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總是依賴政府兜底

有讀者留言問：什么是深層次改革？

如果用官方用語來說，不太好理解。小鎮也只能零敲碎打地談一談，比如之前說服務領域深層次改革本質是事業單位改革。

比如今年特別火爆的蘇超，并非由體育部門直接組織，而是站在城市運營和文旅事業發展的角度，發動民間。由此，小鎮寫了《》，本質是變革當前以相關事業單位為主導、由上到下的模式，類似蘇超搞基于社群、親密關系的全民足球聯賽體系，不爭一時之長短，關鍵讓足球運動深入全民生活，讓能夠靠踢球生活的職業球員數量10倍以上的增長，10年時間面貌就會為之一變。

還有旅游事業發展，小鎮在《》談到當前很多地方發展旅游業，還是大園林思維的延續，缺乏精細化運營思維。

當前非常多景區提供的游玩服務，跟40年前沒有本質區別，又如何吸引游客心甘情愿的消費呢？要想真正提振旅游消費，需要將發展旅游業交給成熟的、職業的旅游資源運營團隊，發掘消費者潛在的需求，并想辦法滿足，自然就有了消費。

還有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關鍵是服務領域，未來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貿易規則，也存在借勢推進國內改革的目的。

簡單回顧一下，今天要說的是另一個深層次改革的本質：如何看待政府兜底？

對老百姓來說，政府兜底當然是好事。

這也是中國主張的政府合法性來源。

當前全球有三個政府合法性來源標準，分別是美西方主張的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中國主張的發展和民生，以及俄羅斯主張的捍衛領土主權和國家安全。基辛格在其著作《論中國》中，就闡述了中美之間的分歧，以及中國在合法性問題上的觀念轉變。

基辛格說“與美國打交道的國家需要懂得，美國對事物的判斷永遠不可能與美國對民主制度的看法分開”，說的就是美西方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合法性觀念；

基辛格還站在他的視野，對中國決策傾向進行了總結，認為中國之前更偏向于意識形態，比如在談到中蘇分裂時，基辛格說“意識形態是一把雙刃劍，它使中國和蘇聯走到了一起，也使它們分道揚鑣”，更進一步談到“在基于意識形態而建立的社會里，界定合法性的權力至關重要”。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基辛格察覺到了中國對政權合法性評價標準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第十五章 美國的窘境”寫道“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說，意識形態時代已經宣告終結，國家利益成為中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則”，這也是中美過去幾十年打交道的一個關鍵摩擦點，因為作為當今世界秩序的主導國，美國堅持認為，“共同的國家利益需要（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做保障”。

這是背景。既然中國主張發展和民生是一國政府合法性來源，那么當然就要做好整個社會、全民的兜底工作，如果做不好，那就不是稱職的政府。

在這一點上跟美西方以及俄羅斯等國都不一樣。

對俄羅斯而言，保衛領土、重塑俄羅斯世界，就是合法性來源，這也是俄羅斯上千年以來的傳統，歷史上被拋棄的沙皇，直接導火索都是因為放棄繼續戰斗；對美西方而言，更在意的是意識形態，至于遵循自由原則導致一些人或者很多人窮困潦倒等民生問題，并不重要，如現在的美國，高達4200萬人靠食品券為生，這很正常，政府沒有兜底保障的義務，所以美國政府不救災、不搶險，對流浪漢等底層民眾，也最多只是“救濟”，本質跟救助小貓小狗是一個性質，絕不會搞中國式“扶貧”。

也因此，小鎮寫了《》一文，主要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也始終是國家最在意的方向，拔高為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021年《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人民放在最核心最首要的位置，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所以，各國不管的，中國要管，使得中國在發展水平并不高的階段，就已經在諸多生活水平指標上，接近、達到甚至超過美國水平。

以至于，國家的兜底，變得如空氣一樣難以察覺、理所當然、司空見慣，中國人普遍習慣了一切找政府，相信政府都會兜底。

不要扯網絡說的什么“公信力下降”，“公信力”沒這么脆弱。離開網絡，想想自己的現實，有這么糟糕嗎？

說破天，不就是出現了一些負面事件，中國是14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全世界信息網絡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更是被美西方針對性搞輿論認知戰的國家，但就算這樣，震動全國的重大事件，才是什么水平？

就比如“唐山打人案”，也就是在中國發生，才會令國人震驚，在美國、歐洲眼里，甚至會覺得這是一種定向投放的輿論宣傳，以別樣的方式強調中國是多么的安全，以至于酒后打人都能讓幾億網民爭吵不休。

對比下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治安。特朗普在接管華盛頓30天時，非常興奮地展示了打擊犯罪的勝利成果，稱逮捕超5000人并找回14名失蹤兒童，收繳400多件槍支，還強調“華盛頓現在100%安全，你晚上出去吃飯很可能不會受傷”。這在美國就已經是可以公開稱頌的政績，但這可是美國首都華盛頓啊，只有區區70萬人口，大多數是政府相關人員，一個月突擊行動逮捕近1%的人口，這就是美國。

當然，有在美國的朋友留言說覺得美國非常安全，沒有小鎮說得這么糟糕。這也是事實，因為美國實際分為貧富兩個世界，一街之隔的兩個社區，因為居民財富、地位、繳納稅費的不同，有著天地之別。

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政府兜底好處很大，壞處就是社會治理成本持續上升，而且會阻礙深層次改革。

因此，繼事業單位改革之后，推動深層次改革的另一個切入口，就是想辦法讓政府少兜底，或者起碼讓各界先暫時不要考慮政府兜底，多想想有沒有其他解決辦法。

舉兩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一個是物業服務管理。

小鎮昨天《》簡單談了談物業服務管理領域面臨的尖銳矛盾，街道社區、物業公司、業委會、業主四個直接相關方攪在一起，四方矛盾難以化解，又把政府拖入其中。

也有化解矛盾的成功探索，兩個例子。

北京衛視《向前一步》節目，就多次以物業服務糾紛為主體，拉著相關各方一起化解矛盾。比如2024年9月29日播出的《芳源里的“怨”與“愿”》，聚焦北京大興區芳源里小區艱難的新舊物業交接矛盾，通過多次協商，芳源里小區大門管理權約一半回到了全體業主手中。注意，這僅僅是半個大門，小區物業管理服務之難，可見一斑。

第二個例子：上海申新花苑。這是一個典型的混合型老舊小區，居民結構極為復雜，訴求差異巨大，這個小區最難的就是長期缺乏有效的物業管理服務，導致小區房屋和環境極差，住戶與物業公司矛盾極為尖銳，小區物業費十年不漲、物業公司干不下去，還有越來越多的住戶拒絕繳納本就不高的物業費，物業經理說要撤場不管了。

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

在這種情況下，一位與共和國同齡的退休老干部柴俊勇挺身而出，挨家挨戶上門動員，牽頭成立了由9名共產黨員組建的小區業委會，在黨建引領下，推動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構成小區物業管理服務的“三駕馬車”。這里面有大量看起來很小，但難度非常高的工作，比如僅僅是向居民說清楚物業費上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用了4天研究出一套方案，然后挨家挨戶地向居民講清楚。

這就是《“十五五”規劃建議輔導讀本》住建部倪虹部長撰文“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一文提到的“強化黨建引領，探索社區黨組織領導下的居委會、業委會、物業服務企業協調運行新模式”。所以，不要覺得政府文件枯燥空洞，任何一句話背后都是不知道多少人多少日夜的努力探索，也蘊藏著個人發展的機遇。

經過了三年多的努力，整個小區面貌一新。近百人的小區志愿者隊伍建立起來了，還與派出所、社區民警一同建立了完善的安保體系，還形成了定期征求建議意見的“紅色議事廳”協商機制，就連拒交物業費長達20年的居民都主動補繳物業費。

看著很振奮是吧，但這個案例很難推廣。

因為這位挺身而出的老干部，退休前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委政法委秘書長、上海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上海市應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專家組組長等要職，還是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這樣一位高級領導干部，退休后當一名社區“小官”，能力絕對夠了，全國有多少小區能有幸遇到這樣一位老干部？

這就是當前物業管理的難題：缺人才。

這也是太多領域最核心的難點，中國勞動力人口特別多、每年畢業上千萬大學生，但照樣人才極為緊缺。

能夠管理好一個社區的，又何必待在社區，完全可以去市場經濟闖蕩，社會地位和收入更高，也少了很多糟心事。小鎮也認識一些曾經主動牽頭組建業委會的，只能說令人心寒，好不容易才擺脫這個不討好的爛攤子。

小鎮敬佩這樣的老干部，但小鎮堅持認為，要想改變全國數十萬小區的物業服務管理，不能指望能人，還是要從制度上進行改革，能人的作用在于探索新的可行模式，提煉出來全國推廣。

比如解決物業服務公司權責不對等、物業公司或者業主維權成本太高、物業費繳納和自然調整以及存在的腐敗和利益交換等等問題，更要讓全社會明白，房子是需要維護的，物業服務是需要花錢的。

這需要進行制度性設計，能人可遇不可求，一套好的系統，哪怕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只是按流程隨大流，也照樣可以有效運行，歸根到底，還是要動員市場和社會力量自我探索。

現在也有一些經驗，比如一些房地產開發公司自建物業，同時承攬本小區的房地產交易、租賃等中介服務，以中介服務收入補貼物業服務費；也有的物業公司與小區、業主形成了護理共生關系，但數量太少太少。

而上述探索的一個關鍵前提：要讓所有人能夠明白政府基層組織不是保姆，不能把解決問題的所有期待全部放在政府兜底上。

比如2023年6月，住建部部長倪虹發表署名文章，提出“研究建立房屋體檢、養老、保險三項制度，為房屋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結果引來網絡上很大的爭議，有一些不知是何用心的進行扭曲誤讀，還造謠說國家想要挪用維修基金。

實際國家說得很清楚，房屋安全管理資金由個人賬戶和公共賬戶組成，個人賬戶就是業主繳存的住宅專項維修資金，這一塊原樣不動，公共賬戶則由政府負責建立，通過財政預算安排、土地出讓金歸集等方式籌集，堅持“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個人負擔、不減損個人權益”等原則。

但這又回到了政府兜底的老模式。小鎮承認，在中國各個領域，最終大概率還是要政府兜底，但能不能最大限度努力探索政府兜底以外的可能辦法，或者最大限度降低對政府兜底的依賴度？

這就是高度依賴全民普遍開智、人人如龍的深層次改革。

小區物業管理是一個例子，根本解決養老社保問題也需要降低政府兜底。

當前養老、社保，說白了還是靠政府兜底，當然也有很多人抱怨繳費壓力太大，比如職工和靈活就業保險的費率很高，之所以費率高，關鍵是參保覆蓋太窄、繳費基數不足，尤其依法足額繳納的嚴重不足，為了達到社保基金總量目標，只能設置高繳費率，就很容易形成惡性循環，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協商降低繳費基數甚至不交社保，或者改交城鄉居民基本保險。

但城鄉居民基本保險無論養老還是醫療，都高度依賴政府財政補貼，養老的統籌賬戶以及養老金發放都來自財政，醫療超過三分之二還是來自財政。

從理性上講，需要扭轉惡性循環，轉變為繳費覆蓋面不斷拓展、推動降低繳納費率，通過激勵推動更多人積極繳納。

最應該推行的未來養老模式，應該是把當前養老第一支柱的職工、靈活就業、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變成一個全民基本保障，不分職業、地區，只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養老金支持，這一塊可以由國家兜底，大致參考城市最低工資和農村低保。

想要拿到更多養老金，就要依賴第二支柱的年金、第三支柱的個人養老金或商業保險體系，類似美國的401K。

現在的卡點，還是極度依賴政府兜底，想要完成從政府兜底到全民自己對養老待遇負責的根本轉型，還需要非常多的深層改革。比如解決城鄉不平衡問題、農民進城獲得平等待遇問題、全國社保資金統籌問題等等，光一個企業年金，其難度就不亞于脫貧攻堅。

政府兜底是必要的，但深層次改革的一個成功標志，恰恰是降低對政府兜底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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