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馬達同志坦言：他的這個優點不能否定

1958年初春的南京路，晨風里帶著一點海腥氣。柯慶施戴著舊呢帽，腳步快得和身旁秘書都不在一個節奏。街邊店鋪剛拉開卷簾門，白發市民認出了這位市委“一把手”，悄聲感嘆：“又來了，他盯物價可比誰都緊。”這樣的畫面，常在上海出現，也為后來爭議不斷的評價埋下伏筆。

回溯柯慶施的履歷，資歷確實老得嚇人。1923年入黨，1924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任安徽省委書記時才二十九歲。抗戰時期，他在統戰口與各色人等周旋；1947年石家莊解放，他出任首任市長，摸透大城市治理門道。1954年陳毅調京，毛澤東一句“上海要有懂城市工作的同志坐鎮”，柯慶施南下接棒。一朝掌舵遠東最大工商業都市，他把全部精力投進工廠、碼頭與菜市口。

上海干部私下議論：柯書記對中央指示“抄得一字不差”，回滬立刻貫徹。揣摩之能，被贊“心領神會”，也被譏“唯上”。這股狠勁同樣體現在用人上。張春橋原本已收拾行李準備進京，《人民日報》的人事電報都拍妥，柯慶施卻一句“報社里多他一個少他一個，滬上正缺筆桿子”將其截留下來。誰能料到，這一步后來牽出了多少連鎖反應。

江青第一次單獨赴滬是1963年正月。外灘江風很冷，但柯慶施擺下的是熱茶而非宴席。一進屋，他便把《人民日報》剪報遞過去，“你看看，這里有篇社論寫得沖勁不足。”江青隨手翻了兩頁，抬頭說：“春橋來沒？”柯慶施點頭。兩人相識于那一夜，自此“文革上海招牌”隱約成形。史學界常用“鋪路”來形容柯對張、江的推舉，也正因此，后人推斷若他再活十年，也許會出現“五人幫”。

然而，和政治上的凌厲相比，柯慶施在生活層面卻近乎苛刻地自律。時任市委副秘書長的馬達晚年回憶，一個除夕，他在柯家核對文件，正趕上市府來人拜年。那干部手里拎著兩條金華火腿，小心翼翼放在桌邊。柯慶施臉一沉：“帶回去！干部要是一點寒磣都吃不得，還談什么革命！”對方局促退下。屋里只剩兩人時，柯慶施低聲說：“吃慣好東西就忘本，老百姓還盯著咱呢。”馬達多年后提筆寫下評語：“清廉，是他無法抹去的長處。”

他拒絕排場也有不少軼事。赴郊縣調研，一輛吉普、一名警衛足矣。夜宿農舍，鋪草簾子就睡。鄉干部想炒兩個雞蛋，他擺手：“菜地里有青菜，這就夠。”有人覺得做戲，他卻常年如此。舞會風行之際，上海幾家大禮堂燈火通明，他卻在常委會上板著臉提醒：“油水多的舞步跳多了，腦子容易發飄。”會議紀要第二天下到區局，“節制娛樂”四個字用黑體標出，舞會熱度隨即降溫。

至于辦事風格，贊與彈一樣尖銳。柯慶施擅長內政，尤其對價格、糧油、棉紗分配琢磨最深。街市刮風漲價，他能立刻約來商業局、工交辦，晚上一點仍盤在會議桌旁。可一旦決策落定，質疑聲往往被他一句“執行就是”壓下，久而久之，“一言堂”標簽牢牢貼在身上。馬達私下勸過，“意見多聽幾句總不壞。”柯慶施擺手：“時間耽誤不得。”兩人爭到深夜，最終誰也沒能說服誰。

1965年4月10日，北京傳來噩耗：柯慶施因胃癌術后并發癥在成都去世，終年六十七歲。副總理行列里，他排名第六，份量非同一般。追悼會規格高，劉少奇主持，林彪花圈緊挨白菊。上海黃陂南路萬人送別，工人旗幟連成長龍。那場告別之后，江青開始重點培養張春橋；三年后，上海發出第一聲“造反有理”，歷史走向狂飆。

1978年中央整理歷史問題，會場上有人提出：“柯慶施與張、江聯系緊密，可否列入審查范圍？”鄧小平皺眉：“先放一放，人已不在。”檔案封存，評價因此懸而未決。直到九十年代，研究者才翻出舊材料，發現他的腐敗紀錄為零，批條子買好煙好酒的事情也查不到。爭議依舊，可“廉潔”一詞慢慢被寫進傳記腳注。

有意思的是，柯慶施去世半個世紀后，上海城市規劃研究者重新審讀1955—1964年基建方案，驚訝發現不少現代化骨架正出自他任內，例如外環概念、支線電車、蘇州河整治。材料歸類時，檔案員順手在旁批注：“務實的急性子。”對這六個字，很少有人再挑刺。

張春橋晚年被提訊時，辦案人員順口問：“要不是柯書記，當年你能留在上海嗎？”沉默半晌，張吐出一句：“柯老對我有知遇之恩。”短短十三字，再無下文。歷史往前推移，爭論不止，但馬達那句評價仍被頻頻引用：“他身上的清廉品質無可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