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7歲加沙男護士的經歷：買一公斤面粉要700元，兩年搬了6次家

我們生活在中國，可能很難想到炮彈、饑餓如影隨形，

甚至還有的地方正在經歷人道主義危機，這里就是加沙。

厲姑娘今天來跟您講一講。

2025年10月10日，加沙停火協議第一階段生效，

但是人們期望的正常生活還是沒有到來。

沒過幾天，以色列就多次開火致使十幾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色列給出的解釋是這些人跨過了以軍控制區“黃線”，

但是可怕的是很多平民根本不知道黃線具體在哪。

10月28日晚上，以色列再次對加沙實施了空襲，

導致至少104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兒童和20名婦女，

這次以色列給出的理由是有一名以色列士兵遇襲死亡。

即使簽訂了停火協議，但是加沙地區的人們還是處在炮火的威脅之下，

不知道什么時候又會響起槍聲。

人們在漫無止境的槍炮中，慢慢變得絕望。

一位護士的自救與求生

阿什拉夫是一位來自加沙的護士，為了自救，他注冊了中國的社交平臺。

阿什拉夫今年37歲，注冊中文社媒的動機很簡單，

他需要幫助，現在他收入幾乎斷絕，但是與之相反的是這里的物價高的離譜，

從最初沒有人理會阿什拉夫的求救，到現在他大概每個月能收到兩百美金的支持。

據阿什拉夫回憶，過去兩年一直在被幾件事占據，

被命令撤離、一次次搬家，尋找食物、排隊取水、撿拾木柴，

忍受轟炸和學會與死亡相處。

互聯網上人們習慣安慰他“再忍一忍，戰爭會結束”，

但是阿什拉夫說談論耐心很輕松，真正忍受它卻極難。

過去兩年，至少6.8萬巴勒斯坦人死于加沙的戰爭，

其中包括2萬多名兒童；受傷者高達17萬。

10月28日，聯合國大會上，一個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稱，

以色列在加沙實施了四項種族滅絕行為，

并指出以色列領導人曾“煽動實施種族滅絕”。

阿什拉夫的一天

“這個世界有時并不真的關心我們。”阿什拉夫說，但他已無暇在意。

他每天上班、照顧傷者，下班后為家人找食物、水和柴火，

一日復一日，仿佛一臺機械。

阿什拉夫每天五點起床，六點吃飯。

他和妻子還有三個孩子每人能分到半張或者一張面餅。

如果有條件，就會加一勺芝麻醬，沒有就撒百里香粉，有時什么都不加。

之后，阿什拉夫要步行三公里去醫院，路途會穿過可能隨時遭受空襲的地段。

曾有兩三次，下班途中，附近房屋驟然被炸，最近的一次，距離他約150米。

2025年5月13日，阿什拉夫任職的加沙歐洲醫院遭空襲，

造成至少28人死亡，醫院停擺。

他轉到納賽爾醫院工作，在新生兒重癥監護室，負責喂養早產兒、洗澡、換尿布，

有時連續數小時不停歇，直到手發抖、注意力渙散，才意識到自己也在透支。

背痛與肌肉酸痛成為常態。

據阿什拉夫講述，九月中旬的時候病房里大約四五十個嬰兒，大部分都是早產兒：

他們的母親長期營養不良、又生活在恐懼之中，

并且流離失所無法定期檢查，或因挑水與長途跋涉造成身心負擔。

兩個多月前，他又接了一份工作，

每周在戰地醫院的傷員帳篷里值24小時。

此后他在兩個醫院輪轉，每周工作59小時，

戰地醫院24小時連軸轉，再回納賽爾醫院上幾天早班。

戰地醫院主要接收開放性傷口與燒傷患者，

他更換敷料、監測輸液、插靜脈針、監測生命體征。

一次，他與同事兩人照看84名傷員，檢查、換藥、處置，連續十多個小時無休。

24小時輪班的夜里，他不能真正睡下，只在地上鋪床單，隨病情起身。

耳邊交替響起監護設備的滴答、遠處槍聲、偵察機與無人機的嗡嗡、炮擊與爆炸。

清晨六點，他又開始發藥、測量生命體征、書寫護理記錄。

早上八點半才下班。若有公交，他身上也有現金，他會花5謝克爾（約11元人民幣）回家。

但現金極其短缺，銀行取不出錢，只剩兌換所，

但是手續費高達35%至50%，也就是你拿出1000元，但是只能換到500至650元現金。

而且他的通勤路線被破壞的建筑、沙地上的帳篷、

取水車前的長隊、小販和擠向中部與南部的車輛包圍。

空氣中彌漫著工業柴油味。

帳篷越來越多，街道更擁擠。

上午十點，他到家睡兩小時，然后繼續排隊取水和買食材。

第二天，再開始新的一輪。

“現在沒有隱私，沒有安寧，沒有未來，也沒有當下。我們已沒有感覺。

死亡成了習慣，火藥味和血腥味不再刺激，我們像沒有靈魂的軀體。”他說。

花費、尷尬與最難的一段時間

阿什拉夫也曾排隊領取援助，但是現場擁擠混亂，雖然也有人規矩排隊。

通常要等一到兩小時，才能輪到他，大概只能領到一袋面粉和一箱食品，

罐頭、食用油、鷹嘴豆和大米，勉強夠一個家庭一周。

然而這種援助并非每周都有時，他三四個月才領到一次。

后來，原有分發點不復存在。

5月底，在切斷援助通道兩個多月后，

以色列與美國共同支持“加沙人道主義基金會”（GHF），

設立4個新分發點，取代聯合國主導的近400個分發點，

理由是聯合國物資被哈馬斯挪用，聯合國相關機構對該指控予以駁斥。

但是阿什拉夫沒有去過那些新的救助點，盡管距離他只有兩三公里。

認為那是一個死亡陷阱，就在GHF運營的第一個月里，

至少410名巴勒斯坦人在領取物資時遭以軍“炮擊或槍擊”。

不去那里阿什拉夫只能前往“自行分發”點，拉法附近一個軍隊哨點，離他家四五公里。

夏季，聯合國兩個機構獲準向加沙恢復有限物資，

但卡車必須停靠在靠近以軍的指定地點，當場分發，不得入庫再配給。

結果是“被迫哄搶”。

他有一次趕到時，面粉已被搶光。

但是他知道有人會轉賣，面粉每公斤曾被抬到約700元人民幣。

阿什拉夫認為這很不公平，對于上班的人、老人、孩子。

根本搶不到物資，只能高價收購別人的。

按正常物價，一家五口每月生活費約1500謝克爾（約3270元人民幣）。

戰時，他至少要花350元人民幣才能勉強湊出兩頓飯，而且吃不飽。

他認為最難的是2024年底到今年9月，

他不擅長開口求助，覺得像乞討。

戰爭開始后，他就需要幫助，卻一直不說。

直到無法再為家人買食物，他才決定嘗試。

4月底，他才入駐中國社交平臺。

那正是以色列全面封鎖物資進入加沙的時期。

家里也有一天只吃一頓的時候，每人靠一塊餅充饑。

八歲的小女兒曾把自己的餅藏起來，留到睡前吃，只為不在夜里被饑餓吵醒。

2024年1月，戰爭第三個月，世界糧食計劃署首席經濟學家曾在訪談中提到：

全球處于最嚴重饑餓狀態、遭遇饑荒或災難性饑餓的人約70萬，

其中五分之四（57.7萬人）在加沙。

戰爭爆發兩天后，以色列切斷加沙的電力、食物、燃料與水源。

兩周后才允許援助進入，而且援助物資需經層層審批與嚴格檢查。

車輛常在一側滯留數日。

物資托盤卸入加沙一側后，還要再等多日才被本地卡車運走，不少食品因此腐爛。

幾個月后，搶劫在加沙蔓延。

幫派尋找物資，卡車在途中被奪。

司機被毆打或捆綁拘留，也有平民向卡車投擲石塊以發泄不滿。

到2024年底，物資幾乎無法順利抵達倉庫。

援助組織與以色列的關系惡化，彼此指責阻滯的責任。

通道也隨時可能被關停。

2025年3月2日，即停火期間，以色列禁止物資進入，之后繼續開火，

5月19日才允許聯合國運入少量物資。

5月28日，數百名饑餓的平民闖入世界糧食計劃署位于加沙中部的倉庫，

在晴空之下，有人推搡吶喊，扛走25公斤一袋的面粉，

倉庫門口被圍得水泄不通。那天四人死亡，兩人踩踏致死，兩人死于槍傷。

5月19日至7月14日，聯合國向以色列提交審批的2600輛卡車中，

獲批2000余輛，最終只有1633輛到達過境點檢查。

進入加沙后，物資仍可能被搶。

7月底，一名為聯合國機構運送物資的司機在媒體上說，

每次過境后都有長達一公里的人群包圍車輛，有人以刀或小型武器威脅他。

水源大多被污染。

基礎設施被炸毀，缺少濾芯與消毒設備。

因缺水，人們會用砂子摩擦雙手充作清潔。

他曾在離帳篷約七百米的地方領到救助兒童會提供的水；

更多時候，他要花高價去煉油廠或打井人家買水，

20升飲用水約11元人民幣，1500升生活用水約130元人民幣，

生火做飯靠木柴。

此前他去加沙干河撿過木頭，后來能撿的沒有了。

門板被拆下來賣，橄欖、柑橘與觀賞樹被砍來當柴。

帳篷里的生活與六次搬遷

阿什拉夫原本住在拉法——石墻、鐵皮和石棉瓦頂的平房。

一層，被分成三套，七個房間，十五口人，

他與妻子、三個孩子，父母、妹妹、四個弟弟，以及一位弟弟的妻子和兩個孩子。

但是現在只能住在帳篷里。

阿什拉夫說住在帳篷里根本毫無隱私，和露宿街頭沒什么不同。

帳篷四處漏風，不能保暖也不能隔音，晚上外邊走動的聲音聽的一清二楚。

阿什拉夫說他在兩年里搬了六次家，因為以軍下令撤離。

而且這些撤離通知有時是緊急短信或電話，有時是空投傳單，

用阿拉伯語寫著“這里是危險戰區，請前往XX等人道主義區”，

但是人道主義區也不安全，也會被襲擊。

據阿什拉夫介紹，拉法曾是許多流離者的暫居地。

2023年10月，加沙北部100萬人被命令24小時內撤離，很多人去了拉法。

2024年5月，以軍又命令拉法居民撤離，迫使逾140萬人逃難。

阿什拉夫第一次搬家是在2024年5月，他們花了2000才雇了一輛小貨車離開。

他們第一站是汗尤尼斯南部一個村莊，去投靠親戚，那里離拉法八公里。

他花了相當于戰前一個月生活費（約3270元人民幣）買了一頂6米×4米的帳篷，

這是從領了帳篷卻不需要的人那里買來的。

之后每次撤離，他都把帳篷帶上，如今已破舊。

他的父親和弟弟們當時沒買到帳篷，只能用塑料布和木頭搭建臨時住處，后來才買。

他很無奈，照理所有人都應分到帳篷，即使房子還在，但“總是存在腐敗”。

2025年2月停火期間，他們回到拉法，發現家已夷為廢墟。

他們只能在廢墟旁搭建帳篷，順便收拾能用的物品。

但是下一次撤離來得很快，當時阿什拉夫還在上班，

他們什么都沒來得及帶，就開始了再次轉移。

他形容這像圍墻里的追捕，外部通道被封，內部轟炸隨時發生，

人們被從一個明確危險之地趕到下一個禍福未卜的地方，如此循環。

有時，他把妻兒安頓在加沙中部岳父家，自己通勤兩小時公交去醫院。

岳父家的房子暫時安全，但擁擠：五個小家庭十五人，其中七個孩子。

為了上班方便，他有時回汗尤尼斯睡帳篷，再折返探望家人。

路途顛簸，但與家人在一起，他說能暫時忘卻疲憊。

“非自然死亡”在加沙廣泛存在

在加沙最不缺的就是死亡，阿什拉夫說，

在加沙的人們會因為各種非自然的方式死去，饑餓、槍擊甚至沖突都可能造成死亡。

“自行分發”現場，軍隊開槍、卡車碾壓、物資被搶奪，刺傷或死亡隨之而來。

他和兒子曾去領物資，數千人聚集，其中許多人已饑餓多日，

遠處以色列軍隊突然朝人群開火。那天他們沒找到吃的，但活了下來。

盡管如此，他說大多數死亡來自空襲。

阿什拉夫的弟弟就死于空襲，那天他弟弟看到軍隊不在那邊區域，

從而想回家拿一些生活用品。

阿什拉夫說弟弟的女兒才一歲，已經會說“爸爸在天堂”

阿什拉夫說死亡在這里太常見了，他甚至覺得死亡也是一種解脫。

雖然10月10日加沙停火了，但是戰爭只是看起來結束了。

加沙的人們還活在炮彈的恐懼之下。

戰爭結束之后留下的滿目瘡痍，怎么才能回到之前的生活，

對于加沙群眾來說也是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