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我的科普之道》序

吳國盛

作者 吳國盛 （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館長、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

忠和院士的散文隨筆結集《我的科普之道》出版，囑我寫序。我誠惶誠恐之余，我拜讀了全書清樣。卻之不恭，談談我的讀后感。

眾所周知，忠和是國際知名的古生物學家。他關于鳥類演化的研究改寫了我們對鳥類起源的認知，他的團體在熱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享譽國際學界。我還知道，他是現任的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的理事長，在科學傳播領域身先士卒，寫作了大量普及進化生物學和古生物學的文章，深受讀者的喜愛。但是，我沒有想到，他關于科學精神、科技管理體制、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有這么多全面而深入刻的思考。閱讀全書，我時常有強烈的共鳴、拍案叫絕的沖動。

中國不是現代科學的故鄉，科學精神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始終薄弱，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更多的源于振衰起敝、變法圖強的現實危機，有極強的抵御外侮、振興國族的功利目標。中國科學家投身科學，也更多的是基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百年來中國社會面臨的兩個目標——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自強自立的“救亡”目標，與告別古代社會完成現代性轉型的“啟蒙”目標——對應著大不相同的科學理解：救亡招喚的是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啟蒙則要求將科學精神融入我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不幸的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救亡壓倒啟蒙”的殘酷現實，使得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大行其道，而科學精神的理解、傳播和接受一再被耽擱。竺可楨先生1935年即提出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但這種超越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在過去近百年的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細弱游絲、幾成絕響，始終不能蔚然成風。所幸的是，在本書中，我們再次看到竺先生那樣的真知灼見不斷撲面而來。科學研究的動力除了利益和需求，興趣和好奇心這種內在的因素是不是更加重要？科學與技術從概念上要不要清晰區分？要不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應該如何重視？讀到這些犀利而堅定的發問，我常感到心心相印、相見恨晚。

自19世紀以來，現代科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高度職業化的文化事業。20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對于經濟發展、國防軍事、國際競爭的重要意義，投入重金支持科學研究事業。科學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學問，追求真理也不再是科學研究的唯一動機。名譽、金錢、利益開始貫穿在科學共同體的社會運作之中。在追求真理與獲取利益之間保持平衡，是現代科學家行為規范的主要著眼點，也是現代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制度設計的主要著眼點。在西方，因為有現代科學內生的公開性原則，以及科學共同體強大的自主性和自組織傳統，對追名逐利的不端行為有天然的約束。而在中國這樣一個缺少科學精神、缺失興趣驅動和真理導向的科學研究傳統的國家，學術不端行為更加廣泛，約束更加乏力。國家層面上如何合理配置科研資源、如何調動科學家積極性，也始終是一個大問題。本書作者像丁文江等前輩一樣，主動承擔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關心國事民瘼，直面科研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弊病。比如在業績評估中過度依賴量化指標，就會導致“不鼓勵高風險的原始創新，變相鼓勵跟蹤研究”；在業績評估中標準單一化，缺乏分類評價體系，就會導致無視各學科自身的內在發展邏輯。尤其是“虎年基礎科研——我的十個困惑”一文，把我們在科研資源和科研榮譽分配中經常碰到的問題做了系統的評點，名曰盤點“困惑”表達“憂思”，實則震聾發聵。

作為一位優秀的科學傳播家，忠和的文字也頗具特色——平實中見深刻，溫和中藏鋒芒，不急不徐，娓娓道來，偶爾還來點幽默。在批評中從不居高臨下，始終保持著理性的克制和善意。在這本不厚的文集中，讀者可以見識一位當代中國科學家的精神世界——對真理的執著、對社會的關切和責任感。在這個科技主宰人類命運的時代，我們需要更多像周忠和院士這樣的科學家，既深耕專業又心系社會：在專業領域追求卓越，在公共領域發光發熱，既深耕專業又心系社會。科學家們主動參與科學文化建設，中國的科技事業才能真正獲得深厚的文化支撐與持久的精神動力。是所望焉。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