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溫州夫妻深圳創業的悲情晚年：遭強拆，欠債500萬，被迫流浪

上世紀80年代末，黃秀林攜妻兒南下深圳，憑借一手木匠手藝絕活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從打工做起一步步取得成功，創下財富實現人生價值，如今年過古稀，廠房遭強拆，老兩口被迫流浪。

2025年臨近十一假期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70歲的潘紅霞在約定的時間準時摁響酒店房門。她穿一件暗灰色短袖，左肩挎一個包，落坐后，從包里掏出一疊厚厚的資料。

她站起身來望向窗外，說：“剛來深圳的時候，這里一片荒蕪，酒店門口的這條路還是泥巴路，下雨天一腳踩下去就看不見鞋了。路口是菜市場，旁邊有個露天電影院。”

這30多年來，潘紅霞和丈夫黃秀林見證了深圳的日新月異，繁華的城市猶如一座巨大的寶石，“來了就是深圳人”更是彰顯深圳的態度和寬容。

可這句城市宣傳語，在潘紅霞身上是一種諷刺，她來了幾十年不但沒有成為深圳人，而且晚年凄慘，欠下500多萬債務。

聊起這些年的遭遇，潘紅霞的淚止不住的流。今年7月29日，她被強行帶走，公司廠房被夷為平地，至今未獲一分錢補償。工廠早在兩年前因強行停電被迫停產，沒了收入，貸款成為壓垮他們一家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過年前，我大姐擔心我沒錢吃飯，說她有點私房錢，讓我二姐的女兒轉給我，我讓轉給我兒子了。我兒子受我們牽連公司也倒閉了，兒媳天天鬧著離婚，兒子比我們更需要錢。”潘紅霞說。

前兩天，潘紅霞接到兒子征求意見的電話：“媽，干脆我跟她去把離婚手續辦了算了。”

在潘紅霞看來，離婚是很殘酷的事情，誰都不愿意聽到這句話。她在電話里告訴兒子說：“這事你不能問我，最好還是好好哄哄媳婦，你有兩個孩子，大的10歲，小的8歲，你要上班，如果離婚了，誰給你管孩子？”

潘紅霞哽咽說，是自己連累了兒子。但她實在想不明白，這里搞開發，所有人都得到拆遷補償款和搬遷補償費，唯獨自己不但一分錢沒拿到，還被拘留。

“他們就是欺負我和我老頭子是外地來的。”潘紅霞十分無奈的說，當年，她和丈夫黃秀林響應南下號召，在深圳打拼幾十年，把美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深圳，到晚年卻是如此下場，讓人心寒。

潘紅霞和丈夫黃秀林在廣州

愛情

黃秀林，1954年出生于浙江溫州樂清，老家鄉下，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

18歲那年，黃秀林開始跟隨師傅學習木工。彼時，河南洛陽欒川興辦工廠生產算盤，由于缺乏技術人員，派人到浙江溫州一帶尋找技術工人。

黃秀林被選中。他第一次背井離鄉，來到欒川這座小城，教學徒做算盤。算盤主要由算盤外框和珠子兩部分組成，黃秀林負責做算盤外框，算盤珠子則由潘紅霞負責。

潘紅霞比黃秀林小兩歲，溫州永嘉人，父親有工作，母親會持家理財，在當地算條件不錯的人家。兩人在異鄉一見鐘情，私定終身。

潘紅霞看上黃秀林的為人本分和木工手藝，父親上班工資才50多元，而黃秀林在欒川一個月就能拿300元。在她看來，黃秀林雖然沒文化，但有手藝肯定比種地強。

從欒川教學徒結束回溫州后，潘紅霞去了黃秀林家，被眼前的一幕震驚了，黃秀林家住的居然還是毛竹房。房子破敗不堪，他父親不管事，喜好喝酒。兄弟四人，黃秀林排行老大，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一個人在外掙錢。黃秀林每月寄回家的300元，全部被家人吃光用光。

潘紅霞把這些情況告訴母親后，母親堅決反對女兒跟黃秀林交往。但黃秀林心有所屬，八匹馬也拉不回來了，姐姐見狀趕緊勸母親：“算了，她自己喜歡就好了。”

在潘紅霞決定嫁給黃秀林后，母親還是好話說盡，勸女兒不要同意這門婚事，但沒勸住，最后對女兒說：“你不聽我的就算了，我也沒辦法，但我送你一句話，你結婚過后，如果沒有飯吃，不要抱著孩子到我家里來哭。”

在家人的一片反對聲中，潘紅霞最終還是嫁給了黃秀林。出嫁那天，為了讓母親放心，潘紅霞對母親說：“媽，您放心，我和秀林打拼一年，就能蓋兩層樓的房子。”母親沒說一句話，只是掉淚。

黃秀林在隔壁鄰居家租了一間房子作為婚房，兩個月后兩人搬回毛竹屋。潘紅霞坐在垮塌的毛竹屋里大哭，問黃秀林：“你這些年出門打工也賺了不少錢，你是長子，房子房子沒有，結婚用的還是舊床。”

后悔也沒用。有了女兒后，潘紅霞要求分家。她在家帶孩子，黃秀林外出打工，她省吃儉用，將老公外出打工掙回來的錢存起來，一年時間就建起了兩層樓的房子。

師傅

隨著黃秀林的木匠手藝尤其是做算盤的手藝日益精湛，走到哪里都受歡迎，可計算機和計算器的出現，傳統算盤受到不小影響。

加上進入80年代，外貿已經在溫州流行起來，不少人開始做手表、錄音機等外貿生意，但黃秀林除了會做木工，不會做其它生意。

正在他們為生計發愁時，1983年，陜西鎮巴縣城關綜合廠的人到黃秀林的老家樂清磐石鎮，尋求政府幫忙找兩名做算盤的技術人員，作為師傅教他們工人生產算盤。

政府工作人員推薦了黃秀林夫婦，問他們去不去。當時，潘紅霞正懷著老二，聽到這個消息，她沒有絲毫猶豫第一時間應允下來。

潘紅霞在鎮巴縣生下兒子，夫妻二人拼命掙錢。潘紅霞回憶說，有一次工廠算盤產量跟不上，跟丈夫和領導商量后，把三姐從老家叫過去幫忙。有一天，黃秀林外出，晚上潘紅霞讓三姐陪自己睡。他們兄妹7人，自從出嫁后，她從來沒給娘家人訴過苦，怕被母親知道后罵她“活該”。

那天晚上，潘紅霞把自己嫁到黃家這些年來的不容易一股腦兒和盤托出，姐妹倆一直聊到下半夜兩三點，“我姐眼淚掉個不停，我也哭。”潘紅霞說，后來姐姐回老家后，將她的苦告訴母親，“我媽說這個死鬼，嘴巴硬得很，這么苦怎么一句話不說，我說跟你說，你只有罵我，說了您能幫我嗎？”

潘紅霞夫婦年輕時和兒子的合照

就這樣，潘紅霞夫婦在鎮巴縣一待就是4年，兩個人的工資有近600元。潘紅霞自稱，當時，縣委書記的工資才50多元，整個縣城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工資最高，“大家眼紅死了，去菜市場，我說買半斤肉，賣肉的一大刀割下來，說你們工資那么高，不吃拿來干什么？”潘紅霞說，雖然工資高，但并沒有存下什么錢，每個月還得給自己帶孩子的公婆支付工資，幾年下來，也就攢了幾千塊錢。

潘紅霞的大哥來信，讓趕快回去找點生意做，說永嘉老家萬元戶的萬元戶多的很。

1987年，潘紅霞和丈夫黃秀林辭去算盤師傅的頭銜，回到潘紅霞的老家永嘉縣，看到家家戶戶24小時不停生產閥門、合頁等五金產品，尤其是葉克林、葉克春兄弟在永嘉縣橋頭鎮擺攤試銷形成的中國橋頭鈕扣城，當時已初具規模，他們被繁榮的市場感到震驚。

黃秀林夫婦因為沒有別的手藝，只能選擇做木工生意維持一家老小生計。

南下

潘紅霞回憶說，1988年開年后，身邊都是南下的聲音。周圍人都在說，去深圳等于去了香港，不但有面子，而且工資高。

1991年海天出版社發行的一本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執筆，時任市委書記作序，以豐富的史料，勾勒了經濟特區第一個10年的崢嶸。

書中記載，1987年，每天約有12萬人從內地進入經濟特區，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懷著求職的目的，照此算來，當年來深圳的求職人數超過400萬人。

這就是“百萬奮斗者南下”的歷史名場面，他們涌向深圳，求的是“逆天改命”的新生。

在時代浪潮下，黃秀林和潘紅霞也想南下深圳尋求發展。黃秀林的姐夫在深圳的工廠做管理，幫忙打聽到香港人在深圳開的美聯紅木傢俬公司急需木匠。1988年春天，34歲的黃秀林攜妻子和6歲兒子，一路南下來到他們夢寐以求的深圳。

美聯廠是香港兩兄弟共同成立的，那時工廠周圍還是一片農田，種的都是稻谷，后面有座小山，山上有不少墳墓，很少有人進去，不遠處有一家露天電影院，人們閑暇之余會走泥巴路去看一場電影。

黃秀林進廠后，被安排做柜子，一天9塊錢，晚上加班4小時，有4.5元加班費，一個月滿打滿算最多400元。

半年后，黃秀林迎來機會，由打工轉向包工，月收入慢慢提高到兩三千元。接著，做鐘樓的師傅向老板發毒誓不再做鐘樓，老板就把這個機會交給黃秀林，廠里的鐘樓全部外包黃秀林做。

黃秀林做的鐘樓

當時的鐘樓，主要出口日本等。黃秀林做事認真負責，別人一張單要做幾個月，他最多25天就能交貨，“別人都是帶徒弟，機器調好，安排徒弟做，自己則到對面的小店喝啤酒；他是自己做，從來沒到對面小店喝過一瓶汽水和啤酒。”潘紅霞說，正是這種干勁，他們一個月的收入，由打工時不足500元漲到七八千元，“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有1萬多元收入，這是很多人一輩子都掙不來的錢。”

在那個還流行萬元戶的年代，他們用5萬元回老家買地，前后花費30多萬蓋了一棟6層高的樓房。

財富

有了積蓄，黃秀林夫婦進軍家具店。

由于生意紅火，貨源不足，加上美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到深圳等地大批量進貨，潘紅霞和一個在國內開家具店的老鄉商量，決定開一家加工廠自產自銷。

他們還把家具店開向全國，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在四川成都、河北邯鄲、山東東營、江蘇蠡口等地開了近10家家具店。

1997年，深圳市寶安區觀瀾恒鵬工藝家私廠成立，經營者為黃秀林。因中途被騙過幾次，幾十萬的貨沒要回來，按照老家“換個人換運氣”的風俗，夫妻二人商量，將公司“恒鵬”更名為“華寶”，法人變更為潘紅霞。

之后，他們的生意風生水起，最輝煌的時候，一年能掙七八十萬，最多時能解決近200人就業。

華寶家私廠租用的廠房，系深圳市寶安區觀瀾鎮牛湖石馬徑股份公司。潘紅霞稱，馬徑公司并沒有注冊，廠房實際是石馬徑村村民投資修建，由大股東陳福仁具體負責，大家都叫他陳董事長。

華寶家私起初租用的是兩棟廠房、兩棟宿舍，廠房面積2050平方米，宿舍1200平方米，廠房月租金每平方米7.5元，宿舍每平方米月租金6元，年租金共25.65萬元。

隨著生意逐漸擴大，華寶家私又在原有的基礎上再租用一間鐵皮搭建的房屋用作廠房，加上之前的廠房面積一共2650平方米，但還是不夠用。潘紅霞找到董事長陳福仁商量，想在現有廠房的東西兩面空地上通過交土地租金的方式修建廠房，陳福仁開會同意華寶家私在租賃土地上自建廠房。

按照雙方約定，租客自行搭建的建筑物，如果以后不做或搬離，不能拆除，因為拆除會影響墻體。

租賃合同上，明確載明了承租方“自行興建或蓋搭之建筑物，一律不準拆除”的約定。

廠房租賃合同

廠房租賃合同

潘紅霞說，有了董事長陳福仁的許諾，從1999年開始，他們手上有剩余的錢，就拿出來修建廠房，至2008年，他們前后耗資數百萬，分4次修建了800多平方米的廠房。

投資在修建廠房上的錢，為他們帶來了可觀的效益，尤其是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國內家具市場開始火爆，到過年庫存全部清空，一直持續到2010年左右，生意都挺好。

由于管理跟不上，華寶家私在國內開的店鋪很快相繼關閉，只能依靠發貨維持。

潘紅霞和黃秀林年輕時在深圳合影

通知

潘紅霞說，雖然市場萎縮行情不佳，但如果按部就班，他們的晚年生活也會不差，可老頭子偏偏不死心，他還夢想做紅木家具，再拼一把，然后向親戚朋友借錢，甚至用兒子的公司物業抵押貸款，籌集1000來萬，漂洋過海到老撾等國購買紅木酸枝木，準備大干一場時，沒曾想遇事了。

2020年3月，潘紅霞收到一份《關于君恒路（君新路-觀和路）工程征地拆遷項目相關事項的通知》，知道這里要被征收了，就打電話給聘請的廠長老張過來商量。

征地拆遷通知

廠長老張是深圳本地人，為便于談判，潘紅霞讓他以公司股東的身份參與談判。一年后，潘紅霞發現后面的山開始挖了，感覺離征收不遠了。

2023年回老家過完年回深圳，她特意帶了老家的特產，聯系廠長老張來公司辦公室喝茶。老張稱前兩天和開發商吃飯，開發商說現在房地產不景氣，這里暫時不征收，讓老板娘放心做生意，租金也不漲。

潘紅霞說，幾天后的2月27日，深圳市智匯城市更新置業有限公司過來兩名工作人員，其中一名叫陳錦峰。一起來的還有李稱花，李稱花是房東陳福仁的老婆，陳福仁去世后，廠房租金的收取及管理等事宜均由李稱花負責。

“他們一進來，陳錦峰就說廠房要征收了，這個通知給你們。”潘紅霞說，當時她就懵了，因為前兩天自己聘請的廠長說不征收了，怎么現在就要征收了？“房東當時還替我說話，讓他們賠我錢，教我說‘你就要幾百萬’。陳錦峰把通知放桌子上，拍完照后就走了。”

過了幾天，潘紅霞還收到李稱花的告知函，稱雙方簽訂的合同書已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雙方未再簽訂續租合同，“我方需收回租賃物業且不再出租，請貴方于2023年4月27日前搬離租賃物業內所有物品，將租賃物業騰空后交還我方，否則，由此造成的損失及責任由貴方承擔。”

告知函

一個月后的3月28日，陳錦峰再次來公司找到潘紅霞，問她：“你怎么沒搬的意思？”

潘紅霞說：“我一個工廠這么大，搬這么容易嗎，里面這么多機器設備和貨，需要找場地，需要裝修，最起碼要3-6個月。”

陳錦峰說：“這里是我個人買的，就給你2個月的時間，你必須搬走。”

潘紅霞稱搬可以，但必須給搬遷費，自建房也必須補償。

陳錦峰最后說了一句：“如果你不搬，我們到時候法院見。你也不用找人，找誰都沒有用。”

潘紅霞說，周圍的老鄉都征收完搬走了。潘紅霞有個關系很好的老鄉，老鄉租的廠房比他們的大一點，但自建房沒有他們的多，她特意到這位老鄉家咨詢，老鄉告訴她自己得了800萬補償，還要了一套房子。

這讓潘紅霞更加有信心了，但她沒想到自己最后的遭遇竟會這么慘。

守房

開始，有時候三更半夜工廠后門莫名被撬開，接著是五六十人帶著口罩，從后面偷襲進來，試圖強行拆廠房。潘紅霞說，她報了五六次警，在警察未到之前，為了維護自己的財產，丈夫拿刀自己拿木棍，就這樣，兩位年過七旬的老人與數十名闖入的陌生男子對峙。

“在這個過程中，我老頭子被抱摔在地受傷，警察將人帶走驗傷，沒住院，自己買膏藥貼，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潘紅霞說。

黃秀林被抱摔倒地

到年底，黃秀林的病情加重了，躺在床上起不來，沒錢就沒上醫院看。過完年，有個朋友來廠里，讓帶去醫院治療，不然癱瘓就麻煩了。潘紅霞給女兒打電話，女兒說：“媽，放心，帶爸去看病，我20年的社保沒用過。”

黃秀林用女兒的醫保，在醫院住了10天院，診斷結果是反應性關節炎，需要終身服藥。

2023年5月17日，他們就強制給我們停水停電，工廠被迫停工，剩下的10多名員工就地解散，一個老板此前運過來加工的黃花梨，加工到一半工廠斷電后就沒再進行。

為了守護自己花數百萬修建的廠房，潘紅霞和老頭子在沒水沒電的廠房里熬過了三個夏天兩個冬天。

回憶起那段守房的日子，潘紅霞兩眼淚光的說：“沒水，老頭子用摩托車去朋友家拉水應急；沒電，必須趕在天黑之前吃晚飯；到了晚上，燒廢木料照明；夏天沒空調屋里熱得根本無法睡覺，只能把床搬到屋外睡露天壩。”

燒木材照明

夏天睡露天壩

中途，一位老客戶過來訂貨，到晚上看到這種場景，說：“大姐，這樣不行啊，都黑黑的。”潘紅霞半開玩笑說：“沒事，晚上可以看月亮。”

老顧客走后，潘紅霞根據其建議，花280元在網上購買了一個太陽能燈放廠房門口用于晚上照明。她覺得太陽能燈好用，又買了兩個放在房間。

在守房期間，潘紅霞接到法院傳票，她的華寶家私廠被房東李稱花告了。

李稱花向法院提出以下訴訟請求：

1、判令被告華寶廠向原告支付逾期占有使用費95983.33元（自2023年2月1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拖欠的部分租金20650元；自2023年4月1日起，按日租金666.67元計算至實際騰退之日止，暫計算至2023年7月22日為75333.33元)；

2、判令黃海敏對被告華寶廠的第一項訴訟請求中的35783.33元承擔連帶付款責任（自2023年4月1日起，按日租金316.67元計算至實際騰退之日止，暫計算至2023年7月22日)；

3、判令兩被告向原告支付墊付的2023年3-5月份電費10807.68元；

4、判令兩被告在判決生效后十天內騰退、搬離并返還非法占用的房屋、設施設備及附屬土地（不動產所在地：深圳市龍華區觀瀾街道牛湖社區君新路162-2)；

5、判令本案的訴訟費用由兩被告承擔。

事實和理由：2020年4月23日，被告華寶廠與原告簽訂《合同書》，約定：被告華寶廠承租原告的廠房及宿舍，廠房一棟，建筑面積1000平方米，宿舍二棟為1200平方米，租用期為二年，于2020年5月1日起至2022年4月31日止；廠房及宿舍租金每月貳萬元(20000元整)包括鐵皮車間450平方米；未經原告同意，被告華寶廠不得轉租廠房、不得在廠房或宿舍內另起建筑物或搭棚，否則原告有權立即拆除，其一切費用由被告華寶廠負責；租約即將屆滿，被告華寶廠欲繼續租用，則需三個月前通知甲方。被告華寶廠承租涉案房屋后，轉租給被告黃海敏使用。2022年4月30日，被告華寶廠承租期限屆滿，雙方未再簽訂續租合同。截止至原告起訴之日，被告華寶廠仍未搬離其物品，將租賃物業騰空并將涉案房屋返還給原告，且仍舊與被告黃海敏共同非法占用房屋。

被告華寶廠、黃海敏答辯稱，1.原告方并非涉案房屋適格的出租主體，原告也未提交相關的證據證明其對涉案物業具有合法的占用來源，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合同書期滿后無權再向被告主張房屋占用費；2.涉案物業包含合同書中約定的建筑面積1000方，宿舍1200方，同時還包含華寶廠自建部分物業至租賃合同到期后，華寶廠一直占用其自建部分；3.涉案物業在合同期內租金繳納情況為按月華寶廠支付租金1萬元，黃海敏支付租金1萬元，其作為單獨主體直接向房東交租；4.關于原告方主張的電費與實際情況不符，未產生1萬多萬元的數額，該電費為附近幾個工廠的電費，并非僅為兩被告占用涉案物業部分所產生的電費。

2023年11月28日，深圳市龍華區法院作出判決：

一、被告深圳市龍華區觀瀾華寶家私廠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將位于深圳市龍華區觀瀾街道牛湖社區君新路162-2號內的廠房一棟、鐵皮房以及相關附屬設施、用地騰還給原告李稱花，并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李稱花支付上述物業租金和占有使用費（上述費用按照10500元/月的標準，自2023年4月1日起計至上述物業實際騰還之日止)；

二、被告深圳市龍華區觀瀾華寶家私廠和被告黃海敏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將位于深圳市龍華區觀瀾街道牛湖社區君新路162-2號內的宿舍二棟以及相關附屬設施、用地騰還給原告李稱花，并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共同向原告李稱花支付上述物業占有使用費（上述費用按照9500元/月的標準，自2023年2月1日起計至上述物業實際騰還之日止)。

一審判決書

一審判決書

潘紅霞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潘紅霞堅稱，自己沒有拖欠房租，也沒有拖欠電費，“這是他們套好的，目的就是趕我們走，讓我們一分錢也拿不到。”潘紅霞說。

強拆

不幸的事，發生在2025年7月29日。

這天，潘紅霞被強制帶走，到龍華區法院后，工作人員說如果幾天時間內搬走，現在就可以回去。

潘紅霞問工作人：“我的補償呢？”

工作人員說：“你是違建。”

潘紅霞說：“這是歷史遺留不是違建；為什么當年修建的時候不說是違建，而且網格都給了編號，20多年后，要征收了就說違建。”

法院的工作人員不說話。

潘紅霞拒絕簽字，工作人員說拒絕簽字要拘留，潘紅霞還是堅持不簽。

最終，潘紅霞因拒不履行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被拘留15日，時間自2025年7月29日至8月13日。

拘留解除證明書

潘紅霞說，她被拘留的第三天下午，丈夫黃秀林也被帶走，幾臺挖掘進場，沒多久廠房就被鏟平了，“晚上7點，我老頭子被放回來，回到廠里已經是晚上9點過。他站在廠房門口一看，發現廠房已被夷為平地，廠房大門緊鎖，被鋼筋從里面焊死。他流著淚不知道怎么辦，身上又沒帶錢，無奈只好向朋友借錢，在附近找了一間旅店住了一夜。”

潘紅霞站在拆遷后的廠房門口

解除拘留后，潘紅霞夫婦走上了漫長的上訪維權路。他們在一份舉報材料中提到，9月2日晚上9點左右，兩人訂了第二天深圳到廣州的高鐵票，沒想到9月3日凌晨一點左右就接到社區書記電話，勸他們不要去廣州。

上車前10來分鐘，牛湖社區、觀瀾街道辦等5人突然出現在潘紅霞夫婦面前，讓退票不要去廣州，他們會解決的。

“我們還是沒聽他們勸，繼續上車，他們也跟著我們上車。在廣州期間，他們繼續跟蹤我們，當天下午3點多我們被迫和他們一起回深圳。”潘紅霞說。

9月5日，潘紅霞夫婦乘坐別人的私家車，再次來到廣州，向中央巡視組遞交材料。

他們在向有關部門的舉報材料上，提出了11個請求事項，表示如在廣東得不到處理，將去北京反映，去新聞單位喊冤。

潘紅霞夫婦的舉報材料

“現在我所有卡包括社保卡都被凍結了，我和老頭子就靠他溫州老家每月給老人發放的400元生活。”潘紅霞說，南下深圳近40年，沒想到會落到如此下場，“對這里貢獻我不談，我最起碼有付出吧，納稅、解決就業，這幾十年光是養肥了別人，自己老了卻被淪落到流浪，這個老鄉家住兩天，那個老鄉家住兩天。”

潘紅霞稱，按照深圳的規定，有房本沒房本，征收都有補償，而且她手上還有不少當地項目補償安置方案。

潘紅霞說：“他們這樣對我這個外地人，實在是欺人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