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媒體習慣為加害者打碼，卻讓受害者露全臉

2025年4月11日晚，山東濟南一間出租屋內，46歲的申某菊被其男友裴某波用水果刀捅刺數刀，最終因失血過多死亡。

一份由紅星新聞發布的視頻報道，為這起慘劇給出了一個充滿矛盾的視覺注腳。死者申某菊生前的照片，笑容清晰：

面容可辨。

而嫌疑人裴某波的臉上，則覆蓋著一層厚厚的：

馬賽克。

根據申女士弟弟的描述，這是一場由謊言導向的悲劇。

裴某波，一個1996年便因搶劫盜竊入獄7年的男人，為自己構建了一個完美的人設：央企員工，喪偶，年薪三十多萬。他用這個虛假身份贏得了申女士的信任，透支了她的信用卡，并在謊言敗露之際，奪走了她的生命。

在媒體的敘事里，事實的鏈條清晰而冷酷。但畫面的處理卻遵循著另一套邏輯。

申女士生前慶祝生日、與友人出游的照片被一張張放出，她作為一個鮮活的、具體的“人”被公眾所認知。

而親手終結了這一切的裴某波，他的臉則被技術手段系統性地抹除，變成一個：

符號化的、匿名的施暴者。

這套操作的背后，是一條新聞業不言自明的準則：

無罪推定。

在法院做出最終判決之前，嫌疑人的肖像權、名譽權受法律保護。

媒體打上的那層馬賽克，既是法律風險的防火墻，也是程序正義在視覺層面的宣告。

它將法律的盾牌，精準地擋在了行兇者的面前。

這讓我想起一句官方話語反復強調的愿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句話的本意是追求結果與程序的雙重正義。

然而在此刻，當正義的程序以一層冰冷的馬賽克呈現，而受害者的面容卻毫無保留地暴露在公眾的凝視之下時：

一種結構性的不公平感，反而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了。

幾乎就在裴某波的馬賽克引發討論的同時，另一段來自江蘇常州的監控視頻，再次印證了這一不公平感。

視頻里，一名男子對著一位93歲的白發老人連續掌摑，揪住她的頭發，將她從座位上拽倒，拖入廚房，按在地上繼續毆打。

被打者是他的母親。根據澎湃新聞等多家媒體的報道，這起事件源于家庭瑣事。

在這段視頻里：

施暴的兒子的臉同樣被打上馬賽克。

受辱的母親，她的痛苦與無助同樣纖毫畢現。

攝像機忠實地記錄下了一位九旬老人最不堪的時刻，而部分媒體則忠實地將這份不堪公之于眾：

圍觀。

當然，并非所有鏡頭都如此冷漠。

在另一些更具倫理自覺的報道里，無論是施暴者還是受害者，他們的臉同樣會被技術的紗幕所遮蓋。

那里的倫理標尺是統一的，保護所有身處創傷事件中心的人，避免任何形式的：

二次傷害。

當我們將兩起案件并置，一個令人不安的模式便浮現出來：

它看似在保護強者（或潛在的強者）的權利，實則在消費弱者的痛苦。

我們不得不追問一個問題：當申女士的家人在悲痛中遞出那些照片時，媒體是否與他們進行過一場關于“數字永生”的對話？

是否有人曾向他們解釋，一張未經處理的照片一旦發布，就意味著申女士的音容笑貌將永遠與她被殘忍殺害的命運綁定，成為互聯網上一座無法移除的數字墓碑。

還是說，媒體只是默認了家屬尋求正義的急迫，等同于放棄隱私的授權？

我們不知道。

但恰恰是這個過程的缺席，以及常州視頻里那種選擇性的馬賽克，讓一個令人不安的最終結果浮現出來。

盡管行業內不乏會對所有當事人一視同仁進行保護的嚴謹媒體，但在公眾輿論場上，我們看到的最終圖景卻總是驚人地相似：

一個被保護的加害者，和一個被暴露的受害者。

這背后是一套冰冷的風險-收益評估體系。

曝光未定罪的嫌疑人，面臨的是確切的法律風險和平臺審核壓力。

而曝光受害者的痛苦，法律風險模糊，卻能帶來：

最直接的情感沖擊和流量回報。

這無關正義，也無關倫理，這只是一盤生意：

計算。

于是，一個荒誕的現實形成了：法律為那個奪走他人生命的人保留了體面，而部分追求流量的輿論場，卻剝奪了那個在暴力下茍延殘喘的老人的尊嚴。

在我們的鏡頭前，“誰”的臉應該被看見，“誰”的臉應該被隱藏，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倫理問題。

它首先是一個權力問題，其次是一個風險問題，最后才輪到一絲關于人性的考量。

馬賽克遮蔽的，從來不是嫌疑人的臉，而是部分媒體在法律風險與流量誘惑之間，那張精于計算、失去溫度的臉。

在這場精心編排的視覺游戲中，我們究竟是在追求正義，還是在消費苦難？

文｜蛙蛙和洼

圖片來自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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