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時代，是超越，還是另一種迷失？

全球化曾許諾一個更緊密、更平等的地球村，但現(xiàn)實卻走向了它的反面——文明沖突加劇、生態(tài)危機頻發(fā)、社會信任崩塌。我們原以為“連接”必然帶來進步，卻未曾料到，過度的壓縮與碰撞反而讓世界變得更加破碎。浙江大學劉東教授在新作中尖銳指出：“后全球”時代的真正困境，或許并非全球化的失敗，而是我們對其本質(zhì)的長期誤判。

當西方學者紛紛討論“逆全球化”時，劉東教授提醒我們：問題不在于全球化是否應(yīng)該繼續(xù)，而在于我們?nèi)绾沃匦吕斫馑Ｎ拿鞯呐鲎膊⒎呛唵蔚娜诤匣驅(qū)梗谴呱艘环N前所未有的“系統(tǒng)性紊亂”——風險不再是局部的，而是以指數(shù)級的速度在全球網(wǎng)絡(luò)中傳遞、放大。我們既無法退回封閉的過去，又尚未找到真正共生的未來。

這篇文章將從“后現(xiàn)代”“后民族國家”到“后全球”的學術(shù)話語中抽絲剝繭，揭示一個更為深刻的悖論：人類越是試圖超越舊秩序，就越深地陷入自我制造的認知泥潭。全球化從未真正“扁平”世界，它只是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的裂痕。

本文摘自《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一書，部分有刪減。

《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劉東 著

01

人們總是喜歡動用“post”這個術(shù)語，要么表達對于當下狀態(tài)的超越愿望，要么表達對于新興潮流的時髦追逐，畢竟“當下”在他們挑剔的目光里，總是千瘡百孔、不如人意。由此就不免想到，如果相對于“ancient”一詞而言，所謂“modern”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弄潮或超越，那么“post-modern”則又意味著對于“modern”的超越，更不要說，又有所謂“post-postmodern”的最新提法，比如杰弗里·尼隆（Jeffrey T. Nealon）的那本《后-后現(xiàn)代主義》。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人們有多喜歡生造意味著“跨越”的辭令。作者雖然承認，這種“post-postmodernism”的說法肯定屬于拗口或別扭的“丑陋辭令”（an ugly word），然而他緊接著又在比對中辯稱：

但與此同時，與那些無疑更恰當?shù)母偁帉κ窒啾龋昂?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稱謂有諸多可取之處，如所謂“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后現(xiàn)代主義的終結(jié)”“后現(xiàn)代主義的余波”“后現(xiàn)代主義 2.0”“超越后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到底怎么了？”等等。就我的目的而言，這個詞中最不悅耳的部分（即結(jié)結(jié)巴巴的“后 - 后”）卻是最值得推薦的，因為我在此勾勒的后 - 后現(xiàn)代主義的概念，并非指徹底克服后現(xiàn)代主義。正相反，后 - 后現(xiàn)代主義標志著后現(xiàn)代主義內(nèi)部的強化和變異（而后現(xiàn)代主義本身當然也是現(xiàn)代主義內(nèi)部某些趨勢的歷史性變異和強化）。

Jeffrey T. Nealon所著的

Post-Postmodernism

由此又不免聯(lián)想到，前文提到的卡洪那篇文章，標上了“Is it Time to Be Post-national?”的題目，再到他的具體行文中，這個“post-nation”又基本與所謂“globalization”等值，那么，其實我們在談?wù)摗叭蚧钡臅r候，就已暗含著“超越”某種“過時”的傾向了。即使如此，沿著前述的那種“post-post”的思路，還是不能攔住人們更進一步，再端出所謂“post-global”的創(chuàng)新提法。——這就說到了本文的主旨，而我也早把它寫進了標題，亦即“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

02

即使僅就我個人的目力所及，近來以此為題的著作也的確已經(jīng)不少了，比如拉娜·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撰寫的《歸家：后全球化世界中的繁榮之路》（

Homecoming: The Path to Prosperity in a Post-Global World, Crown Publishing Group

Global Financial Flows in the Pre-and Post-Global Crisis Periods，

Post-Global Network and Everyday Life,

Post-Global Aesthetics: 21st Century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具體而言，蘇斯曼這本文集邀請了多方的專家，就一系列彼此糾纏在一起的、看來已無從索解的災難性問題，包括社會崩解、氣候劇變、生態(tài)失衡、不可持續(xù)、人口萎縮、恐怖襲擊、經(jīng)濟救援、垃圾堆積、流行疾病、信息災難、政治動蕩、人權(quán)侵害等，從理論層面分別進行了回應(yīng)。——而在這本書的導言中，蘇斯曼這樣寫道：

盡管構(gòu)成《后全球的困境》的材料，在方法、策略和即興創(chuàng)作方面豐富多樣，可它們都源自一個有關(guān)全球化主導敘事失敗的共同故事，而該故事的后果包括造成了生態(tài)災難的放射性蔓延、政治騙術(shù)、大規(guī)模剝奪公民權(quán)、人口萎縮、金融危機、毒品戰(zhàn)爭、資源挪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組、技術(shù)權(quán)宜之計，以及我們當前都在經(jīng)歷、應(yīng)對和書寫的還原論文化口號（reductive cultural slogans）。

鑒于這一團亂麻所帶來的挑戰(zhàn)，也嚴峻地指向了人類的認識本身，亨利·蘇斯曼緊接著更進一步地指出，這也在要求學術(shù)自身的解構(gòu)與重組，也就是說，鑒于困擾著人們的生態(tài)污損、物質(zhì)短缺，以及令人絕望的行政、政治措施，也在同步?jīng)_擊著各個學科、學派和范式，當下的學術(shù)分工本身，已無法再與往昔同日而語了。

總而言之，在這些打出了“后全球”旗幟的學者們看來，盡管這個“全球化”的進程從表面上看，就如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說，正把這個世界推成了“一馬平川”，可只須定睛觀察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它實則是變得更加彎彎曲曲、坑坑洼洼了，或者說，是給世界帶來了更大的紊亂、失序與崩解。在這個意義上，這臺曾像是凱歌行進的軋道機，就并非僅僅帶來了機遇與愿景，同時也帶來了災難與危局。——當然，這也正激發(fā)了這些學者的理論抱負，打算以“后全球”（post-global）的口號來凸顯，以往那個流行于世的“全球化”概念，到今天早已經(jīng)被抽空、耗盡和證偽了。

03

平心而論，這種尖銳而晦暗的議論也有其好處，它凸顯了以往時常被忽視的、恰恰是由“全球化”進程本身帶來的新型沖突，它也放大了以往曾淹沒在樂觀聲浪中的、并不那么美妙和諧的嘈雜、爆裂與噪聲。事實上，正如我以往論述過的，相互擠壓、嵌入與疊加的“全球化”，同時給世界造成了諸多的脫節(jié)與錯亂，也正是這類的嵌入與錯亂的交織，又誘導出各種各樣的、以往根本始料未及的問題。——甚至于，原本就已危機重重的人類社會，也正由于彼此的快速擠壓與嵌入，原先的危機開始相互激發(fā)，乃至發(fā)酵出危機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從而加劇了貝克意義上的全球性的風險社會。

在以往那些相對寂靜的歲月里，人們還是無法想象，人類各個文明之間的交往，竟能變得像現(xiàn)在這樣頻繁、密切、嘈雜，甚至成了須臾不可稍離的生存手段。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們也是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離不開作為整體的“全球場”。——不過，這種整合卻帶來了讓人愛恨交加的雙刃劍。一方面，我們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從這塊疆域到那塊疆域，大家可以輕易地飛來飛去，享受到各種文明的發(fā)明與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在其名著《風險社會》（

Risikogesellschaft

《再造傳統(tǒng)》，劉東 著

凡此種種的負面現(xiàn)象，其實早就明擺在那里了，而我們當下面臨的選擇無非是，究竟是要在“全球化”的理論前提下來理解這類的嘈雜、爆裂與風險，還是干脆轉(zhuǎn)移到“后全球”的參考框架下，重新認識和估量“月球的背面”？應(yīng)當進而留意的則是，此中最關(guān)鍵的還在于，這已經(jīng)跟卡洪那篇論文的主旨大不相同了，即不再是要保守或留駐在“前全球化”中，而是要超前或躍進到“后全球化”中了。由此我們便恍然大悟，到底想要或?qū)幵高x用哪種理論來概括當代，恐怕更多的還是屬于主觀的信念問題，取決于人們天然就傾向于相信什么，畢竟人類的“理論建構(gòu)”的行為動力之一，正是來自自身固有的主體性。——既是這樣，又使我想起另外兩句蘇詩——“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無論如何，總應(yīng)當如實而平衡地看到，即使在采用“全球化”概念的時候，我們也并不是一臉天真地認為，從此“世界”就是“扁平”的了，或者從此“歷史”就已然“終結(jié)”了；再反過來說，哪怕接受了這個“后全球”的術(shù)語，我們也無力再要求回到“前全球化”狀態(tài)，而無非只是在一種先連接又斷裂的狀態(tài)下，透過許多層破碎的玻璃透鏡，來觀察那種已經(jīng)變了形的、屬于模糊疊影的“全球化”。——換句話說，“地球村”總歸還是這么個“地球村”，并不可能當真就此“老死不相往來”了，它充其量只能再次表現(xiàn)為，被既連續(xù)又斷裂地劃作了村東頭和村西頭，或者村北邊和村南邊，而且，兩邊都認定了對方是天然邪惡的和不可理喻的。

引言來自《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

這也就意味著，從當今迫在眉睫的情勢出發(fā)，我們總要像卡洪的那篇文章一樣，再來考察另外一種形式的“后什么”，盡管這個“后什么”在他那里代表著“后民族國家”或“全球化”，而類似的前綴挪到今天的場合，則又代表著超越了它的“后全球”。然而，鑒于“post”一詞本身暗中含有的、大概只是被虛擬出來的時間性，我們?nèi)皂氃僦斏鞯爻吻逡稽c：即使沿用了這種俗常的熟語，也并不代表我們老病復發(fā)，自認為先從“前全球化”走到了“全球化”，又從“全球化”走向了“后全球化”；就像人們同樣曾經(jīng)認為的，我們是沿著某種單線的歷史目的論，先從早前的“前現(xiàn)代化”走到了后來的“現(xiàn)代化”，又從這種“現(xiàn)代化”走到了時新的“后現(xiàn)代”，甚至于，還會再從“后現(xiàn)代”走向更加時尚的“后-后現(xiàn)代”。在我看來，與其相信這種不無神秘的、代表了某種“神意”的單線目的論，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坦白說，我們就是弄不清楚究竟為了什么，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掉進了這個泥潭，根本談不上是沿著一條預定的線索——更不要說是基于某種“前定的和諧”——而眾望所歸、如其所愿地走到了這里，然后又得意揚揚、高奏凱旋地“走向未來”。

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

——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

劉東 著

劉東教授新作

把脈“全球化”的紛亂與沖突

厘清“后全球”概念及當下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