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案例看國有資本證券化：一把雙刃劍

談到“三資四則”向社會借錢的模式，人們會有一種擔心，因為前蘇經濟就是倒在了國有資產證券化，但類比是治學的大忌，還是要有具體分析做支撐。

從趨勢上說，國有資產三化，“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本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這聽上去仿佛是把國有資源全變成資本，目標是向社會要錢，其實與前蘇的國有資產證券化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不妨先作個調侃的說明，慈禧太后鐘愛的 “織金陀羅尼經被”，現保存于清東陵文物庫房內，它也是“國有資源”。但從從市場的角度說，放在庫房里是零價值，如果租給王二麻子，辦了一個清宮文化展，國家賺錢了，王二麻子有機會贏利；這樣做還不過癮，要按“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原則，再上一層樓，把慈禧太后的被子分解股份，降低門檻，讓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織金陀羅尼經被”資本化的收益，那就是在擴融了，也可以上杠桿，國家投資20%，講好故事，吸引社會上的窮得只剩錢的王二麻木子投資，那么 ，中國經濟走出通縮困局的一個前提條件就具備了：增加投放市場的貨幣供應量。

那么，中國的國有資本證券化與前蘇有什么不同？

前蘇國有資本證券化也不是孤案，英國八十年代政府年年補貼國企虧損，也存在科爾奈說的“軟約束”，國有資產證券化后，政府財政立即實現了盈余，德國的國有資產證券化也是成功的，目的不是向社會圈錢，而是把國企推向市場，這也與中國的混改不同，不存在以公有，還是以私有這主導的問題，這就解決了一個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經理集團與政府的行政權徹底分離了，國企改革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解決低效的問題，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性原理”，經理集團取消了任免制，并置于全體規則監督之下，而不是堅持誰來領導的意識形態約束，即便是國資控股，也不影響以法為鑒的監督機制的實行。

前蘇又是另一個場景。前蘇是在做股權分割，把國有資產證券化，讓公民購買，結果經濟不景氣，公民拋售證券，國銀行和俄羅斯寡頭以極低的價格收購了大量蘇聯的優質企業，包括礦山、油田等，成了低價變賣國有資產。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公轉私，也不排除有類似的問題，但總體上是在國家控制下，一是占比有限，沒有放棄公有經濟主導的原則，二是以資不抵債的或虧損的企業為主。

這一次的“三資四則”即不同于前蘇的國有資產證券化，也不改革開放的改制。

首先是把資源做成了資產，空氣是資源，大家都要呼吸，但它沒有價值，但某地空氣特別好，再講個長壽村的故事，于是空氣就成了“國有資源”，這個沒有價值的“國有資源”是上天掉下來的，本來就是全民免費共享的資源，但是，再把空氣轉換成了“國有資產”，那就是只賺不賠，國家是不會吃虧的，國有資產也不會流失，外國銀行也罷，私人寡頭也罷，多多益善。“織金陀羅尼經被”也一樣，那是先人遺產，拿出不晃一晃賺錢了，多美妙的故事。

其次“三資四則”是瞄著化債去的，比如負債收購的存蓄房，把債務也打包成資產，拆分股份，讓全社會參與，以后什么情況不知道，但債務已經提前兌換成現金了，國家是不會吃虧的，國有資產也不會流失，充其量是換了個債權人，庫存還是庫存。

扯了這么多的淡，那么 ，“三資四則”能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嗎？

能，前提在用錢的人，不在錢本身。用的好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用得不好，大量資金流入市場，效益上不來，全糟蹋了，那就是通縮+貨幣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