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內涵演變的內在邏輯及其啟示

基礎研究作為現代科技政策核心概念，其內涵經歷了從“純科學”到“工具性知識”再到“社會技術系統集成”的演變。本文基于“時代問題—術語轉換—政策判斷”的邏輯，梳理基礎研究概念的歷史演進，揭示其在科學—技術、國家—社會關系重構中的政策轉變機制。

文章從17世紀科學革命中的“理性—經驗”張力出發，分析19世紀“純科學”在大學體制中的合法性建構，及20世紀德國技術科學與美國“fundamental research”術語對基礎研究政策功能的塑造。二戰后，布什提出的“basic research”在冷戰背景下完成制度化，確立線性模型范式。21世紀以來，基礎研究嵌入社會技術系統，美歐政策呈現“技性科學”演化趨勢。

本文認為，基礎研究演進體現時代問題驅動、術語與政策共生及知識生產模式升級的邏輯，亦是國家科技戰略能力建設的關鍵接口。中國需突破線性路徑依賴，構建問題鏈驅動的資助機制，統合科學、技術與倫理社會因素，推進由規則適應者向范式定義者轉型。

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作為現代科技政策的核心概念，其內涵始終處于動態演變中。從17世紀“純科學”（pure science）與“應用科學”（applied science）的二分法，到二戰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線性模型，再到“巴斯德象限”理論與“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的深度融合，基礎研究的相關術語也隨之數次更替迭代（圖1）。

這一演變過程不僅折射出科學與技術、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深層調整，更深刻揭示了在時代背景下，社會訴求、政策制定者和科學共同體三方的博弈。其概念框架始終處于“時代問題驅動概念重塑、判斷牽引術語迭代、政策實踐反哺語義重構”的互動循環中。例如，冷戰催生了布什的線性模型，布什在科技政策中用基礎研究重構了科學的合法性，而實踐反饋又不斷解構既有的定義，如CRISPR技術倒逼基礎研究擴展倫理維度，最終形成“術語重構政策邊界，政策重塑術語內涵”的共生演進格局。

因此，本文將基礎研究概念的演進置于時代問題驅動、術語體系變遷與政策判斷互動的整體邏輯鏈條中，構建了理解科技政策變革的“時代問題—術語轉換—政策判定”理論框架，在此框架下將基礎研究的發展劃分為“純科學”合法性建構、“工具性知識”政策轉化、“社會技術系統集成”三大階段，揭示其內涵演進與科學—社會關系重塑的內在關聯。

01

科學革命與工業需求：

純粹性的構建（17—19世紀）

17世紀科學革命后，科學合法化與大學體制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茖W革命時期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經驗主義（Empiricism）之爭催生了科學“純粹性”與“應用性”的張力。當時，“理性主義是從屬和輔助于經驗主義”的觀點開始被接受，即理性被用來處理和組織經驗數據，這與中世紀的“理性獨立于經驗之外發現真理”的認識截然不同。這種觀點的轉變強調了科學實驗和觀察的重要性，因為這些是獲取經驗的主要途徑。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自然哲學實踐論”，試圖將新興的“以實驗和工具為基礎”的自然知識與傳統的“注重邏輯推理”的自然哲學思想結合起來，這為調和實驗科學與傳統哲學的矛盾奠定基礎。隨著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的發展，社會對實用知識和技術的需求日益增長，與應用相關的實驗科學也開始受到大學重視。但是，當時的大學仍以神學和古典教育為主導，專注于傳播具有“先驗性、必然性和永恒真理性”的純科學，“基于經驗認知并有實際應用目的”的自然知識顯得格格不入。這就要求自然知識在為實際應用作出貢獻的同時，又要符合大學的學術理念，因而自然知識必須要形成便于在大學教授的理論，即使是基于經驗和實驗的化學也不例外?？档略?8世紀晚期將自然科學視為基于對自然界的“先驗”概念化，從而賦予了自然科學的純科學地位，也為自然科學家進入大學系統并獲得地位提供了合理性。

19世紀的工業革命加劇了科學與技術的分化，自然科學的概念向純科學轉變，科學家為維護學術權威，強調“純科學”對技術的單向貢獻，術語“純科學”成為學術共同體的身份標識。隨著工程技術在社會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工程師不斷提升的社會地位對科學家職業造成了競爭壓力，為了維護科學高于技術的等級區分和學術地位，科學家開始關注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邊界，強調科學對技術發展的貢獻。科學進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是不易察覺或預測的，而技術發展對國家繁榮的貢獻是顯而易見且直接的，二者之間的關系成為討論熱點。在19世紀的德國，技術（technik）被定義為應用自然科學（angewandte Naturwissenschaft），通過將工程技術描述為“應用科學”，科學家們試圖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一席之地。然而，這種科學廣義化概念與科學家身份相沖突，盡管從事純科學研究的科學家們在公共場合強調科學的效用，但仍忠誠于“為科學而科學”的理念。當然，自然科學本身“還有不少漏洞，有一些純由理論所推論出來的結果顯然與事實不相符合”，因而科學家將“科學”視為科學知識的生產活動，用術語“研究”（research）取代了“科學”（science），科學家們將他們的工作定義為滿足長遠需求的科學研究，而工程師則旨在滿足當下需求的技術應用。貝爾納曾對此表示遺憾，他認為正當科學應與工業結合，純科學的觀念將科學家限定為知識生產者，即科學家的職責僅限于進行科學研究，而將科學研究成果交給一個理想的經濟體系去發揮作用。

在學術自治和實用主義的博弈下，這一時期的政策呈現二元分裂，即學術體系堅守純粹性，產業領域追求實用化。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科學界普遍認為純科學是追求普遍真理和基本法則的高尚事業，而應用科學則是將這些基礎原理應用于實際問題和技術創新的實踐。這種區分體現了當時學術機構的組織方式和科學家們對于知識生產過程的理解。大學通過課程體系固化“純科學”理念，而政府則通過諸如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這類工業實驗室推動應用研究。這一單向關系得到了當時經濟學家的支持，“盡管技術科學（technologicalscience）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啟發純科學，但總體而言，技術更多地處于接受端。純科學總是先于應用科學，而技術最終將科學轉化為公共利益。”

02

國家競爭與戰爭驅動：

工具性概念的強化

20世紀上半葉的工業化與國防軍事需求倒逼純科學向基礎性研究轉變。隨著工業革命的縱深推進，自然科學享有的高度社會聲譽日益植根于其驅動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能力，而這一現實與科學界固守的哲學傳統所形成的激烈對峙在19世紀晚期達到高峰。德國為適應科學的新型社會角色轉變，開始在制度層面上逐漸淡化“無視技術成果生成而追求永恒真理”的純科學理念。通過建立和發展工程技術學校，率先使技術科學化走上建制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的發展之路，一個以技術實驗和應用數學為基礎、包含行業共性技術原理的技術科學（technological science/engineering sciences）應運而生。技術科學是關于人工自然過程的一般機制和原理的學問，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為工程技術服務，其雙重性質促進了科學與技術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從而模糊了“純科學”與“應用科學”的界限。為適應工業化社會對科學的需求，德國從側重高等教育的科學政策轉向注重工業需求的研究政策，通過建立凱撒·威廉學會（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KWG）這類獨立于大學的研究所，推動與工業緊密相關的研究，促進科技與產業的深度融合。

美國政府在20世紀上半葉的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時期也意識到科學研究對于經濟復蘇的重要性，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開始加大對能為工業和工程技術提供理論支持的科研的資助。同時，隨著科學與工業研究實驗室的緊密聯系，科學研究逐漸具備了產業基礎特征，尤其是在化學、電磁學等領域的突破促成了大型工業公司的誕生。一個新的術語基礎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開始在美國流行起來，從而實現了從純科學到基礎研究的概念轉變（圖1）。術語fundamental research主要限于生物學、工業研究和工程學領域，指向具有明確問題和應用導向的、需要長期研究的根本性科學問題。該術語早在1890年代出現在美國植物育種領域，當時農藝學科學家為持續推動植物育種的發展而呼吁加強植物生理學基礎研究，實際存在的問題和應用引導他們提出了當時“純”植物學尚未提出的新問題。該術語傳達了“科學效用延遲兌現”的觀念，即科學遲早會被應用而產生有用的知識，這種轉變反映了19世紀末以來人們對科學增長及其為技術開發和經濟發展等提供可能的期望。同時，從fundamental一詞本意來看，其本身就暗示研究是復雜科學過程的起點，但并非最終目的。科研人員通常會謹慎表述他們對研究效用的承諾，因為基礎研究往往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難以預見其直接應用。因此，這個術語的使用是具有戰略性的，既承諾科學效用，同時又避免可能過高的估計和期望。

在國家目標與科學自主的平衡中，政策工具呈現“任務導向”與“自由探索”的混合特征。在英國，1916年成立的科學與工業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DSIR）為了避免“純科學”給人的“只是出于好奇而無實際應用”的印象，采用了fundamental research這一術語，旨在推動對工業發展有益的科學探索，強調其對實際技術和產業發展的潛在貢獻。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通過《新政》（New Deal）推動了科研資金支持，尤其是在生物學、化學和工程學領域，這些領域的基礎研究被認為能夠為解決當時的技術和產業問題提供長遠的解決方案。很顯然，在這一時期fundamental research被視為科學探索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純科學，也不是應用科學。在工程技術領域，該術語被視為技術科學化過程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工程/技術科學研究不僅僅是尋找即時的實用解決方案，而是通過科學方法從更深層次來理解和改進技術?；A研究是連接純科學和應用技術的關鍵環節，成立于1913年梅隆工業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就是科學發現和工業應用之間的中介，培養出了大量既懂科學原理又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工程師，同時也推動了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和工業發展。

03

冷戰與軍備競賽：

線性模型的制度化

二戰后，科技霸權與知識供給危機促使基礎研究成為美國科學政策的核心概念，創新的線性模式成為科技政策的主導敘事。戰爭凸顯了科學研究對社會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對科學知識的渴求。戰前，美國的科研活動主要集中在少數名校和聯邦實驗室，資金多來自企業和慈善機構，聯邦政府的資助渠道有限。戰爭期間，美國科學研究高度集中于軍事應用（如曼哈頓計劃、雷達開發），這種“任務導向型研究”（mission-oriented research）雖高效，但短期規劃和安全限制會影響長期科學探索，進而打破科學知識生產與應用之間的平衡。戰爭末期，布什試圖通過basic research這一術語，將科學從中解放出來，重新將其定位為“國家進步的源泉”，科學知識的可持續供給成為重要的出發點，這也為聯邦政府資助基礎研究提供了邏輯基礎。

布什沒有使用當時流行的fundamental research，而是選擇了basic research這個一直用于農業部門和政治領域的術語來表達基礎研究，凸顯其“技術基礎”的工具性涵義。首先，從語言學的角度，“basic”更強調基礎和必要，“fundamental”更強調根本和本質，使用basic research更易讓公眾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基礎研究是技術應用的“必要前提”，而非抽象的理論探討。其次，從線性模式來看，布什雖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但其終極目標仍是服務國家利益，使用basic隱含了基礎研究是技術應用的“基礎”這一“工具性價值”，從而為國家未來利益奠定基礎，而非純粹為知識而知識，這種立場是區別于歐洲傳統中純粹“好奇心驅動”的研究。最后，這個術語選擇也要與歐洲當時基礎研究與國家目標緊密結合的做法相區分，前者更強調科學的社會功能。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在20世紀上半葉德國興起了基礎研究（Grundlagenforschung ）和目標導向的科學研究（Zweckforschung），前者被定義為不能被“命令和加速”的科學，但實際上在納粹政權下，歐洲“純科學”理念逐漸淡出，基礎研究與國家目標緊密結合，提倡科學合作以解決納粹定義的“時代問題”。

布什用basic research這一術語擴展了基礎研究的內涵，既強調科學的自主性和探索自由，又明確基礎研究對國家安全和應用目標的重要性。他的基礎研究定義是“不以應用為目的”，雖有回歸“純科學”的意味，但并未排斥面向長期目標的任務導向研究，曼哈頓計劃中核物理基礎研究被包裝為“長期國家安全投資”。布什提出的聯邦資助計劃大綱包括對基礎研究（長期科學研究）的財政支持（特別是在軍事事務方面），表明基礎研究是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基礎，對國家安全和長期發展至關重要。這一定義在當時引起了混淆和爭議，尤其是在工程和軍事科學領域，與之前將基礎研究視為應用基礎科學的觀念相沖突，更加強調了基礎研究的獨立性和純粹性。

布什將基礎研究與科學自治聯系起來，為科學知識的可持續供給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戰后，戰爭導致人力資源大量投入軍事需求，移民減少和高等教育生源縮減削弱了科研人才供給，戰后自由科學交流會受限。布什認為基礎研究應是自由探索的過程，不受特定應用目的限制，這要求政府在支持科學研究的同時，尊重并保障科學的自主性和探索自由。他的報告首次將基礎研究與科學自主的制度保障緊密聯系起來，強調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不是對立的，而是科學發展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環節，共同構成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完整路徑。因此，基礎研究不僅意味著科學擺脫短期成果的高期望負擔，還包括科學探索和交流的自由。布什強調要加強美國大學作為研究和培訓機構的地位，以國家福利的名義激發聯邦政府對科學的支持，發展研究型大學和非盈利研究機構。

事實上，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概念的興起與推廣（圖1），不僅反映了科學自身的發展需求，還與20世紀下半葉的冷戰意識形態背景、科學與公眾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科學倫理困境密切相關。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和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認為，科學的自主性與民主制度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只有民主社會才能保障科學的完全自主權，而科學的獨立性也是民主多元主義的重要前提。這種觀點在冷戰期間被廣泛引用，以凸顯西方科學體系的自由與獨立性，與蘇聯的集權主義形成對比。同時，強調基礎研究可以使得科學避開與軍事合作和政治爭議的關聯，保護科學家們的聲譽和資金來源，因為它能夠確?？茖W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

04

冷戰后與全球格局變化：

美國和歐洲的基礎研究政策內涵演變

冷戰結束后，全球格局重塑，科技政策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轉折。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崛起，使科技創新成為國家競爭力核心；環境、健康、能源等復雜社會問題加劇，促使科研范式由自由探索轉向問題導向的跨學科協作；同時，知識流動與技術創新日益交織，創新鏈條呈現非線性特征，傳統線性模型受到廣泛質疑。在此背景下，美國的科技政策進行了范式變革，歐洲也進行了科技治理機制的重構。

4.1 美國的科技政策范式革命與理論突破

冷戰期間，尤其是在蘇聯衛星升空（1957年）和日本經濟崛起（1960—1970年代）的雙重沖擊下，美國意識到單純依賴基礎研究的線性模型無法保障技術領導地位，開始進行政策反思和調整?；A研究固然重要，但許多技術的重大突破與工業的突飛猛進并不直接源于基礎研究，半導體、計算機等突破性技術更多源于在線性模型實踐中異化的“軍事—工業—科學”復合體。一些被稱為基礎研究的項目實際上更像是任務導向的研究，旨在滿足冷戰期間對軍事和技術需求的響應。

冷戰結束后，全球格局變化，科技競爭重心從軍事安全轉向經濟競爭，科技創新被視為經濟競爭的核心，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崛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 S.，NSF）資助政策開始進行戰略調整，資助對象從資助個人擴展到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UICRC）、大學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ERC）、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STC）等科研機構，將“技術成熟度”指標納入評價標準，要求項目申請說明潛在應用場景，并用科技“轉化型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替代“應用研究”，從而試圖消解“基礎—應用”的二元對立。《拜杜法案》（1980年）更是確立了“政府資助—大學持有—企業轉化”的專利分配機制，催化了硅谷模式崛起。在這種背景下，基礎研究不再單純代表純粹的學術探索，而是與國家安全和技術進步緊密相關，成為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學術研究的代名詞。

自20世紀80年代起，線性模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挑戰。學者們一致認為創新過程是復雜的、多向的，不再能通過簡單的線性模型來描述，內森·羅森堡（Nathan Rosenberg）更是直言“每個人都知道，創新的線性模型已經死了”。其中，唐納德·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于1997年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理論最具代表性，他結合戰后科技政策的實際變化，提出了“技術也能夠驅動科學發展”的新思路。布什的基礎研究強調知識的可持續供給，而巴斯德的基礎研究則強調應用導向（used-inspired），即在解決實際應用問題的過程中，同時推動基礎科學的進步，這種理念為美國政府調整和確立明確的科技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創，通過科技突破驅動經濟增長成為重要選項。此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增長對美國科技霸權構成挑戰，氣候變化、能源安全、醫療健康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嚴峻，美國試圖通過科技主導權重塑國際秩序。在經濟危機、科技競爭、社會問題與地緣博弈多重壓力下，美國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將術語“重大挑戰”（grand challenge）作為美國創新戰略的關鍵詞，提議“利用科學和技術來應對21世紀的重大挑戰”，旨在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改變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合作方式，推動跨學科合作來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這一術語的提出，標志著美國從單一學科驅動的創新模式轉向以問題為導向的系統性突破。事實上，概念“grand challenge”早在1991年便出現在高性能計算法案中，被定義為“科學或工程中的基礎問題，具有廣泛的經濟和科學影響，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使用高性能計算資源，并且需要跨學科的研究團隊”，這個概念與應用基礎研究更為接近。戴安娜·?？怂梗―iana Hicks）通過計算機領域、工程技術領域、體育競賽方面和美國白宮政策對grand challenge這一術語的使用演變，在語義上揭示了其更深層次的涵義，即“重大挑戰”這一概念提出了一種新的、更加符合現代科研活動的框架，它強調了集體合作、跨學科合作以及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緊迫性。相比于傳統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重大挑戰”更加注重解決那些超越單一學科或團隊能力的大問題，并通過集合全球科研力量來共同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單科的基礎研究可能會被認為過時，而重大挑戰則成為現代科學政策中更加有活力和前瞻性的語言。

自21世紀以來，美國不斷反思其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科技政策的關注焦點逐漸從以往的研發經費增減轉向如何進行更有效率的科研資助。美國科技政策效率優先轉向，本質是從“規模擴張”到“生態主導”的戰略升級，即通過優化資助機制、重構評價體系、強化政策工具，試圖在有限資源下維持全球科技霸權。美國工程院院士文卡特?！つ抢瓉喣悄绿?（ Venkatesh Narayanamurti）在2022年指出“美國應當重視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研究，因為這是創新的引擎”，該觀點一經提出備受關注。所謂技性科學，是指依賴技術發展的科學，而技術是以社會技術系統的面貌呈現出來?；A研究被置于社會技術巨系統中運行，如CRISPR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軌跡，Cas9蛋白的分子機制研究（科學）依賴基因測序技術的突破（技術），而技術應用又必須嵌入生物倫理審查（社會規范）、醫療資源分配（公平性）等社會系統中。這意味著研究者需同步考慮技術可行性、科學原理與社會可接受性三重維度，形成“三位一體”的研究框架。傳統基礎研究遵循“學科問題驅動”模式，而技性科學采用“社會—技術問題涌現”機制，如在碳中和研究中，光伏材料的光電轉換效率提升這一科學問題源于能源轉型需求這一社會問題，而鈣鈦礦電池的穩定性瓶頸的技術問題又催生出界面工程的基礎研究新方向。這種“問題鏈”結構使得研究過程具有自組織特征，不斷重構知識生產邊界。

技性科學觀為科技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在關注科學方法與技術方法融合進而推動創新的同時，也要特別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決定科學技術體系命運的社會因素，如可持續發展、科技倫理、社會公平、和平發展等。這種新型基礎研究范式正在重塑全球創新格局。美國國家量子計劃（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U. S.，NQI）的推進模式即為典型，政府—企業—高校共建聯合實驗室，量子算法的科學研究與低溫控制系統的技術開發同步進行，同時設立量子倫理與政策研究中心這一社會維度，完美詮釋了技性科學的三螺旋創新特征。這種研究范式的演進，標志著人類正從“認識世界”的基礎研究時代，邁向“改造世界—重構認知—再造社會”三位一體的基礎研究時代。

美國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動技性科學的范式轉變。《無限前沿法案》（2021）納入到《芯片與科學法案》（2022），強化了美國重塑基礎研究體系，使其更具戰略性和應用導向的決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U. S.，NSS，2022）和《國家防務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U. S.，NDS，2022）這兩份戰略文件強調技術領導力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將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納入國防和經濟競爭的核心議題；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近年來增加了對“應用導向”的科研項目的資助，前者資助AI、先進材料、量子計算等技術，推動基礎研究與軍事應用結合，后者資助可再生能源、核能、超級計算等技術，以支持國家能源戰略；NSF成立了“技術、創新和合作學部（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Innovation，and Partnerships; TIP）”（2022），專注于支持“以應用為導向”的研發，通過資助有潛力轉化為實際應用的前沿科學，加強學術界、政府和產業界的合作，提供資金支持先進制造、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跨學科研究，促進基礎研究向技術創新的轉化；美國國務院成立了“關鍵與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2023），目標是將關鍵和新興技術納入現代外交戰略，強調技術競爭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關注生物技術、先進計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術等領域，推動基礎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維護美國的技術優勢。美國正通過這些政策加速基礎研究范式的變革，推動技性科學的發展，使基礎研究更緊密地服務于國家安全、經濟增長和全球競爭。

4.2 歐盟科技治理機制重構與新概念

在1970年代歐洲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歐共體的科技政策旨在通過內部市場項目的整合來實現經濟復蘇和工業競爭力提升。早期的框架計劃（Framework Programmes，FPs），如BRITE、EURAM、ESPRIT，都是強調技術開發和市場應用，以確保歐盟企業在與美日競爭中保持優勢。這個時期政策關鍵詞有applied research、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technology-driven programs等，科學研究從屬于產業政策，應用研究獲得優先資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歐洲硬化癥”背景下，它成功地將整個制造業的合作理念與“技術共同體”的規范理念聯系起來。隨著科研機構在框架計劃下獲得資助的難度增加，學界對歐盟科技政策的經濟實用主義提出質疑。盡管第三框架計劃（1991—1994）依舊強調與私人企業合作，但公共研究機構要求更大的學術自由，導致了提供應用研究資助（以經濟效用為目標）和公共研究機構科研人員的自由性（傾向于基礎研究）之間的分裂。為了應對基礎研究資金短缺的問題，1990年代中期，歐洲提出了資助基礎研究的計劃。這個時期政策關鍵詞有path dependency、research autonomy、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科技政策逐漸向更均衡的方向調整。

為此，歐洲委員會于2005年4月成立了歐洲研究理事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首次在歐盟層面資助由科研人員驅動的基礎研究，標志著基礎研究戰略重心的轉變。該機構旨在通過嚴格的同行評議機制，重點支持促進歐洲在全球競爭中發揮作用的優秀項目，而非基于產業需求，從而提升了學術界對科研自主性的認同。這個時期政策關鍵詞有excellence-based funding、frontier research、global scientific leadership，鼓勵突破性創新，增強歐盟全球科技競爭力。隨著全球化、技術革命、復雜社會問題的交織，科技政策面臨的背景發生了根本變化，特別是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問題和健康挑戰的需求，推動了對“跨學科突破”和“高風險創新”的政策支持。主要強調知識積累的“basic research”似乎無法充分體現高風險領域，尤其是那些可能產生重大社會和技術影響的前沿課題。因此，frontier research似乎可以成為替代術語。盡管如此，ERC和歐盟在推動基礎研究方面仍面臨法律、政治和經濟上的挑戰，如德國《科研自由法》與法國《生物倫理法》對基因編輯研究的限制差異，導致ERC資助的CRISPR項目在兩國推進受阻，“節儉四國”（荷蘭、瑞典、丹麥、奧地利）在2021年歐盟預算談判中要求削減“地平線歐洲”預算，最終導致ERC經費縮減4.2% 。

歐洲在第七框架計劃（FP7，2007—2013年）中明確將basic research替換為前沿研究（frontier research），這一術語調整不僅是語義上的革新，更是對歐盟科研資助機制的戰略性重構。如圖1所示，1980—2000年代，“basic research”和“applied research”的流行度都在下降，而唯有“frontier research”在上升。采用“前沿研究”概念可以涵蓋“巴斯德象限”（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避免因傳統分類僵化而忽視交叉領域，如量子計算研究既需理論突破（基礎性）又需工程驗證（應用性），ERC資助的合成生物學項目也兼具探索性與潛在產業價值?！扒把亍币辉~強調科研方向的動態演化，如FP7期間ERC資助的拓撲絕緣體研究（2008年）在十年后催生了量子計算機原型，而傳統“基礎研究”框架難以預設此類長周期顛覆性創新。面對2000—2006年全球科技競爭壓力，歐盟將“前沿研究”定位于戰略核心，即通過聚焦腦科學、納米技術等高風險高回報領域對標美國DARPA模式，又借助ERC設立的“青年學者基金”（Starting Grants）和“資深學者基金”（Advanced Grants），以“科學卓越性”為唯一標準吸引全球非歐盟科學家參與（2007—2013年），遏制人才外流。政策工具層面同步實施了資助周期延長（由傳統的3年延長至5年） ，失敗容忍度提升（較FP6提高25%）、取消“經濟社會效益”預評估而轉向關注“科學突破潛力”。這種戰略—政策聯動的設計，實質是通過松綁科研周期約束與重構價值評判標準，構建起適應顛覆性創新的制度環境。

歐盟第八框架計劃（地平線2020，2014—2020年），延續了FP7中的“前沿研究”概念，但更加突出“科學卓越性”作為核心評估標準，尤其是在ERC資助項目中，“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的比例從FP7的45%提升至60%。同時，地平線2020引入了“開放科學”概念，提出了“開放創新、開放科學、向世界開放”的戰略，推動基礎研究向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強調數據共享與公眾參與。例如，要求ERC項目的研究成果必須實現開放獲?。∣pen Access），使得基礎研究從“實驗室封閉性”逐漸轉向“社會協同性”。在政策工具方面，地平線2020也提出了“未來新興技術”（Future Emerging Technologies，FET）旗艦計劃，資助既具基礎性又具顛覆性的領域，如石墨烯和人腦計劃，推動基礎研究向產業突破的快速通道發展。

歐盟第九框架計劃（地平線歐洲，2021—2027年）進一步推進了“使命導向研究（Mission-oriented Research）”模式，徹底突破了傳統的基礎研究定義，將科研目標與氣候變化、癌癥和智慧城市等社會挑戰領域緊密綁定。在一些關鍵領域，如量子技術和氫能，歐盟制定了“戰略研究議程”（Strategic Research Agendas，SRAs），要求基礎研究必須錨定技術路線。例如，歐盟量子旗艦計劃要求理論物理研究需與工程團隊協同?！暗仄骄€歐洲”通過“歐洲創新理事會”（EIC）提供的混合資助，支持深度科技（Deep Tech）研究，并要求提出商業化路徑，支持“科學發現—專利布局—初創孵化”的全鏈條發展。此外， “地平線歐洲”還推動“研究公約” （Research Covenants），如法國承諾將10%的資金用于“無約束探索”，以確保自由探索的科研空間。盡管有批評者認為“使命導向”可能會壓縮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但歐盟通過保留ERC的“自由探索”項目，確保其占比不低于35%，從而平衡戰略目標與自由探索之間的矛盾。

歐盟基礎研究的政策話語體系經歷了從經濟導向到前沿科學、開放科學，再到使命導向，實現了從以經濟驅動為主到以知識創造和全球競爭為核心的基礎研究政策話語演變，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了歐盟科技治理結構的調整，也體現了政策目標與學術自主性之間的長期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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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啟示

基礎科學的內涵經歷了從“純粹性”到“社會技術系統整合”的范式躍遷。17世紀至19世紀，科學革命確立了“純科學”的權威地位，大學通過課程體系固化理性與經驗的分離，工業革命雖催生技術需求，但科學與技術被嚴格區隔。20世紀上半葉，工業化與戰爭需求推動它們向工具性概念（基礎研究）轉型，德國通過技術科學模糊學科界限，推動科學與工業融合，美國植物育種領域提出fundamental research，強調科學效用的延遲兌現。冷戰至今，二戰后布什的線性模型被“巴斯德象限”取代，尤其是21世紀興起的“技性科學”觀，更是強調科學—技術—社會三螺旋互動。

基礎科學內涵及其相關術語的變化（表1）本質上是基于“時代問題—術語與政策互動—知識生產模式”這一內在邏輯主線進行科學與社會關系的動態再協商。時代問題持續倒逼科學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如科學革命時期培根以“自然哲學實踐論”調和理性與經驗之爭，冷戰催生曼哈頓計劃等任務導向研究，全球化時代的氣候危機與AI倫理則迫使科學嵌入社會技術系統；在時代問題不斷轉換過程中，需要新的概念和術語以實現其政策指導，術語與政策在互動中重塑科學的價值定位，如美國用“basic research”強化工具理性以規避“無用”標簽，歐盟以“research frontiers”突破學科桎梏，支持拓撲絕緣體等長周期顛覆創新；當人們對政策的判斷形成共識后，知識生產模式便得以升級。如從牛頓力學的學科驅動轉向光伏材料效率提升的“社會需求—技術瓶頸—科學突破”問題鏈驅動，從單向理論供給到最終形成政府—企業—高校三螺旋協同的量子計劃范式，標志著科學從單向線性供給向多維系統創新的躍遷。

基礎研究的內涵變化體現了國家競爭視角下的戰略重構。在科技競爭與安全邏輯方面，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將基礎研究納入國家安全框架，歐盟“地平線歐洲”計劃綁定科研與氣候使命，體現基礎研究的地緣戰略屬性。在技術民族主義背景下，基礎研究成為大國規則制定權的爭奪焦點。在創新生態的系統重構方面，政策工具從“規模擴張”轉向“效率優先”，制度設計平衡戰略需求與學術自由。

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地緣政治持續演變、社會問題日益復雜的背景下，作為全球基礎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國的基礎研究與科技政策體系亟需從以下六個維度進行前瞻性重構與系統優化。

第一，面向時代挑戰，強化戰略前瞻性科技政策。中國應以全球變局和社會轉型為導向，系統識別和回應氣候變化、人口老齡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難題對科技提出的新要求。面對全球科技格局重構和技術民族主義抬頭，應將科技政策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強化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安全體系建設，確保在復雜外部環境下保持科技發展的主動權與安全底線。

第二，突破傳統范式，推動“前沿研究”與“創新研究”發展。基礎研究不應再局限于知識積累，而應演進為引領未來技術的戰略源頭。中國亟需突破傳統“線性”基礎研究范式，強化以問題導向、應用牽引與技術顛覆為特征的前沿研究與創新研究體系建設。特別是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術等具有顛覆潛力的關鍵領域，應加大高強度、跨學科、跨機構的資源投入。

第三，統籌基礎與應用，構建國家科技戰略能力體系。科技創新已成為國家安全、經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支柱。中國必須從戰略高度統籌基礎研究與關鍵技術攻關，建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聯動的體制機制，打通“科學發現—技術突破—產業應用”路徑，推進科技成果系統轉化，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技術支撐。

第四，轉型創新范式，爭取全球科技范式定義權?？萍紕撔路妒降霓D變不僅體現在技術結構上，更關乎思維方式和政策邏輯的系統躍升。中國應主動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強化在國際科研合作機制、產業技術標準和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逐步實現從“規則適應者”向“范式引領者”的戰略躍升，重塑全球科技競爭格局中的中國角色。

第五，強化科技倫理治理，確保科技向善發展?？萍忌疃惹度肷鐣Y構所引發的倫理問題日益突出。中國在加快前沿科技布局的同時，應同步構建覆蓋人類基因編輯、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敏感領域的科技倫理規范和風險監管機制，推動科技發展與社會價值協調統一，確?？萍荚旄Ｉ鐣?、服務人民。

第六，打造融合生態系統，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能。創新不應止于實驗室，中國應構建以“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為核心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通過優化科研資源配置、完善科研評價機制、加強政策引導與資本介入，激發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協同活力，提升基礎研究成果的系統轉化能力與戰略支撐效能。

中國基礎研究政策優化的核心，在于由“知識生產”向“戰略能力構建”轉型。必須強化前瞻性判斷與系統布局，打破基礎與應用、科研與產業之間的邊界，提升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在新時代背景下，應以全球視野構建中國特色科技創新戰略，推動科技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根本支撐。

本文來源于《中國科學基金》2025年第4期。陳悅、韓盟，大連理工大學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暨WISE實驗室。陳勁，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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