有郭老(沫若)、范老(文瀾)，他們才是專家，才是權威?！盵25]拋開呂振羽的謙遜態度，避免深度介入郭沫若和范文瀾在古史分期問題上的學術分歧和學術爭論，或許也是其不參與此問題討論的一個內在緣由。

不過，呂振羽一直關注著古史分期問題。1956年11月，科學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新一版)，[26]呂振羽在閱讀該書時做了很多批語。如郭沫若在《奴隸制時代》中述及殷代墓葬中有大量人殉，認為這是殷代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呂振羽在此處批語：“從生產上我們早已得出殷為奴隸制的結論”；郭沫若書中寫道：“殷周都是奴隸社會，而奴隸社會的告終應該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呂振羽在此處批注：“站不住腳”；郭沫若表示“用科學的歷史觀點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初期”并涉及古史分期問題是他最早提出的，呂振羽在此處批語：“開始說殷代是奴隸社會的到不是郭老，而是我們”；郭沫若稱“我們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歷史的人，要從全面來看問題，從發展來看問題”，呂振羽對此批語“大家都是用或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人”。[27]從這些批語中可以看出，呂振羽仍然不認同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說，還是主張殷代為奴隸社會、西周為封建社會。然而也是在這個時期，他也試圖對其古史分期觀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調整。

1955年以后，呂振羽利用修訂《簡明中國通史》的機會，提出了對該問題的新認識，并將這些新認識寫入《簡明中國通史》1959年第二次修訂本中。在繼續持西周封建說的前提下，他針對以往對此說“敘述不夠全面，也就是說有片面性，在立論上，如對不平衡發展問題，也缺乏明確性”的問題，作了新的補充和修正。他的看法是：“除西周地區從所謂‘武王革命’到‘宣王中興’已完成了這一‘過渡’(指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引者)外，齊、魯、晉、秦、楚、越等諸侯國，大抵是到春秋、甚至到戰國時期才完成了這一‘過渡’?！彼J為這個觀點正可以克服以往研究的缺陷，即“過去我們每每強調其封建性的一面或其部分，便全面地肯定為封建制，或者強調其奴隸制的一面或其部分，便又全面地肯定為奴隸制”。突出強調兩周社會性質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特征，這個觀點不僅與他主張的西周封建說有一定區別，而且與正值爭論中的范文瀾和郭沫若所主張的分期觀亦多有不同之處。他在該修訂本的“后記”中說：“在這次的修訂稿中，我認為基本上解決了西周到戰國的社會的‘過渡’和不平衡發展的問題?！盵28]

同年9月，呂振羽在《新建設》雜志發表了《論兩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關于中國社會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問題的探討》一文，這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唯一一篇專門探討古史分期問題的學術論文，集中闡述他在《簡明中國通史》第二次修訂本中已提及地從西周到戰國時期社會性質的“過渡”和“不平衡”發展問題。該論文的基本觀點是：“封建制度的確立和勝利是經過了一個長的過渡時期的”，西周時期的奴隸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又曾和封建制并存，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各地區向封建制的轉化，表現了極大的不平衡性”，“到春秋時期，封建制漸次取得了支配地位”；兩周社會性質在不同區域是不平衡的：周中央地區(即周之“邦畿”)的封建制已基本確立；東方地區(即原殷之“邦畿”，如齊國、魯國等)在春秋時期才完成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原來比較落后的秦國完成這種過渡的時間又晚于齊國；而南方的越則是到了春秋末期仍處于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階段?！斑@種客觀形勢，不只規定了周朝封建制的建設必須經歷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又規定了奴隸制和原始公社制的生產方式及其殘余，長期間在各不同地區和不同程度上強烈存在，并給中國封建社會的全部過程以較遠和較深的影響”。[29]看得出，呂振羽該文與其說“是他對西周封建說的一次重要補充”，[30]不如說是努力調和“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這兩大古史分期觀之分歧的嘗試。他更強調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過程，更突出二者間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而不再是把西周時期社會性質判定為“封建制”或“奴隸制”。[31]呂振羽寫道：“有關兩周的史料，連同地下出土物在內，分量并不太多，每個人都比較容易把它較仔細地讀完。甲骨文、金文、某些古字和難解的文句，大家的看法和解釋每每不一樣；我以為只要不把它孤立起來去進行煩瑣考據，而一一以之與全部有關史料聯系起來去進行考察，把它放到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去進行考證，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盵32] 這段話看上去更像是對郭沫若、范文瀾代表的分期觀點之爭，不斷陷入對古文字解讀、周代墓葬人殉現象的闡釋、生產工具的作用等問題的煩瑣考證中而處于難分伯仲困境的學者的喊話，提示大家不要把史料“孤立起來去煩瑣考據”，而要把“有關史料聯系起來去進行考察”。呂振羽的學生吳澤讀了這篇文章后認為該文“為今后古史分期問題討論提出新的方向和線索”。[33]

值得一提的是，呂振羽在這篇文章最后，提到了少數民族調查材料：“若干兄弟民族在解放和改革前的社會中的原始公社制的某些存留，能給予我們以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具體的啟示”，“大小涼山彝族地區，在解放和改革前的奴隸制度的存留(大家對大小涼山彝族地區的社會性質，有奴隸制、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過渡、封建制三種不同的意見，而承認有奴隸制的存留則是一致的)，能給予我們以研究奴隸制度史的具體啟示”。[34]有學者就此指出：“呂振羽兩周社會形態過渡性和不平衡性論斷的提出，雖不是直接運用民族學的實物資料，卻很好地借鑒了解放前和解放初中國社會各民族所存在的各種社會形態發展的不平衡的特點，以此啟迪靈感，反觀兩周社會，從而發現兩周在過渡到封建制的過程中，也存在這種不平衡現象?！盵35]這表明呂振羽一直在密切關注著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走向。

事實上，隨著1956年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啟動，學術界展開了“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的討論，郭沫若和范文瀾都對涼山、哀牢山彝族社會調查材料高度重視，都將其作為支持自己古史分期觀的有力佐證。呂振羽同樣受到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材料的啟發，但是他卻沒有像郭沫若、范文瀾那樣一意從中尋求支持自己所持分期觀的材料依據，以致“均將某少數民族社會預設為自己心目中的西周社會的翻版，并在此預設的指引下，尋找并推重對自己立說有益的少數民族調查材料”。[36]呂振羽在他的文章中并未直接使用少數民族調查材料，而是通過這些調查材料所反映的不同社會形態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作為逆向觀察兩周社會形態的鏡子，用不同于郭沫若、范文瀾的另一種方式，啟發自己得出了兩周社會形態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特點的結論。這樣的研究思路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重視的。翦伯贊曾對呂振羽說：“生平只佩服兩個人。一個是郭沫若同志對個別問題的深入，一個是你(指呂振羽——引者)的馬克思主義的總合力?！盵37]上述呂振羽對兩周社會性質的闡發以及對少數民族調查材料的認知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即反映了他的這種“總合力”特點。

三、隱而不發：呂振羽與“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

《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發表了范文瀾的《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針對當時流行的漢民族形成于19世紀和20世紀之間中國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形成發展時期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不同意見：“歸根說來，漢族在秦漢時已經開始形成為民族……中國近代史證明不曾形成過資產階級民族，似不應以無為有。中國古代史證明漢族在獨特的條件下早就形成為民族，似不應以有為無。”[38] 范文瀾的這個結論，與此前發表的蘇聯專家葉菲莫夫《論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文的觀點完全不同，而葉菲莫夫文中的漢民族“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形成”[39]的理論支撐又來自時人理解的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范文瀾文章發表后，其漢族形成于秦漢時期的觀點為當時的多數人所不能接受，遂在1954年至1957年間展開了歷時三年的“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該問題被后人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的“五朵金花”之一。[40]

眾所周知，無論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一直重視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研究，他還是新中國成立前唯一撰寫了中國民族史專著的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家。然而在直接涉及中國民族史問題的“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中，他基本處于“隱而不發”狀態，個中緣由值得推敲。呂振羽本人雖然未直接參與到這場爭論中去，但是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爭論卻與呂振羽有一定關系。1948年4月，呂振羽出版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第一次系統地考察了中國各民族的歷史”[41]的《中國民族簡史》。書中寫道：“漢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眾多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要部分。中華民族四千年光榮的文明歷史，過去輝煌燦爛的封建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對全人類的文明，也有著偉大貢獻?！薄吧套搴拖淖迨呛髞順嫵扇A族(或華夏族)的兩大骨干”，“到秦始皇‘統一’時，他們也都成了華族的構成部分”，“華族自前漢的武帝宣帝以后，便開始叫作漢族”。[42]這些論述，明確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史，漢族在秦漢時期已經形成。然而，呂振羽用斯大林民族定義中的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產物的觀點，把近代以來漢民族的特征解釋為：“從嚴格的意義說，漢族還沒有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獨立民族，那時還表現為兩種社會形態?！盵43] 盡管呂振羽強調這里的“漢族”指的是“現代化的獨立民族”，但是把漢民族形成視為近代產物的歷史敘事，無論如何都有悖于漢民族形成的基本史實。

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爭論開始后，很少有人提及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中的這個論述。然而，發表過引發爭議的葉菲莫夫《論中國民族的形成》一文的《民族問題譯叢》雜志，不久又刊發了一篇由另一位蘇聯學者魯賓撰寫的評論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的書評——《評〈中國民族簡史〉》。魯賓在書評中批評呂振羽的這本書“對于中國各民族的形成和最初發展過程的闡述是過于狹窄的”，“當秦始皇首次在政治上統一中國的時候，在創立中國古代社會若干一致的要素中曾進行了一次最大的變革。作者對于秦始皇時代漢族形成的意義估計不足”。魯賓的書評雖然引述了斯大林的民族定義，稱民族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但是具體到漢民族形成問題，他更強調秦朝統一時的漢族即已符合“四個共同”的定義，因此這位蘇聯學者批評《中國民族簡史》的“作者沒有試圖看出古代中國社會所固有的語言一致、領土一致、經濟一致和文化一致的那些要素”，[44]就此對《中國民族簡史》中關于秦統一時期漢民族形成意義估計不足的現象提出批評。自范文瀾在《歷史研究》發表了那篇引發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的文章后，可以看到，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對權威理論的質疑，“五老”中的其他幾位史家并未在討論中積極發聲，而蘇聯學者這篇書評的出現，卻在某種程度上使呂振羽被動地出現在這場爭論中。魯賓的這個批評意見，與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的基本觀點有相近之處，只是在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中，參與討論的人幾乎是一邊倒地反對范文瀾的觀點，魯賓對《中國民族簡史》的批評并未受到關注，呂振羽本人也沒有回應這種批評。那么他在當時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呂振羽的《中國民族簡史》在1950年出版了增訂本，作者在“增訂版序”中強調：“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切經驗，都可以作為我們的榜樣，都可以在我們現實的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去吸收。列寧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學說，拿來和我們現實的具體情況現實的斗爭任務相結合，就是我們行動的指南?！盵45] 這應該是20世紀50年代最初幾年呂振羽研究中國民族史問題的基本原則之一。

1955年呂振羽在訪歐期間與洪堡大學中國學院院長拉奇乃夫斯基等國外學者交流時，對方提出了漢民族形成問題，呂振羽介紹了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的幾種看法，他說：“范文瀾同志的從秦漢開始形成為一種特殊的民族說；有的認為從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就走上了形成為民族的道路，但沒有走完這一過程，中國社會由于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五四’以后便開始走上形成為社會主義民族的道路，我也是主張這一說的；有的認為在辛亥革命時期，或以前，或以后，漢族已形成為近代的資本主義民族等等。這種種不同意見，有的是屬于馬克思主義者內部的不同認識問題，也有的是屬于不同立場的爭論?！盵46] 由于是對外交流，呂振羽的回答不乏“官方”味道，但從中也可一窺他當時對該問題的認識態度。首先，此時的呂振羽仍然堅持自己在《中國民族簡史》一書中的基本主張，并且沒有因國內對該問題形成爭論以及蘇聯學者那篇書評的批評意見而有所改變，他在這里明確向國外學者表示“我也是主張這一說的”；其次，呂振羽強調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除了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的爭論外，“也有的是屬于不同立場的爭論”，這說明他對這個問題的審慎態度，認為該問題可能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也是“立場”問題。

從今天的角度看，漢民族形成問題確實既是學術問題，又包含立場因素，只是同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從不同維度看待漢民族問題，所屬的立場也有所差異：范文瀾主張“漢族在秦漢時已經開始形成為民族”“中國古代史證明漢族在獨特的條件下早就形成為民族”，意在基于“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47]的原則，從強調中國歷史發展“獨特”性的維度出發，糾正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教條主義現象并破除權威理論光環的局限；呂振羽則是從當時更被認同的“列寧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學說，拿來和我們現實的具體情況現實的斗爭任務相結合，就是我們行動的指南”[48]的維度，認為漢民族“從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就走上了形成為民族的道路”。這兩種維度，說到底都與“立場”相關，都屬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內部的不同“立場”，它們之間的張力，實則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后居主導地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如何繼續發展的深層問題。呂振羽正是基于他的“立場”而堅持他在《中國民族簡史》中對漢民族形成問題的看法，這在當時不僅與爭論中的絕大多數人的觀點相同，而且與他一直以來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所秉持的態度相符。

實際上，之后幾年呂振羽一直沒有停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1960年5月他在寫給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的一封信中說：“關于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問題，我自己也還鉆得不深；但認為我國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國家有共性，但又有極大的特殊性。”[49]這里提到“極大的特殊性”，或可看出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發生了些許變化，因為范文瀾在論證漢民族形成于秦漢時期這一觀點時，為了應對斯大林民族定義中民族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產物的理論，強調的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性”。[50] 1963年，呂振羽發表的《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幾個問題》一文強調：“我們認為我國自秦漢以來就是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1]似乎也能讓人聯想到范文瀾的《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

與呂振羽未曾參與“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的情況不同的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在史學界熱烈討論的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是什么、怎樣看待漢族在歷史上的主導作用、怎樣認識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等民族史理論問題過程中，他均積極參與并寫出多篇重要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表現出他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民族關系問題的高度重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民族史觀構建產生了重要影響。

結　語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邊緣走向主流，此前戰時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現實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變化，馬克思主義史學居主導地位的態勢使馬克思主義史家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如新形勢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方向是什么、居主導地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怎樣引領中國史學的發展、具有學術話語權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怎樣適應新的學術地位和工作環境、怎樣拓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怎樣對待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群體及其學術觀點等，這些問題都需要他們在實踐中找到適合的解決途徑。以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為代表的資深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引領作用非常關鍵，而面對這些問題他們有著不同的表現和不同的應對特點。從上文可以看到，呂振羽在20世紀50年代更重視把史學“自覺的圍繞黨在每個時期的政治任務”而進行，為此對再版的著述做了修訂或撰寫新的序言，發表了多篇史學與現實文化思想領域動向相關的文章并結集出版，重點在于使馬克思主義史學能及時適應新形勢下的現實需求。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一系列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的爭論，作為曾經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深度介入者，呂振羽在這個時期顯得并不十分積極。如古史分期問題，盡管他主張西周封建說，但是沒有撰文參與到爭論中，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調和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之間的分歧，試圖為這個長期爭論的重要問題找到新的闡釋思路和新的解決方法。在一些稍有敏感的問題上，呂振羽則以低調處理為主。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觀點和主張，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和學術作為，都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該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實際樣態。

作者簡介：張越，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及中國史學史。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23&ZD242)

[1]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張劍平：《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李紅巖：《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史》第四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張越主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論》第二、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王學典：《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趙慶云：《創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與史學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

[2]蔣大椿：《呂振羽史學的始創性貢獻》，《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3]曾在中央黨校與呂振羽共事的魏晨旭說：新中國成立后，呂振羽“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不同，他沒有掌管一個歷史研究機構，沒有歸他領導的研究寫作班子，甚至也沒有業務秘書，我感到他沒有得到應有的進行創造性學術活動的條件”。參見魏晨旭：《呂振羽同志與中共中央黨校歷史教學》，吉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編：《呂振羽和中國歷史學——學術研討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呂振羽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學術研究條件，此話可備一說。

[4]該統計數據依據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一書的“附錄·呂振羽著述目錄輯要”，參見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271頁。

[5]呂振羽：《史學研究論文集·序言》，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頁。

[6]蔣大椿、舒文：《史學研究論文集·編印說明》，呂振羽：《呂振羽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頁。

[7]舒文：《史論集·編印說明》，呂振羽：《呂振羽全集》第6卷，第420頁。

[8]呂振羽：《史論集·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1頁。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時，作者對書中文章的標題和正文內容都有所調整和修改。

[9]呂振羽：《增訂版序》，《中國民族簡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版，第4、22頁。

[10]該“增訂版再版代序”曾以《論社會思想意識》《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為題，陸續發表在1951年4月14日和15日的《東北日報》。后又以《論社會思想意識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為題，收入呂振羽《史學研究論文集》。

[11]參見杜蒸民：《呂振羽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上的重大貢獻》，《史學集刊》，1987年第1期。

[12]該文首發于《理論與現實》(重慶)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后收入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標題都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1954年華東人民出版社、1961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重版該書時，該文標題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文章內容有較多改動。收入《呂振羽史論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該文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版相同。

[13]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頁。

[14]呂振羽：《附呂振羽先生來函》，《光明日報》，1950年9月3日，第6版。

[15]參見柴德賡：《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的幾點意見》，《光明日報》，1950年9月3日，第6版。該報同時刊載了呂景的《我對于呂振羽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幾點意見》一文。柴德賡日記記載：“與援師談呂振羽《中國通史》年代錯誤諸問題，師力促余撰文糾正。”這說明柴德賡文章的撰寫和發表與陳垣有直接關系。參見柴德賡著，柴念東整理：《柴德賡日記》上冊，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第40頁。

[16]呂振羽：《附呂振羽先生來函》，《光明日報》，1950年9月3日，第6版。

[17]呂振羽：《致三聯書店編審部(1950年9月20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591、590-591頁。

[18]羅元真、高振鐸：《對呂著“簡明中國通史”隋代部分的幾點意見》，《新建設》第3卷第2期，1950年；呂振羽：《呂振羽覆函》，《新建設》第3卷第2期，1950年。此外，呂振羽對人民衛生出版社汪向榮就《簡明中國通史》中的日本遣唐留學生的人名考證問題，以及讀者張競華對《簡明中國通史》中不將劉邦和項羽視為農民起義領袖的問題，都給了答復。參見呂振羽：《致汪向榮》(1956年7月7日)、《致張競華》(1959年9月25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600-601頁。

[19]參見李孝遷：《范文瀾與郭沫若的隱秘論辯——以西周社會性質為中心》，《文史哲》，2023年第1期。

[20]呂振羽：《中國上古及中世經濟史》，《呂振羽全集》第2卷，第21頁。

[21]蔣大椿：《呂振羽史學的始創性貢獻》，《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22]魏晨旭：《呂振羽同志與中共中央黨校歷史教學》，吉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處編：《呂振羽和中國歷史學——學術研討紀念文集》，第31頁。

[23]呂振羽：《六年來的新中國的歷史科學》，《呂振羽全集》第8卷，第414-416頁。

[24]呂振羽：《訪歐日記》(1955年10月13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441頁。

[25]呂振羽：《談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呂振羽全集》第8卷，第571頁。

[26]郭沫若《奴隸制時代》1952年初版于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版出版，1956年11月科學出版社印行新版。

[27]呂堅整理：《呂振羽對郭沫若〈奴隸制時代〉的批語》，《歷史教學問題》，2024年第4期。

[28]呂振羽：《呂振羽全集》第5卷，第718頁。

[29]呂振羽：《論兩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關于中國社會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問題的探討》，《新建設》第9期，1959年。

[30]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第213頁。

[31]呂振羽在該文發表不久寫給熊鐵基的信中再次強調：“過渡性和不平衡這個規律，尤其在多民族國家是更不容忽視的?！眳⒁妳握裼穑骸吨滦荑F基》(1960年5月28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611頁。

[32]呂振羽：《論兩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關于中國社會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問題的探討》，《新建設》第9期，1959年。

[33]呂堅：《呂振羽生平著述活動年表》，呂振羽：《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734頁。

[34]呂振羽：《論兩周社會形勢發展的過渡性和不平衡性——關于中國社會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問題的探討》，《新建設》第9期，1959年。

[35]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歷史學研究》，第216頁。

[36]王慧穎：《20世紀50年代的涼山彝族社會調查與古史分期爭論》，《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1期。

[37]呂振羽：《中央民委第二次全體會議日記》(1951年12月12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415頁。

[38]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39]格·葉菲莫夫：《論中國民族的形成》，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編：《民族問題譯叢》第2輯，1954年，第226頁。

[40]參見張越：《范文瀾與“漢民族形成問題爭論”》，《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

[41]蔣大椿：《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上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頁。

[42]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第3、16、19頁。

[43]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第43頁。

[44]弗·阿·魯賓：《評〈中國民族簡史〉》，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編：《民族問題譯叢》第4輯，1954年，第159頁。

[45]呂振羽：《增訂版序》，《中國民族簡史》，第21-22頁。

[46]呂振羽：《訪歐日記(1955年10月13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441-442頁。

[47]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48]呂振羽：《增訂版序》，《中國民族簡史》，第22頁。

[49]呂振羽：《致熊鐵基(1960年5月28日)》，《呂振羽全集》第10卷，第611頁。

[50]如范文瀾在其文章中寫道：“中國古代史證明漢族在獨特的條件下早就形成為民族”，“這樣巨大的民族之所以存在并發展，當然不能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在獨特的條件下很早就形成為民族”。參見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51]呂振羽：《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