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利潤暴增，老百姓卻錢包干癟，背后是一場無聲的財富轉移

10月30日晚，中國農業銀行公布了三季度業績：凈利潤2208億元，同比增長3.03%，總資產突破48萬億元，年化凈資產收益率10.47%。

這份漂亮的財報，使得農行股價年內飆漲近六成，成為A股漲幅最大的銀行股。

當銀行股在資本市場光芒萬丈的同時，普通家庭的日子卻顯得格外拮據。

居民債務杠桿率高達64%，近8億人負債，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因為還債而不得不削減基本生活支出。

銀行的利潤暴增和家庭債務的普遍上升，這種強烈的反差背后是中國金融體系運行中的一個深層次問題：銀行的盈利邏輯，已經與實體經濟乃至居民福祉脫節。

從農行的財報結構可以看出，利潤增長的“秘密”并不在于貸款業務的擴大，而在于結構性的調整。

數據顯示，農行前三季度凈利息收入同比下降2.4%，但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卻增長13.34%，以接近700億元的規模成為新的利潤支柱。

這個轉變說明——銀行越來越少靠“吸存放貸”賺錢，而更多依賴理財、代理、支付、托管、基金銷售等中間業務。

這種結構變化在短期內提升了銀行的盈利能力，卻不能算好的現象，因為銀行越來越像是一家巨型理財金融企業，而不是服務經濟、驅動發展的脈搏。

銀行的選擇，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當貸款利息下降、信貸需求疲軟時，銀行選擇把重心放在手續費與理財產品上，這對于銀行而言是輕資本高回報的盈利結構變化。

但對普通家庭而言，卻意味著金融成本的轉嫁。

個人金融服務費、理財管理費、信用卡分期利息、財富管理產品手續費，這些紛紛成為銀行新的利潤引擎。但在每一個金融產品背后，都藏著一層隱性的“抽成機制”。

內需不足的背景下經濟尚未復蘇，但銀行這時候賺得盆滿缽滿，靠的不是企業投資擴大、家庭收入增長，而是金融服務的細化收費化。

銀行的利潤是賬面數字的繁榮，居民債務則是現實生活的難以言說之痛。截至2023年上半年，居民部門杠桿率和債務率超過眾多發達經濟體，尤其是家庭債務率超過了美國、英國、日本、歐盟，更是遠超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數據看著似乎也不算太賴，但問題在于，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這意味著，同樣的債務杠桿，在中國家庭身上造成的壓力遠遠更大。

截至2024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為1239.64億元，較2023年上漲26.32%。

麥肯錫今日發布的《中國金融業轉型與創新系列白皮書》預計，2025年中國狹義消費信貸（消費金融）余額將翻番，從約15萬億元增至約29萬億元。

年輕群體尤其95后、00后成為增長主力。銀行或持牌金融機構的利息收入重要來源，就是這些消費貸款。

以上這些負債來源，又“恰好”與銀行的利潤來源相吻合。銀行賬面上的資產質量穩健，在另一面，是普通人家庭賬本的收支失衡。

說到底，銀行有錢而居民欠債，這個問題凸顯出的是現在的流動性問題：錢在金融系統里打轉，卻進不了實體。

這就是為什么，銀行的利潤增長并非經濟活力復蘇的體現，而是金融體系“內循環”的結果。

農行總資產48萬億，同比增長11.3%；客戶貸款增長8.36%；而同期中國名義GDP增速僅約4.5%。這意味著，銀行資產擴張的速度遠超實體經濟。

也就是說，信貸擴張并未有效進入中小企業和居民消費領域。錢轉來轉去，就是轉不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為經濟的良性循環不暢。

在這種時候，銀行的“利潤暴增”實質上是一種結構性的泡沫：資產負債表看似在擴張，但資金其實不過是在體系內反復循環，并沒有轉化成生產性投資。

還需要注意的是，農行的利潤部分來自“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終止確認收益”——這一項同比增長高達318%。

啥意思？通俗點講，就是通過賣出債券、理財等金融資產獲得的賬面收益。再次看出來，這種收益并非來自實體經濟創造的新增產值，而是“金融游戲”的結果。

銀行利潤的暴增與居民錢包的干癟，本質上反映了一場靜悄悄的財富轉移。

銀行依托壟斷性地位和政策信用，從儲蓄端低息吸收存款，再通過貸款、理財、債券投資、手續費業務實現高收益。

與此同時，居民部門卻因為收入增長乏力、儲蓄利率下降而面臨“存不下錢、賺不到息”的困境。

這構成了一種典型的“金融剪刀差”：銀行享受貨幣政策寬松帶來的低成本資金；但同時，居民卻在負債端承擔高利息、高費用。

這種結構長期存在，將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到底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可以總結兩個主要原因：

首先是貨幣政策的“金融化傳導”。

過去幾年，央行多次降準、降息，目的也是為了支持實體經濟。但資金傳導鏈條還是主要被銀行體系部分截留——貸款門檻提高，存款利率下調，企業和家庭并未感受到貨幣寬松的“滋潤”。政策紅利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反而成了銀行的利潤。

第二，居民財富增長的渠道依然狹窄。

中國的資本市場尚未形成穩定的財富分配機制。隨著房地產下行，居民很難找到新的可靠投資渠道，錢只能被動回流銀行體系。存款激增、利率下行，反而成為銀行擴大投資和理財規模的基礎。

也就是說，“大放水”主要成就了銀行的利潤，而沒有緩解居民緊張的資產負債表。

如果銀行利潤增長脫離了社會財富的普惠分配，就會成為潛在的經濟結構失衡風險。

真正健康的金融體系，應當是居民收入增長、企業盈利改善、銀行利潤同步擴張，而非此消彼長。

現在面對這種情況，有些人還在歡呼“銀行成了宇宙大行”，就有點缺乏金融常識了。

現在要逐步規范銀行中間業務收費，防止過度依賴手續費驅動利潤——銀行的主要盈利還是應該回歸信貸支持與實體經濟服務本身。

當然，根本措施還是要提高居民收入與金融收益率。在經濟結構轉型中，應當通過稅收減負、提升社會保障、資本市場擴容等手段，提高居民部門的實際收入與投資回報率，讓財富分配更加均衡。

貨幣政策的寬松，也必須能夠真正傳導到中小企業與家庭部門，而不是只停留在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上。這需要改進信貸考核體系，鼓勵銀行承擔更大的普惠金融責任。

銀行財報上的利潤、資產和回報率，對應的是老百姓賬本上的房貸、信用卡賬單和孩子的學費。

當這正反兩面數字的走勢出現背離，金融體系存在的意義就需要重新正視：它們追求的不應只是利潤最大化，而是財富的高效流動與公平分配。

絕不能任由這場“無聲的財富轉移”繼續下去，這樣的話，提振內需將無法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也難以找到活水，最終付出代價的將是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