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民俗丨張鳳霞：身體感的性別化塑造及其實踐邏輯——從豫東年節花饃備制說起

主持人語

性別認知如何被社會文化所塑造？個人主體又如何體認性別？張鳳霞博士的《身體感的性別化塑造及其實踐邏輯——從豫東年節花饃備制說起》一文，以豫東年節花饃制備為案例，以作者身體參與式田野作業的細微感受為基礎，詳細探討了不同性別、年齡的個體如何通過投入這一具身性的生活實踐過程，在實際感受中將相關知識經驗內化、進而性別化。她特別聚焦力與巧這一組性別化的身體規訓。在長期以來形成的花饃制備文化中，力與巧被習慣性地分別賦予了男性和女性。然而在實踐中，它們卻并不能簡單地區分男性與女性不同的性別感知。相反，性別主體往往有自身力與巧的身體知識結合的慣用系統。因此，性別主體實際上通過實踐性的身體感知和介入，在他人、長輩評價、期待的自覺中，進入對力與巧的體認中，并在周而復始的長期過程中塑造了其性別角色的認同。通過分析男女兩性如何分別將力與巧結合、如何介入對方的分工，以及晚輩與長輩之間的互動，探討了日常實踐如何潛移默化地將個人主體置于直接的性別化體驗從而形塑性別認知。

——專欄主持人：彭牧

主持人介紹

彭牧，生于青海省西寧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民俗學博士，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訪問學者（2017-2018）。1997-2001年任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教研室，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俗學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審查機構專家組成員（2015-2017）。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民間信仰與實踐、禮儀和節日、民間手工藝、中醫與民間醫療、身體民俗、民俗學史、非物質文化遺產等。

出版英文專著Religion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 （Routledge 2020），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多篇，主要有《拜：禮俗與中國民間信仰實踐》、《實踐、文化政治學與美國民俗學的表演理論》、《Religion 與宗教：分析范疇與本土概念》、《民俗與身體——美國民俗學的身體研究》、《模仿、身體與感覺：民間手藝的傳承與實踐》、《從信仰到信：美國民俗學的民間宗教研究》、《同異之間：禮與儀式》等。與其他學者合作，在《亞洲民族學》（Asian Ethnology）上主編“中國民俗研究”（Chinese Folklore Studies）特刊。

作者簡介

張鳳霞，河南周口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民間文學博士，現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民俗學研究所博士后，主要從事飲食民俗、性別民俗研究。

身體感的性別化塑造及其實踐邏輯

——從豫東年節花饃備制說起

摘 要

身體的性別化（gendered）一直都被認為是自然而然和不言而喻的社會現象，以至于提到身體，性別化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性別秩序。但這與身體性別化呈現的社會現實明顯不同，實際上，身體的性別化并非是渾然天成，而是在文化集團中的成員與身體的密切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從身體感的視角切入豫東地區年節花饃的備制場域，下沉到身體實踐當中，我們方能看到性別化身體背后身體邏輯建立的過程以及這個過程中相關聯的地方性知識和傳統，才能夠看到身體感和性別規范之間的復雜張力。在此，性別和身體之間建立起緊密的關聯，而非是各自獨立的兩個領域，亦可以解釋身體性別化建構和性別秩序形成的邏輯，身體如何被性別化的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身體作為主體性的凸顯。

關鍵詞

年節花饃備制；身體感；

地方性知識；性別化

民俗學關注的生活世界是由性別化的文化實踐與傳承構成的。民俗文化所承載和傳遞的知識與規范，也與特定群體的性別認同建構密不可分[1]。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節日期間與食物備制相關的民俗文化本質上都是一個社會性別塑造和傳承性別角色的文化實踐。以豫東年節花饃備制為例，豫東花饃是當地農耕文明的產物，指的是豫東地區的民眾在年節期間（農歷臘月中下旬和正月以及六月初一這個當地稱之為“小年”的日子）采用特殊的烹制方法制成形式各樣、功能不一的饃的節日民俗傳統，如圓蒸饃、大饃、棗花子、棗山、小貓、面魚等各種樣式的饃，統稱為花饃。這些花饃兼具食用性和觀賞性，在過年期間作為獻祭的物品或姻親、干親間相互饋贈的禮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技藝的傳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家庭內部母女間的口傳身授和不言之教。但區別于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備制，年節期間花饃備制的體量很大，這就將平時較少參與廚房事務的男性拉入了花饃備制的場域，形成了“男性拃面，女性折饃”[2]的兩性協作和互動的情景。

彭牧指出“田野作業對民族志工作者來說本身即是一種具身性實踐”[3]，本文對于花饃備制中身體感的性別化塑造的關注正是源于自己參與豫東花饃備制的身體經驗。花饃的備制涉及花饃材料的準備以及蒸制的全過程，在參與經驗[4]中，筆者發現花饃的備制過程需要多重感官的疊加使用，只是這些身體感項目關涉著地方社會不同的性別認知和文化實踐。對筆者而言，作為浸潤于地方社會傳統中的女性，我本能地在任何一次花饃備制的場域之中，清晰地知道自己應該去聞饃味判斷饃的生熟、坐在案板前幫著折饃和學著做棗花子。而家中男性所想象和實踐的身體經驗與筆者是明顯相異的，這種不同涉及性別和感應，他們在談到花饃備制的時候會不約而同地提到自己如何拃面、如何根據面的顏色判斷力度的大小合適與否等，可見花饃備制中性別與身體感的對應和限定性關系是當地較為普遍的認知，但這實則是文化塑造的結果。

有關食物備制和性別規范與性別角色之間的關系，學界已有一定的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傳統飲食方式的實踐作為塑造和傳承性別角色與認同的語境，并且關注到有些傳統手工藝有賴于互補和性別化角色為基礎的特定分工。[5]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安妮·艾利森（Anne Alison）在對幼兒園孩子的午餐盒或便當的調查中發現，便當的制作將兒童和母親社會化，使他們在國家所期望和指導的政治秩序中承擔性別角色和主體性。[6]美國學者謝莉·英尼斯（Sherrie A． Inness）試圖分析廚房文化將女性限制在傳統性別角色中的方式，以及它如何幫助婦女質疑和破壞這些角色。[7]王均霞在討論魯東南一次春節面食制作過程時，提出這個過程是社會性別角色規范再生產的過程。[8]石訪訪認為食物以及食物備制都體現著性別的差異性分工。[9]前賢的成果拓展了我們在食物備制和性別實踐研究之間的思路，不過在目前的研究中，較少研究以實踐者的身體經驗為考察中心去看身體是如何呼應和實踐性別化的召喚的，有關身體感在性別認知和認同中的作用是什么還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將基于對花饃備制過程中性別主體的考察，對他們的身體感知進行深人觀察和剖析，以期能夠闡釋出身體感與食物備制中性別實踐有什么樣的關聯以及身體感與性別認知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簡言之，本文要討論的正是身體感在以花饃備制作為案例的性別實踐活動中有什么樣的作用。

一、從花饃的隱喻到花饃的實踐過程：

從身體感出發的性別關照

當下民俗學界的基本認知是將民俗置于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之中，在這一視角之下，我們看到的民俗不再是洪荒年代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留物”，而是處于不斷被創新和重建的動態過程之中；不再是由集體塑造的傳統和文化的反映，也不是超機體的、能夠自行到處巡游的文化事象，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情境中，其形式、意義和功能都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場景和事件中；不再是作為事象而靜止、定格的既定產品，而是為一次次生動的互動交流以及各種因素的交織協商所形塑的動態過程[10]。當我們以這樣的動態視角重新審視豫東年節花饃備制實踐的時候，我們看到的花饃就不僅僅是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美術類別中的成品或者是帶有鮮明性別技術指向的“母親的藝術”的食物成品，我們還能看到這一文化實踐中根據不同的性別和年齡層次，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位置。花饃備制相關的勞動不僅僅是分配給女性，實際上男性和孩童也參與其中，中年男性負責揉面，女性負責制作造型和把控流程，孩童在大人的指導下燒火等，形成其樂融融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之中，民眾身體在場下全方位地體認和“做（doing）性別[11]”，在身體的積極能動性之下形成了具有性別特色的身體感項目，進而強化了對自己性別角色和身份的自覺和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如美國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性別是一種身體風格，具有意圖，同時也是操演性。[12]但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在花饃備制中身體感的差異化理解直指他們背后的性別規則。

對身體感的理論脈絡爬梳和溯源不是本文的重點，但本文是從身體感的視角切入食物備制和性別認知之間的關聯，因此有必要對身體感的來龍去脈進行簡要交代。身體感一詞最早是由日本學者栗山茂久作為醫學術語提出的，他認為對于身體的看法不但仰賴思考方式，同時，也仰賴各種感官作用[13]。在栗山茂久以及人文與社會科學界20世紀80年代身體的轉向和20世紀90年代感官的轉向[14]啟發下，余舜德將身體感定義為“身體作為經驗的主體以感知體內與體外世界的知覺項目（Categories），是人們于進行感知行動（Enact Perception）中關注的焦點。經由這些焦點，我們展開探索這個世界的行動，做出判斷，并啟動反應”[15]，如骯臟感、神圣感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概念中強調身體感是于學習／養成過程或以身體作為學習文化的方式內化成為感知行為的標的[16]，也就是身體感是在人們于生長過程中、于身體長期與文化環境的互動中養成的。以年節花饃備制中性別主體的身體感知為考察對象，從個體身體經驗的視角切入，本文擬探討地方社會不同性別主體在花饃備制這一周而復始的情境性場域之中是如何形成具有性別特色的身體感，又是如何在身體的感知和經驗中形成對于性別角色的認知和認同。簡言之，性別化了的社會秩序是如何在身體作為主體中得以形成并被當地民眾周而復始地不斷實踐和內化的，當男性進入了以女性為主體的文化實踐之中。他們的身體感和女性有何不同？本文力求在身體被“技術化”的過程中找回人主體的感覺，從而可以改變過去把身體作為客體看待的狀態以及把性別化的教化看作是一個自然法則的認知，進而探討性別化的知識是如何反映在身體的實踐上，而這些身體感知和行動又是如何轉化為性別化的記憶，實現將身體的性別化塑造和實踐邏輯與身體感知、地方性知識以及性別實踐結合起來，探究性別化的身體生成的路徑，并使之成為一個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二、性別化的身體感體認與情感鏈接

人通常從孩童時期起就開始了性別角色的涵化與習得[17]，筆者以為這種習得中身體感構建了民眾建立性別認知和認同的出發點與起點，通過身體感我們能夠發現性別認知是如何在民眾的身體實踐中習得和記憶的。不過這樣的“身體感”是內化于身體、由多種復雜體驗交織而成、無法從具體的感官方向去討論，并且可能是非語言的[18]，它需要探究在行動過程中，作為有經驗／感官能力的身體所呈現的身體感項目、由此所形成的感知方式以及嵌人感知方式中的主體性[19]。

（一）力與巧的復雜性：

不同性別主體身體感知的表述

在花饃備制相關的身體感知上，在地方社會其實有著無形的性別化的共識。傳統上，在花饃食材準備的階段，是由女性來主導的，她們會在臘月初就選擇淘洗陳麥進行晾曬，同時在晾曬完成后借助簸箕，通過手和手臂的力量晃動簸箕清除小麥中混有的雜質。然后她們將拉著小麥去打面房打面的工作委派給家中的壯年男性，并叮囑他們打面要少打幾遍，一定要把頭遍面和其他的面分開。之后她們會安排男性進行劈柴、清洗蒸籠、準備床板等活動。在這樣的準備階段，人們的身體帶著性別的痕跡，傳遞出強烈的性別認同的信息。當地女性天然地覺得類似于蒸饃這樣需要“細摸”[20]的事情本就是女人的事情，與女性的身份有著內在的聯系，所以在進人農歷臘月初，婦女們就著手準備相關的食材，講求蒸出來的花饃能夠白亮，因此她們會精心選用陳麥和頭遍面去制作花饃；而男性作為“男勞力”，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一些體力活。在食材準備的階段，我們能夠看到男女性在食材的準備上承擔著各自不同的角色，但這樣一種角色是基于傳統的性別角色二元論敘事邏輯中，男性意味著陽剛、孔武有力，就要去干一些體力活，女性就要做一些輕便的、需要巧力的活。不過力與巧都是社會規范加給他們的性別責任，這種責任的施行正是朱迪斯·巴特勒所言的“性別規范引用自己從而表演出主體”“性別是通過一套持續的行為生產、對身體進行性別的程式／風格化而穩固下來的”[21]。

但在花饃的實際制作階段，筆者發現明顯的力與巧的二元對立并不能區分男性與女性，性別主體都各有自己的力與巧，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性力與巧的結合方式是不一樣的，正是這種結合的方式和知識造就了他們對于食物備制感知的性別化差異。具體體現在：男性通過“弓腰按”來使用巧力，女性通過“油著勁兒”的力量呈現來實踐和體認她們對巧力的感知。

美國學者康奈爾（R．W．Connell）提出“男性和女性的身體感覺是性別的文化解釋的中心，這一認識也許可以作為一條新思路的開始”[22]，“所謂男性化的性別是對皮膚、某些肌肉的形狀和力度、某些姿勢以及行動方式和某些可能的性行為的感覺”[23]。筆者在田野中發現男性對身體的感覺中也包含在對于巧力的摸索上，花饃備制的情境中，男性的身體感有一定的共性，體現在他們揉面過程中的力量輸出。因為花饃的備制依賴于發面的技術，面粉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發酵，需要在面開的時候加入一些堿[24]去中和面在發酵過程中產生的酸，這就需要把發酵完成的面和適量的堿放在一塊拃，邊拃邊撒干面粉，從而將堿均勻地揉進面團中，因此拃面被公認為體力活，在性別期待之中人們將其認為是男性的工作，在傳統的花饃備制中，這項活動也基本是由男性承擔的。有趣的是，在提到男性拃面的時候，大多數女性在年節花饃備制的高峰期都會說“男的嘛，拃個面就上一邊子去了，他會弄啥，他不會折饃，也不會弄一啥，就拃面出個笨勁”[25]。而筆者在對男性訪談時發現，他們對于力的述中有著一定的技巧感存在，才會使得拃面相對省力一些。每年年前都會參與到拃面之中的張小嶺在2023年五一勞動節期間時回憶說自己在拃面的時候主要用胳膊和手腕發力，一邊拃面一邊加堿水，而且要用到十分力，直到把面從有氣泡拃到沒有氣泡、光滑為止，總之用力越大拃的面越好吃[26]，筆者的同齡人赫振偉則分享了自己離家在外不會拃面，專門給母親打電話請教如何拃面，在自己的實踐中較多強調了身體經驗的技巧性，在他看來拃面都得彎腰弓步，他以為可能富有經驗的人用肩膀和腰更多，而他自己一開始是用兩手抓，后來慢慢學會了用胳膊，身體離案板有點距離，不緊挨，但也不太遠，大概半個胳膊遠，有點距離更容易使上勁，而且揉大面團時注意力要集中，要有自己的節奏[27]。可見當身體浸淫其中之時，男性對于力的理解并不是單一的笨勁或者蠻力去揉面，如何省力也是他們在一次次的實踐中嘗試去探索的“巧”，但即便是這樣，花饃備制完成之后對腰酸胳膊痛的痛感強調以及出通身汗也是他們經常會提到的身體經驗。而這種體感的深刻性以及身體在場的周而復始性之下，性別主體既將性別的觀念內化于身體并形成具有性別特色的身體能力，又將這種能力本能地當作下一次行動的指南。

對于花饃這項“母親的藝術”而言，女性的心靈手巧自然是備受推崇的，女性也在身體的感知中不斷獲得她們對于性別的認同感并且潛移默化地將這種認同感傳遞給后代。但在以往的個案研究中，我們受到原有事象本位學術范式的影響，更為關注作為產品或者藝術品的花饃，并將花饃與其制作主體——女性聯系起來，認為女性的手巧指向的是能制作出各式各樣造型的花饃。筆者在田野中發現，對于花饃造型的關注則以成婚后的女性為主。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女性群體對于巧的體認關涉到五感層面上以及對于巧中所存在的“油著勁兒＂的力道感知。相較于男性的“看堿”和面的光滑度來判斷自己的力度是否到位，女性的巧關涉到五感的整體層面上的流程，例如視覺（觀察面團的松軟和有無氣泡來看面有沒有開、觀察鍋周圍煙霧的方向來判斷饃有沒有熟）、觸覺（摸面的光滑度）、嗅覺（聞入鍋之后饃味的變化來判斷饃的生熟）等。而且她們身體感的動態輪廓不僅僅是接收外來刺激時的身體感知，也是向外傳遞主體感知的方式[28]，她們在自己做的過程中會不自覺地向晚輩傳遞一些對于力與巧的體系性的知識。相較于男性，她們的身體感是集中在手上而不是在身體上。她們明確地知道做花饃造型和拃面用的力道是不一樣的。在她們看來，拃面是全身的勁都得用上，將身體上的力量集中到胳膊和手腕上，而制作花饃造型講究的是巧勁，需要手慢慢地“油著勁兒”折饃[29]、搓長條的時候“油著勁兒”搓才能粗細均勻從而制作出造型好看的花饃。在筆者的參與經驗中，用筷子夾出花饃造型的環節總是出現花型不正或者力度把握不準的問題，這時候幫工阿姨們就會以身示范如何用左手的手指按住以堵著兩邊，幫襯著身體尋找平衡感，之后再怎么用筷子慢慢試著去夾，同時也會指導個別出現力度不足或者力度過大的問題時，怎么去二次操作以彌補不足[30]。同時，和巧一并呈現的還有恰到好處的力道。也即當地民眾經常提到的“巧勁兒”。對“巧勁兒”的體認其實伴隨著她們的性別認知，以及她們對于母職的切身實踐。這樣的一種性別化的知識在家庭中得以傳承是通過母親基于身體感知的策略，這種策略之下，不同的性別主體通過自己不斷地卷入和浸潤其中，找到專屬于自己的身體實踐方式，并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她們對于性別的認知。從這個層面而言，性別主體的身體感實際上是在特定的社會中孕育成形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性別是身體感的體系。正如吉登斯所言身體不僅僅是我們“擁有”的物理實體，它也是一個行動系統，一種實踐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身體的實際嵌入，是維持連貫的自我認同感的基本途徑[31]，男女性在他們對于身體的感覺中確立了性別主體的認同感。

但我們也應該關注到，雖然性別是身體感的體系，力與巧在性別主體那里有著不同的結合方式。在結合方式之外，兩性角色之間還存在著協作關系。雖然說“男性拃面，女性折饃”，看似在分工上涇渭分明，實則在花饃備制的過程中需要兩性協力，根據花饃備制的形勢來調整自己的性別角色。雖然女性主要是以“巧勁兒＂來確立自己的性別認同，但她們對于揉面技術的熟稔以及對于面成色的判斷、對于火候和氣味的認知都是在花饃備制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同樣地，當女性來不及折饃或者制作棗花子造型的時候，男性也會適當加人其中去幫著搓制長條備用，正是通過性別化的身體感所建立起來的知識和性別角色之間的協作保障了花饃的質量，進而維護了女性在外的面子以及整個家庭的面子，不至于被評價為“誰誰家的媳婦真不上叉”“這兩口子真不粘弦兒”[32]。而這樣的一種認知反映了男女平等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也會強化費孝通所說的鄉土社會是個男女有別的社會，也是個安穩的社會[33]。

（二）從技術到情感：

互動中身體感的性別化

在食物的備制中，身體傳承是重要的傳承方式。法國人類學家莫斯（Marcel Mauss）較早關注到身體和傳承之間的關聯，在以傳承形式劃分的身體技術中，他依據教育和訓練的性質給技術分類。作為重要的概念，身體技術是莫斯對于身體研究的重要貢獻，他認為“身體是人第一個、也是最自然的工具。……身體技術是人們在不同的社會中，根據傳統了解使用他們身體的各種方式……沒有傳統就沒有技術和技術的傳承”[34]，并在以性別區分的身體技術中指出不同性別之間的身體技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別。值得注意的是，身體技術的概念是將身體作為技術手段的客體，且忽略了身體本身的情感性。身體感理論的提出彌補了這一不足。

在年節花饃備制作為個案的食物備制中，在行動中，尤其是互動中，討論身體感的性別化更有助于我們理解性別化身體建立的情感邏輯。加拿大學者戴安·泰（Diane Tye）雖然不曾參與到烘焙的場域中，但身體的在場依舊使得她對母親的烘焙有著清晰的記憶[35]；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一直逃避對于女孩做飯的教育，但還是存在這樣的經歷：“我孩提時還是看到并記住了一些動作，我的意識中有以前廚房的味道、氣味和顏色的記憶。我能夠識別各種廚房中的聲音：水沸騰前發出的噓噓聲脂肪熔化時的噼啪聲，揉面團時手上幾不可聞的摩擦聲……有某種東西來到了我身上，將我納入了家里面的婦女大團體，使我融入了某個不知名的部隊”[36]；王均霞關注到在饅頭的蒸制過程中母親會有意指點女兒注意蒸饅頭的一些細節，例如面要喘到什么程度才算好，揉到什么程度才算好，等等[37]。從這個角度來看，身體感知和情感記憶與性別認知聯系起來就成為了當地民眾性別操演的關鍵。

當把相關的思考用于豫東年節花饃的備制實踐時，筆者發現性別的塑造是在身體的自覺實踐層面。筆者在訪談中問及當地民眾如何學會蒸饃技藝的時候，最常聽到的就是“人家咋弄你咋弄，也不投老師，不弄一啥，那不老嘞做的時候你在旁邊就看會了”[38]。除此之外，在關于身體感知識的傳遞上，本身也有著性別化的差異。家中的女性長輩往往在總攬全局之時，對男性強調拃面要根據面的顏色和光滑度來判斷是否將面拃“到勁”，對女性則強調花饃造型的整體美感，而美感關涉到做造型的力度和巧勁等具體的身體感。因此將性別放在展演的身體層面上，我們才能夠理解基于身體感所形成的性別角色的認知，這種認知在周期性地花饃備制以及其他食物備制的實踐中被不斷激活，這也正是當地民眾做性別的主要方式。

三、從自覺到自為：基于身體感的性別角色

前述筆者從食物備制的各階段闡述了性別化的身體感體認以及身體感在互動中所呈現的情感鏈接。花饃的備制都是基于母女、婆媳的口傳身授得以實現的，因此被譽為“母親的藝術”，確如米歇爾·德·塞托所言，一般認為婦女擔負著日常生活中準備飲食的任務，該事實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狀況，屬于道德歷史范疇；不過他也指出，該事實并不是女性本質的表現[39]。在長期以來形成的飲食傳統之下，民眾習慣性將花饃備制中的“巧”賦予女性，“力”賦予男性，在這樣一種刻板的二元認知中，仿佛性別之間是隔膜和孤立的存在。但通過對性別主體身體經驗的觀察，我們會發現力與巧并不能二元對立地簡單區分男性和女性的身體感知，相反性別主體有自己力與巧的身體知識結合的慣用系統。在這樣一種系統之中，性別主體通過浸淫其中的方式感知情感，自覺地體認性別，而不是禁錮于性別的二元框架之中。也即是說，雖然在當地，不會有專門的人告知男女兩性分別應該做什么樣的事情，但在年復一年的花饃備制實踐中，性別主體通過實踐性的身體感知和介入，其所體認到的力與巧知識的系統可以滿足社區對其性別角色的期待，久而久之，他們將這種行為和感知的期待內化為與社區自治的性別認同。這種認同并非僅限在個人主觀、難以被研究者進入的私人領域，而是被文化中的成員討論與定義的部分，因而有其顯著的集體性、共享性及公共性層面[40]。而對于性別角色／認知的自覺正是費孝通提到的文化自覺[41]，在力與巧的知識體系中，民眾建立起了對于性別角色／認知的自覺，進而形成性別的自為性[42]，將自己對于性別的感知和理解外化為花饃備制中的具體身體感的實踐。

不過這種性別的自覺和自為其實是在潛移默化中得以形成的，進入到花饃備制的情境之中，民眾就能夠從身體感的層面去自覺感知地方社會的性別實踐，提升自己的花饃備制技能，從而在身體感和性別認同之間建立關聯。但不可忽視的是，在這種自覺和自為背后，其實是整個地方社會性別秩序的呈現。不過這種呈現表現在身體感上則是彌散性的，身體體驗作為知識、觀念、權力過程的內化······既非純粹的身體感受，亦非單純的認知[43]，所以當地民眾進入到花饃備制的場域之中，以內化身體感的方式展現他們對于性別認知的自發、自覺，進而達到自為，同時也會根據力與巧的不同結合方式來進行自我規訓，并且在規訓的過程中認同自己的某種性別身份，并將這種性別身份所對應的知識體系內化到身體的實踐之中，竭盡全力地去滿足地方社會對于性別期待感的具體要求。比如，對于男性來說，面一定要揉得光滑無氣泡；對于女性來說，圓蒸饃一定要折得圓，棗花子之類的一定要揉得均勻等。這種自覺中毫無例外地包含著長輩對于他們性別責任的期待，更是主體在民俗生活中經由浸潤其中形塑了具有性別特色的身體感。

四、結 語

正如人類學家瑪格麗特·洛克（Margaret Lock）所言，只有從身體的感知出發，才能談論政治世界，而“社會軀體”的形成有著一個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44]如前所述，從性別化身體的塑造邏輯出發，我們能夠打破既有的力和巧這兩種觀念對于人的身體的被動的文化規訓，轉向從身體浸潤其中所內化的知識經驗、感覺認知，來呈現性別文化是如何體現于人們的身體之上以及人們借由身體如何實現與客觀社會現實的互動的。由此花饃備制中的性別實踐，實際上是對于“母親的藝術”的重新闡述，在其中我們不僅看到母親和晚輩之間的互動，還能通過一個民俗實踐看到當地所共享著的基于感官經驗和技藝特色的性別化的知識是如何的，以及這些知識和經驗是如何通過身體浸淫其中來達成性別化的身體。而力與巧的身體感體系的差異也說明了整個社會體系對于不同性別主體的潛移默化的要求，也反映出身體感背后的地方性知識和傳統與身體主體之間交織的張力。

身體作為手工技藝傳承中重要的敘事媒介，在家庭的花饃備制這一情景化的場域之中耳濡目染，從而習得地方性知識和相關的經驗，建立起性別化的身體感。而這種身體感本質上是性別主體在周而復始的花饃實踐中得以內化和逐漸養成的身體習慣，并且這種身體習慣和社區內部的文化規范以及性別秩序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存在。因此花饃備制是身體通過內化相關的知識經驗進而性別化的場域，也是身體社會化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場域。并且在花饃備制中性別主體通過力與巧的知識結合方式來知道自己是屬于某個特定的性別群體，表達自己對于性別主體的認同感，從而建構性別的意義，實現浸潤式的性別文化的傳承而非教育式的傳承。以上，我們可以發現，身體感的研究之下，身體不僅僅是技術的承載，透過身體的感官經驗，我們能發現性別角色和認知的自覺和自為，進而在“感”同身受的性別感知中找到身體的性別化塑造邏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身體的性別化并非是渾然天成，而是在文化集團中的成員與身體的密切互動過程中形成的。

本文從地方社會的一個微小個案入手，嘗試探索了身體感的性別化形塑邏輯。但在生活革命之下，兩性如何在新的社會語境中展開協作和溝通，身體感的性別化如何在一個流動社會的打工潮中、在市場化之中妥協、堅持，抑或是再調整，也是值得關注的新現象。

注釋

〔1〕康麗《從性別麻煩到范式變革：中國女性主義民俗學的建設》，《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第68頁。

〔2〕在當地的方言中“男性拃面，女性折饃”指的是在花饃制作的分工中，男性負責揉面團的工作，女性負責制作花饃的造型以及折制半球型的大饃和圓蒸饃的工作。

〔3〕彭牧《田野中的身體：作為身體實踐的田野作業》，《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第14頁。

〔4〕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第1頁，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5〕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著，康麗譯《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性別》，《民間文化論壇》2021年第3期，第121—122頁。

〔6〕Counihan，Carole M．，Penny Van Esterik and Alice P．Julier（eds．）．Food and Culture：A Reader（Fourth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8，pp．48－66．

〔7〕Sherrie A．Inness指出飲食文化包含了關于女性和男性在我們的社會中應該如何行動以及他們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的信息，而要理解男人和女人是如何被劃分為性別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飲食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參見Inness，S．A．Kitchen Culture in America：Popular Representations of　Food，Gender and Rac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pp．1－12．

〔8〕王均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過程與社會性別角色再生產——對一次春節面食制作過程的微觀分析》，《民族藝術》2016年第6期，第55頁。

〔9〕石訪訪《飲食性別文化：一項符號人類學視角的分析》，《廣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75頁。

〔10〕楊利慧《語境、過程、表演者與朝向當下的民俗學——表演理論與中國民俗學的當代轉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頁。

〔11〕1987年，坎迪斯·韋斯特（Candace West）和唐·齊默爾曼（Don H．Zimmerman）發表《做性別》（“Doing Gender”）一文，指出性別不是“我們是什么”，而是“我們做什么”，原文參見West，Candace and Don H．Zimmerman．Doing Gender．Gender＆Society，1987，1（2），pp．125－151．

〔12〕［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第182頁，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13〕［日］栗山茂久著，陳信宏、張軒辭譯《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第2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14〕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第1頁，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15〕同上書，第12頁。

〔16〕同上書，第11頁。

〔1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著，康麗譯《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性別》，《民間文化論壇》2021年第3期，第122頁。

〔18〕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第12頁。

〔19〕余舜德編《體物人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第16頁。

〔20〕意為需要細心和耐心的活計。

〔21〕［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第5、9頁。

〔22〕［美］R．W．康奈爾著，柳莉等譯《男性氣質》，第7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23〕同上書，第71頁。

〔24〕當地方言多稱之為“堿面子”。

〔25〕被訪談人：姚春燕，女，40多歲，傘廠員工。訪談人：張鳳霞。訪談時間：2023年1月15日。訪談地點：鄲城縣姚春燕家。

〔26〕被訪談人：張小嶺，男，40多歲，鄲城人，外地打工。訪談人：張鳳霞。訪談時間：2023年5月4日。訪談方式：微信訪談。

〔27〕被訪談人：赫振偉，男，27歲，鄲城人，江蘇某高中歷史老師。訪談人：張鳳霞。訪談時間：2023年5月4日。訪談方式：微信訪談。

〔28〕顏學誠《酸的輪廓：變化中的身體感》，《考古人類學刊》2015年第82期，第157—184頁。

〔29〕當地日常生活中食用的饃是長方形的卷子，制作起來較為簡單；但在儀式的場合或者過節吃的都是橢圓狀的蒸饃。

〔30〕資料源于筆者2023年1月初在鄲城縣饃店與花饃制作人員的交談和經驗。

〔31〕［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第11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

〔32〕在當地，女性的名字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一般民眾會用“誰誰家”或者“誰誰的媽（或娘）”來稱呼女性，不上叉、不沾、不粘弦兒指的是這個人干活不行，沒有做好應該做的事情，上不了臺面。

〔33〕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第67頁，北京出版社，2004年。

〔34〕［法］莫斯等著，蒙養山人譯《論技術、技藝與文明》，第20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

〔35〕［加］戴安·泰著，方云譯《食物與性別：食譜中的個人生命故事——食譜作為自傳的案例

分析》，《民間文化論壇》2017年第3期。

〔36〕［法］米歇爾·德·塞托、呂斯·賈爾、皮埃爾·梅約爾著，冷碧瑩譯《日常生活實踐：2．居

住與烹飪》，第20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37〕王均霞《禮物、關系與性別——禮物交換與紀村婦女生活》，第58頁，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38〕被訪談人：楊秀云，女，70多歲，鄲城縣農民。訪談人：張鳳霞。訪談時間：2022年10月5日。訪談方式：電話訪談。投老師，周口方言，拜師的意思。

〔39〕［法］米歇爾·德·塞托、呂斯·賈爾、皮埃爾·梅約爾著，冷碧瑩譯《日常生活實踐：2．居

住與烹飪》，第213頁。

〔40〕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第113頁。

〔41〕費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參見費孝通《反思·對話　·文化自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第22頁。

〔42〕此處借鑒文化自為性的概念，文化自為性是指達到一定的自覺性之后，人的思想境界和覺悟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這樣，人的活動就有了明確的指南和目標，從而呈現出一種自覺性和能動性。參見苗偉《論人的文化主體性》，《云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第59—60頁。

〔43〕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第7—8頁。

〔44〕Lock，Margaret．Encounters with Aging：Mythologies of Menopause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86－97．

文章來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4年第1期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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