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女兒女婿被捕，陳布雷寫信給蔣介石：該當何罪，任憑發落

1947年秋，南京國府路的辦公室里，宣紙上“戡亂救國”四個字剛寫了一半，一支狼毫筆突然頓住。機要秘書的聲音帶著顫意飄進來：“先生，北平來電，小姐……涉嫌通共被抓了。”

屋里瞬間靜得能聽見墨汁滴在紙上的聲音。在場的人都悄悄攥緊了手——陳布雷是誰？那是蔣介石最信任的“筆桿子”，這些年寫過多少討伐共產黨的檄文，連他自己都數不清。如今親女兒成了“共黨嫌疑”，他會怎么選？

有人私下猜，再怎么效忠，終究是親生女兒，他肯定要跪到蔣介石面前求情；也有人冷笑著搖頭，說陳布雷為了“黨國”連良心都能丟，說不定會主動提一句“依法處置”，好撇清關系。沒人知道，此刻陳布雷捏著筆桿的指節已經泛白，指腹按出的紅痕深深嵌在木頭里，下一秒，案頭的青瓷筆洗“哐當”一聲砸在地上，碎片濺了一地。

陳布雷不是第一次面對這個女兒帶來的“意外”了。1919年深秋的浙江慈溪老宅，嬰兒的哭聲裹著喪妻的冷意鉆進耳朵。他看著襁褓里皺巴巴的孩子，只覺得是她奪走了妻子楊宏農的命。那一瞬間的沖動里，他抓起孩子就往窗外扔，幸好天井上方的棚架接住了這場悲劇——這個僥幸活下來的孩子，就是陳璉。

之后六年，陳璉在鄉下外婆身邊長大。1925年被接回上海新家時，父親身邊已經有了新的妻子王允默，還有幾個同父異母的弟妹。繼母待她算好，耐心教她認字，幫她糾正鄉音，可她總覺得和這個家隔著點什么。陳布雷給她取名“璉”，諧音“憐”，可這份“憐”里，藏著多少復雜的情緒，連他自己都說不清。

陳布雷在文壇早有聲名，后來追隨蔣介石，成了國府里響當當的“一支筆”。可他腦子里的舊思想沒改，總覺得女孩子家讀那么多書沒用。兒子們都能去讀高等教育，到了陳璉這里，他只安排去幼兒師范學校。

1936年夏天，陳璉攥著杭州高等學堂公費生的錄取通知書，手心全是汗。她知道父親不會同意，可還是硬著頭皮說了。陳布雷的臉立刻沉了下來，盯著她看了半晌，最后只嘆了口氣——他太清楚這個女兒的性子，和年輕時執拗的自己一模一樣。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陳璉沒聽父親的勸，一頭扎進抗日宣傳的熱潮里。第二年南京失守，她跟著父親去了重慶，在“國立二中”讀高中。也是在重慶，她看著父親天天為蔣介石寫那些政治文章，心里漸漸起了懷疑。1939年夏天，她在重慶北碚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那一刻起，她和父親就站在了兩個陣營里。

父女倆同在重慶，卻像活在兩個世界。偶爾陳璉回家，說起學校里的事，陳布雷就念叨時局艱難，沒說幾句就會用“家里不談政治”打斷。后來陳璉考上昆明西南聯大，陳布雷托人捎去一筆錢，信上只有“安心讀書”四個字。可他不知道，女兒在聯大里比在重慶時更活躍，天天忙著抗日救亡運動。

1941年皖南事變后，陳璉化名程國儀悄悄撤離昆明，去云南個舊教書。陳布雷得知女兒“失蹤”，急得動用所有關系打聽，卻只得到些模糊的消息。他在日記里寫“吾女璉兒，不知身在何處，念之甚切”，可字里行間，藏著對女兒政治傾向的了然與不安。

1942年初，陳璉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想申請去延安，卻被勸留了下來。回到家那天，陳布雷正在書房寫文章，見她進來，筆頓了頓，只問了句“這些日子，去哪了？”她低頭說“在鄉下教書”，他沒再追問，只讓王允默收拾出一間朝南的屋子。后來陳璉在中央大學偷偷傳播進步思想，某次吃飯時，陳布雷忽然說“外面風浪大，你一個女孩子，安穩些好”，她沒接話，只是給父親夾了一筷子菜。

1946年，陳璉去北平貝滿女中教書。陳布雷常托人捎來衣物，聽到女兒在課堂上借歷史談時局的消息，也只是皺著眉嘆氣。

1947年8月，陳璉和袁永熙結婚，袁永熙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兩人在西南聯大時就相識相愛。陳布雷沒去北平參加婚禮，卻托人送了厚禮。他大概沒想到，這場婚禮過去沒一個月，女兒就被抓了。

消息傳來時，陳布雷腦子里一片亂。他一輩子為蔣介石賣命，口誅筆伐共產黨，如今女兒女婿成了“共黨嫌疑”，軍統那些曾被他在會議上攻擊過的人，正等著看他的笑話。他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最后拿起筆，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

信里的話很直白：“女兒是我親生的，而黨國是我終身服膺的，他們該當何罪，該怎么處置就怎么處置，任憑發落，完全不用考慮我。”外人看到這封信，都覺得他是“大義滅親”，可沒人知道，這正是他救女兒的辦法。

蔣介石早收到了保密局的密報，知道陳璉只是“嫌疑”，沒實質證據。他跟陳布雷相處20多年，清楚這個“文學侍臣”的忠心。陳布雷的信一遞上去，徹底打消了他的疑慮。沒過幾天，蔣介石把陳布雷叫到身邊，笑著說：“布雷，你對黨國的忠心，我知道。青年人一時糊涂，這樣吧，你可以把女兒領出來，要嚴加管束，要嚴加管束！”那兩句“嚴加管束”，明著是提醒，實則是給這件事畫了句號。

有了蔣介石的話，陳布雷趕緊托人找關系，把陳璉從保密局的看守所里“領”了出來。4個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釋，翁婿倆第一次見面，就是在看守所門口。后來陳布雷送他們去鄉下避風頭，半年后才讓兩人回南京。陳璉在國立編譯館找了份工作，袁永熙去了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當科長，遵照組織安排，他們留在了陳布雷身邊。

1948年11月，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陳布雷看著眼前的腐敗亂象，知道已經無藥可救。萬念俱灰下，他吞了安眠藥自盡，留下一堆遺書，其中一條特意要求子女不從政。自盡前一夜，他把袁永熙叫到公館，嘆著氣說：“我這一生，錯就錯在不懂政治卻入了這渾水，投在蔣先生手下，以至無法自拔……你們別再走這條路了。”

陳布雷的死，給國民黨渙散的軍心又澆了盆冷水。半個月后，蔣介石提起他，語氣冷漠又嚴峻：“共產黨的宣傳厲害得很吶！連布雷先生這樣的人，居然也會受共產黨的影響，我們萬不可輕視！”

陳布雷下葬后，陳璉忍著悲痛，和袁永熙悄悄離開了南京，一路北上。她曾說“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但是我們能夠選擇自己的道路”。拋開曾經的優越生活，她堅定地走向了自己選擇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