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央不僅實行了新軍銜制度,還為軍隊貢獻突出的離休干部頒授了紅星功勛榮譽章。
該勛章共分為兩級,一級的標準是“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參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或曾任省、部級以上領導職務的軍隊離休干部”。
如果按照這些條件,開國中將、曾擔任過大軍區正職的干部完全可以獲得一級勛章。然而,曾主政甘肅多年的卻僅獲二級。
不僅榮譽方面奇怪,冼恒漢的待遇問題也很奇怪。他曾經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費,一度要靠借錢度日,到1984年才定為享受正軍級待遇。
要知道早在近30年前,他就已是實權的大軍區正職,幾十年過去,地位反而越來越低。他身上到底發生了哪些事?以至于有這么多不尋常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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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恒漢1911年出生于廣西奉議,早年就讀于縣立師范,在那個年代是難得的知識分子。后來農民運動風起云涌時,他積極選擇投身其中,并參加了1929年我黨領導的百色起義。
一開始他在紅7軍中戰斗,后來隨部轉移,進入中央蘇區。經過黨務部門的培訓后,冼恒漢被安排到湘贛蘇區工作,逐漸成長為紅六軍團下的出色政工干部。
由于敵人的瘋狂“圍剿”,紅軍處境日益艱難,為配合中央主力、吸引敵人注意,紅六軍團先行轉移與紅二軍團會師。于是,冼恒漢就作為紅二方面軍中的一員,參與了接下來的長征。
雖然冼恒漢是南方人,但他對西北的感情更加深厚,1936年隨部抵達陜北后,他就一直在大西北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他跟隨賀老總不斷轉戰,曾擔任八路軍120師385旅旅長;
解放戰爭時期,他是西北野戰軍出色的政工干部,“訴苦三查”運動中非常亮眼,成功提高我軍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得到彭老總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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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冼恒漢繼續留在大西北,擔任過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獲得兩大榮譽——被授予中將軍銜、成為改制后的蘭州軍區政委。
在建國初期,大軍區正職基本由上將出任,冼恒漢能成為其中的“少數”,一方面是有“山頭”因素,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能力確實出眾。
本來他一直在為西北的和平建設做貢獻,也的確有很大成效,然而,大運動到來后一切都改變了。
1967年,由于局勢愈發不穩定,中央決定派出部隊去維護地方秩序。冼恒漢時任蘭州軍區政委,被點名負責甘肅、陜西、寧夏、青海四省的“支左”活動。
對此,冼恒漢毫無經驗,只能是按上面的指示來做。在這段時間里,他感覺到巨大的壓力,如何改善農業、發展工業、促進建設等等,讓他感覺還是軍隊的事務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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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冼恒漢曾對人說過:有些事情,上面指明要處理,那有什么辦法?只好按照當時的歷史背景去處理,有不合適之處,也是按照指示去處理的。
這倒也不是推卸責任,畢竟任何事情都無法脫離現實,上級下達命令,他不做,那第一個就會被拿下。所以,身居高位也是為難啊。
毛主席對他的情況也是了解的,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特別跟即將接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說:冼恒漢同志是個老實人,你到任后可不能欺負人啊。
但是,蘭州軍區很快還是產生了矛盾。在冼恒漢所著的回憶錄中,對前兩任司令員張達志、皮定均都贊譽有加,對韓先楚卻頗有微詞。
這主要在于,韓先楚抵達蘭州軍區不久,便開始大提意見,導致兩人在工作中摩擦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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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先楚看來,無論是戰備訓練、邊防建設、戰術水平,還是開會方式、軍區綠化、匯報程序等等都有問題,需進行全面整改。
冼恒漢已經主持蘭州軍區近20年,韓先楚這種全盤否定的方式,幾乎就是在指責冼恒漢工作能力太差,這讓人心情怎么好得起來。
所以,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韓先楚和冼恒漢彼此不配合,整個軍區內部極為壓抑。冼恒漢感覺實在難受,就直接給中央寫信,希望將韓先楚調走。
1975年12月,軍委派干部下來了解情況并試圖調解,可惜沒取得效果。組織想著讓他們多接觸接觸,說不定能磨合好,可冼恒漢很快又寫信,表示如果韓先楚不走,就自己走。
鬧到這一步,那就必須得處理好了,主持軍委的葉帥邀冼恒漢,苦勸目前國際形勢緊張,兩個人都還是不走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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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都出面說了,冼恒漢也不能不識趣,后來他就跟韓先楚磕磕碰碰過了數年。直到1977年6月,一道命令改變了一切。
本來冼恒漢位高權重,兼任著中央委員、軍委委員、蘭州軍區政委、省革委會主任、甘肅省第一書記等多項要職,但進京開了次會后就全部被免去。
那次會議,主要圍繞著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對冼恒漢進行批評。前面說過,冼恒漢當初執行上級命令,做過一些比較“左”的事,只要想挖,很容易就能挖出來。鐵路局事件鬧得比較嚴重,所以就被當成典型處理。
往后的幾年里,冼恒漢一直在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安排,沒想到一等就是5年。
1982年,組織終于通知他回甘肅解決歷史問題,本以為能給自己開口的機會、好好商量著來。然而他去了后才發現,上面已經定了性,最終結果與他的想法落差太大,讓他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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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恒漢悲憤交加,突發心肌梗塞,還好搶救及時,保住了命。此后的一年里,他都在醫院養病,還接到文件,讓他退出現役,按師級待遇安置,每月發200元生活費。
這個結果讓他很想不明白,他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很多身不由己。不做,當時犯錯誤;做了,過后犯錯誤。軍區“四大”,自己挨整,是受害者;“四大”過后,也審查過別人,同樣,別人也挨了整。換做誰,都難做。
看他的經歷,這并不是推脫之語。在運動之初,冼恒漢曾被扣彭、賀“死黨”的帽子,身體嚴重受到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對兩位老首長進行污蔑。
至于后來針對過別的干部,他也不是下命令的人,上面要求,他能怎么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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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冼恒漢從師級待遇提為軍級待遇,生活總算好過一些。1988年,組織授予他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二級的標準是:
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參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大校以下軍銜或未被授予軍銜的軍隊離休干部,包括這期間曾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或曾任省、部級以上領導職務,但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職、降級或撤職處分的軍隊離休干部。
冼恒漢就屬于這后面一種,有些唏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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