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還是人禍?紅旗特大橋垮塌背后的地質勘探之問
文|清哲木
2025年11月11日下午4時許,四川阿壩州馬爾康市紅旗特大橋發生垮塌。這座今年1月才合龍、投入運營不足10個月的現代化大橋,在眾人注視下轟然斷裂,近百米橋體墜入足木足河。官方通報將原因歸結為“山體變形滑塌”,并強調因提前一天實施交通管制無人員傷亡。
然而,零傷亡并不等于零責任。尤其是在2024年8月18日,同一項目的施工便橋就曾因違規施工坍塌,造成4人死亡的悲劇。兩起事故相隔僅一年,地質風險為何被一再忽視?橋塌了,可以重建,但若勘察設計環節的“人為隱患”不除,再多的事后預警也難以筑牢安全的根基。
從相關視頻資料來看,紅旗特大橋隱患的發展速度遠超預期。次日16時許,山體變形加劇,最終導致路基及引橋垮塌。現場視頻顯示,靠近山體一側的橋墩率先斷裂,近百米橋體墜入河道,煙塵沖天。
這座大橋并非普通工程。它位于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全長758米,主跨220米,主墩高達172米,屬于“高墩大跨”橋梁,設計施工難度極大。更重要的是,它作為“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復建公路工程”,承載著連接馬爾康、金川、壤塘三地交通的重要功能。
紅旗特大橋所在區域地質環境極其復雜。四川省地質環境監測總站2024年發布的《阿壩州地質災害風險評估報告》曾明確指出,馬爾康市白灣鄉所在的大渡河流域屬于“地質災害高易發區”。
該區域巖體破碎,加上水電站庫區蓄水后可能引發的地下水位變化,極易誘發滑坡、崩塌等災害。特別是2025年5月1日,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完成首次蓄水后,庫區水位周期性升降會改變岸坡應力分布,引發“庫岸再造”。
水滲進山體的裂縫里,會產生額外壓力,進一步促使山體向下滑動。這個過程如同反復揉捏一塊飽含水分的泥土,會大大降低其穩定性。紅旗特大橋的邊坡巖體在長期水浸后,其抗剪強度明顯降低,如同“泡軟的蛋糕”失去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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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工程建設流程中,地質勘察是第一步,也是確定設計方案的基礎。對于紅旗特大橋這類“高墩大跨”橋梁,地質勘察的準確性直接關系到橋梁的安全性能。
然而,多個跡象表明勘察設計環節可能存在盲點:
一方面,作為庫區復建工程,橋梁建設與雙江口水電站蓄水存在直接關聯,但勘察單位是否充分模擬了庫區蓄水后的地質變化,值得深究。另一方面,橋梁主墩高度達172米,屬于“高墩橋梁”,對基礎穩定性要求極高。根據《公路橋涵設計通用規范》,高墩橋梁的基礎設計需考慮“偶然荷載”(如滑坡推力),但紅旗特大橋的基礎是否具備抵御此類荷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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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并非該項目的第一次安全事故。2024年8月18日,同一項目的施工便橋(鋼棧橋)因違規施工坍塌,造成4人死亡。這一事故本就暴露了項目管理混亂、資質審查不嚴等問題。
該項目的施工單位也值得關注。兩家關聯施工單位均未配備專職安全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具體單位我就不說了,免得相關方又以各種理由投訴文章。
地方將垮塌直接原因歸于“山體滑坡”無可厚非,但從工程建設的邏輯看,山區大型橋梁的設計施工必須將地質災害風險納入核心考量,而非被動應對。
“天災”與“人禍”的界限在于“可預見性”和“可防范性”。對于紅旗特大橋而言,至少存在三個層面的“人禍”因素:
一是:地質勘察評估不足。庫區蓄水對地質環境的影響是已知風險,但在勘察階段可能未被充分評估。
二是:設計防護措施欠缺。針對高墩橋梁在滑坡風險區的特殊要求,設計可能未采取足夠的針對性防護措施。
三是:施工質量控制不嚴。前期的便橋坍塌事故已暴露出施工管理的漏洞,而這些隱患可能未被徹底消除。
紅旗特大橋的垮塌不僅是一座橋梁的失敗,更是工程風險管理體系性的失效。要打破這一循環,需進行多維度改進:特別是立法與監管層面,需要加大對工程勘察設計質量的追責力度,特別是對地質災害評估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提出更高要求。
建成僅10個月的紅旗特大橋垮塌,敲響了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警鐘。去年4人死亡的施工便橋坍塌事故未能真正喚醒責任意識,這一次的“零傷亡”更不應成為免責的“擋箭牌”。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對地質環境的認知遠超從前,真正的風險不再源于未知,而是源于已知的風險被輕視、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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