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又在搞幺蛾子！但你們的反對，無效

七國集團（G7）外長又出聯合聲明了：對使用非市場化措施和做法破壞至關重要金屬的供應鏈以及其他市場化的扭曲行為感到極為擔憂——也就是反對中國在稀土及鎢、鎵、鍺、銻等稀有金屬領域實施的出口管制。

南生有話說：反對無效

當七國集團外長們圍坐在燈火通明的會議室里，簽署那份關于“非市場化措施”的聯合聲明時，他們或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重構的今天，這樣的聲明更像是對既成產業現實的無力回應，而非能夠扭轉乾坤的戰略舉措。

這份通過加拿大外交部官網于11月12日晚間發布的文件，雖然措辭嚴謹，卻難掩其背后的戰略焦慮。聲明中明確表示：G7不支持中美因分歧在關鍵金屬等領域設置貿易障礙，并對其所謂“破壞供應鏈的非市場化措施”及“剩余產能”表達了嚴重擔憂。

然而，剝開外交辭令的外殼，我們看到的是一場關于規則話語權、產業主導權和歷史敘事權的激烈爭奪。

西方世界長期以來扮演著全球貿易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倡導的“市場化”與“自由貿易”理念曾被奉為圭臬。但歷史是一面清晰的鏡子，照見了這些美好的理念如何被西方國家靈活地運用與拋棄。

當西方企業的產品和技術具有絕對競爭優勢時，他們會不遺余力地推動市場開放，將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作為打開別國市場的鑰匙；一旦后發國家通過自身努力在產業鏈上攀升，形成強有力的競爭態勢，他們就會立刻開啟貿易保護主義，制造競爭壁壘。

這種策略轉換的嫻熟程度，幾乎已經成為某些經濟體的肌肉記憶——這種雙重標準（耍無賴標準）在近年來的中美經貿摩擦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從特朗普前后兩屆政府時期依據國內法對中國發起的301關稅，到拜登政府世非但沒有取消反而擴大這些關稅措施，這一系列行動本身就是對WTO多邊貿易規則的公然無視。

他們口口聲聲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行動上卻屢屢采取單邊主義措施，這種言行不一的矛盾凸顯了其戰略敘事的內在張力。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推出《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時，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對“非市場化”的批評。

這些法案通過數千億美元的巨額補貼和稅收優惠，人為地扭曲全球產業鏈布局，吸引制造業向美國轉移。特別是《通脹削減法案》中關于電動汽車的補貼條款，明確規定只有在北美本土組裝的車輛才能享受優惠，這無疑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產品的直接歧視。

這種行徑，與西方所宣稱的“市場化競爭”原則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在大西洋彼岸，歐洲的行為模式同樣值得玩味——當理論上的批判不足以解決問題時，更為直接的手段便登上了舞臺，那就是“明搶”。

不久前安世半導體事件的余波未平，這一被市場觀察人士直言為“搶奪”的行為，赤裸裸地揭示了當戰略焦慮超越商業理性時，西方世界所采取的實際行動。

這種從理論批判到直接干預的頻譜，完整展現了西方在應對競爭時的工具箱——當言辭足夠時使用言辭，當言辭不足時便采取搶劫行動。

將視線轉回到引發此次G7聲明的核心——關鍵金屬領域，我們更能看清問題的本質。中國在這一領域的主導地位并非來自什么“非市場化”的手段，而是經過數十年持續投資、技術積累和市場選擇形成的產業生態。

從稀土的開采、冶煉到加工，中國建立了全球最為完整、高效且規模巨大的產業鏈條。這一現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而非政治干預的產物。

當G7國家討論如何應對關鍵金屬供應鏈的“脆弱性”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承認一個事實：在現有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他們已經對中國的供應鏈形成了深度依賴。

這種依賴并非靜止不變

G7國家早在今年9月就已開始討論應對策略，包括對稀土實施價格下限機制、征收實物稅或碳稅等方案。這些討論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隱喻：他們計劃或想要采取的，恰恰是他們所譴責的“市場扭曲行為”。

試圖通過政治脅迫來設定價格區間，這難道不正是對市場機制最為直接的干預嗎？這種邏輯上的自相矛盾，暴露了西方戰略敘事的根本弱點。

因此，當我們審視這份G7外長聲明時，看到的不是一個新的戰略起點，而是一個舊有思維模式的延續——它反映了西方世界在面對全球經濟力量對比變化時的不適應癥，以及試圖通過規則重構來維持日益削弱的競爭優勢的努力。

聲明中提及的“不支持設置貿易障礙”，表面上是呼吁開放，實質上是對中國在關鍵金屬領域已確立地位的間接承認，以及改變這一現狀的無力感。

全球貿易的歷史從來不是純粹市場力量書寫的歷史，而是國家戰略、產業政策和商業利益復雜互動的結果。在這一點上，西方國家的實踐遠比他們的理論來得豐富。

當《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這樣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大行其道時，他們早已喪失了以“市場化”為名指責他國的道德高地。

在這個意義上，對G7聲明最恰當的反應或許正是那三個字：反對無效。這不是傲慢的宣言，而是對產業現實、市場規律和歷史趨勢的冷靜判斷。全球供應鏈的重構必將持續，但它的方向與節奏，將由產業基礎、技術實力與市場規模共同決定，而非僅憑一紙聲明所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