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教授，涌向一個“非主流”城市

上世紀30年代，愛因斯坦、馮·諾依曼、費米等享譽全球的科學家選擇離開戰火紛飛的歐洲，前往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職。

這些科學家的遷徙并非偶然——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包容其研究自由、提供學術庇護的環境。

也正是這些科學家的到來，讓美國開啟了科技大爆發的時代。

愛因斯坦的選擇代表了頂尖人才流動的一個典型模式：

總是流向最有利于創新價值實現的環境。

類似的故事，正在中國新的城市格局中重演。

最近，正解局注意到了一個現象：一批來自頂尖高校的研究團隊和教授紛紛落戶在江蘇的一個地級市——無錫。

包括但不限于：清華無錫院智能產業創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學無錫光子芯片研究院、華中科技大學無錫研究院、無錫特殊食品與營養健康研究院……

華中科技大學無錫研究院的設備

這些國內頂尖科研力量為什么會不約而同選擇無錫，在高校資源爭奪白熱化的今天，一個地級市憑什么贏得如此多的青睞？

一直以來，中國的很多高校教授都面臨一個瓶頸：

自己手握技術，卻難以下海創業。

這是因為對很多知識分子來說，創業做生意本身就有一些羞恥感，怕賺到錢了，讓同行不快活。

另一頭，學校也有考核壓力，貿然創業，在產業化經驗缺失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兩頭挨打。

可話又說回來，教授創業成功的誘惑，又是十分具有吸引力。

比如陜西首富——西北大學的副校長范代娣，她靠著自己的在重組膠原蛋白技術上的科研成果，組建了自己的企業巨子生物，并以457億元的家庭財富登頂財富榜。

與愛因斯坦時代不同，當代教授們面臨的核心困境不再是國家安全，而是如何將實驗室研究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其實很多地方也都有“產學研合作”或“新型研發機構”建設，但實踐中會存在瑕疵：

雖資金雄厚，但行政化管理色彩濃厚，考核機制僵化，無法適應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快速迭代需求，也難以激發科研人員的原始創新動力。

而無錫探索出的“科學家團隊控股、地方國資參股”模式，就成功破解了這一難題。

無錫城市風光 請橫屏查看

他們讓科學家團隊成為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在董事會中占據主導地位，掌握研發方向、經營決策的核心權力。這就使得科學家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主人翁”意識，不再是為“甲方”打工，而是在為自己的事業奮斗。

這從根本上重構了所有權、決策權和收益分配關系，從而解決創業痛點。

而地方國資的角色則從傳統的“管理者”、“補貼發放者”轉變為“戰略合伙人”和“賦能者”。其目的不是為了控股和干預經營，而是為了給科學家傳遞信心（政府的入股是對項目前景最有力的背書），以及長期陪伴。

在資源嫁接上：政府作為股東，能更順暢地為機構對接本地產業資源、政策資源和應用場景。

簡單來說，這個模式的優勢就是實現了“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同時通過資本紐帶，將科學家團隊的創新動能與地方的戰略資源進行了深度綁定，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模式的突破，帶來的好處是實打實的。

就拿無錫特殊食品與營養健康研究院來說，該研究院成立于2021年。

無錫特食院

它依托江南大學的益生菌種質資源庫（20000株菌株）和核心專利，系統性攻克了實驗室成果向產業化轉化的技術瓶頸。

通過平臺服務和技術輸出，短短三年，該研究院已孵化6家科技型企業，為無限極、福能源等20余家知名企業開發近30款上市產品，成功推動合作企業實現銷售額超3億元。

這說明其技術成果得到了市場的直接認可。

更令人驚訝的是，該研究院研發人員中碩、博士占比超50%，其中國家杰青、國家萬人計劃專家多名——這種高端人才集聚度，甚至超過不少省級科研單位。

打通了教授創業的第一公里，無錫還設計了另一套機制，用來解決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中試平臺。

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中試（Pilot-scale Testing）是將實驗室的“樣品”變為市場上可批量生產的“產品”的必經階段。

這個階段被譽為“死亡之谷”，原因是建設中試線需要購買昂貴的專用設備、組建專業的中試團隊，動輒需要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投入。

科技成果轉化的“死亡之谷”現象 制圖：正解局

這對于單個高校團隊或初創企業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

而且中試過程也充滿不確定性，工藝放大后可能出現實驗室階段未曾預料的問題，導致失敗率極高。項目一旦完成，昂貴的設備和場地也會閑置，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

正因如此，無錫想到了建立共享式的中試平臺，面向全國乃至全球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業開放。

這一平臺就吸引到了來自上海的頂尖高校——上海交通大學。

去年9月，上海交通大學無錫光子芯片研究院光子芯片中試線在無錫正式啟用，到了今年6月就已經成功拉通產線，使得無錫成為全球首個實現光子芯片中試線拉通的城市。

上海交通大學無錫光子芯片研究院光子芯片中試線在無錫正式啟用

圖片來源：上海交通大學官網

目前全球僅有三家機構實現這一突破，另外兩家都在美國。

在無錫，交大團隊可以享受從設計、流片到封測的全鏈條中試服務。

其他的初創企業或學術團隊也可以像使用云計算資源一樣，“按需付費”使用這條世界頂級的生產線，而無需自建。

這不僅解決了國內光子芯片企業“無處中試”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它通過共享快速聚集產業資源，形成產業集群，加速了整個國家在該領域的迭代速度，縮短了與國際領先水平的差距。

同樣，特殊食品研究院也建設了兩條中試示范線，目前，已向17家企業開放中試平臺，推動30余株功能菌株實現產業化。

無錫特食院的公司介紹

這種共享平臺極大降低了創業企業的設備投入門檻，讓初創企業能夠輕資產運營，專注于技術研發和市場開拓，成功地填平了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死亡之谷”。

這種模式想起明清時期的徽商——他們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靠的不僅是資本，更是那種敏銳的市場嗅覺和資源共享的商業模式。

今天的新無錫模式，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智慧的現代演繹。

無錫的產業引進還有一個不同之處：不是“撿到籃子里都是菜”，而是有著清晰的戰略布局。

光子芯片、自動駕駛與機器人、物聯網與綠色計算、新藥研發與生命科學……從落地無錫的科研團隊看，我們發現這些企業都是瞄準未來十年有望爆發式增長的領域。

其中的光子芯片就被業界視為“換道超車”電子芯片的關鍵賽道。

上海交通大學無錫光子芯片研究院院長金賢敏指出，當前電子芯片已逼近物理極限，柵極尺寸縮小至0.54納米，接近原子尺度。

而光子芯片在高帶寬、高速計算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

清華無錫院智能產業創新中心則聚焦“前瞻且困難”的方向，重點推進自動駕駛與機器人、物聯網與綠色計算、新藥研發與生命科學這三個有重大技術突破和廣闊產業前景的領域。

清華無錫院智能產業創新中心里的自動駕駛方針控制設備

其孵化的求之科技（具身智能）、半導體晶圓檢測項目、華深智藥（AI制藥）等，個個都是有著萬億級市場的硬科技企業。

雖然這些項目的技術門檻高、研發周期長，但一旦突破就將形成強大的技術壁壘。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無錫就能找到這些企業呢？

這就要提到2023年成立的無錫市產業創新研究院（無錫產研院）。

無錫市產業創新研究院

在無錫培育高新企業的模式中，無錫產研院扮演了更高層次的“平臺中的平臺”角色。

它負責對全市40家新型研發機構進行評估評價，摸清各家平臺的能力和資源。

當企業提出技術需求時，產研院可以快速匹配到最適合的中試平臺，組織“新型研發機構對接企業技術、市場等需求”。

位于無錫高新區的智元公司生產的機器人

這就形成了一個“創新服務網絡”，避免了平臺之間的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讓更多“聰明的大腦”有機會將想法變為現實，也極大地激發了區域創新活力。

目前，無錫產研院已立項概念驗證項目60個，先導預研項目78個，以撥投結合等方式孵化科技型企業17家。

這種以企業真實需求為導向的創新，確保了科研成果“出生即有用”，解決了科研與產業“兩張皮”的難題，而不僅僅是提供資金支持。

這種生態思維正是其能夠吸引頂尖團隊的核心所在。

長三角集成電路工業應用技術創新中心展示的集成電路

科技、人才、經濟，這三者往往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關系。

回顧歷史，無錫一直是中國縣域經濟的優等生，從“蘇南模式”的發源地到如今新型研發機構的集聚區，這座城市總是能抓住產業變革的關鍵節點。

在當前各地爭搶科技資源的背景下，無錫憑借機制創新和務實的作風，形成了獨特的“磁場效應”。

它的精妙之處在于：

既不是簡單地把科學家“推下海”，也不是讓政府“大包大攬”，而是讓科學家“能游泳、敢游泳、并游向廣闊的產業藍海”，同時讓政府從“裁判員”和“贊助商”轉變為“共同創業的合伙人”。

將科學家對學術探索的熱愛、對技術價值的實現，與地方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需求統一在了同一個目標之下。

這正是眾多高校教授愿意“奔赴”無錫這一地級市的深層制度魅力所在。

而這個地級市也一再證明：產業創新不一定發生在一線城市，關鍵在于能否構建適宜的創新生態。

無錫夜景

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政策優惠比拼，而是創新生態系統的全面較量。

未來十年，中國城市競爭格局必將重塑。而那些能構建起良性創新生態的城市，也必定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脫穎而出。

無錫的探索，正在為中國地級市如何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突圍，提供了一種可借鑒的制度樣本。

因為人才走到哪里，未來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