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出來你可能不信,當年給四萬萬中國人管錢的“財神爺”孔祥熙,在他最風光的時候,其實兜比臉都干凈。
他手里攥著的,是一整個國家的賬本,可賬本上除了天文數字般的赤字,就只剩下印鈔機滾出來的紙。
故事得從1937年之前說起。
那會兒的南京城,還是一派新氣象,人稱“黃金十年”。
孔祥熙西裝革履,頂著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光環,大刀闊斧地搞改革。
他最得意的一筆,是1935年推出的“法幣”。
這玩意兒厲害在哪?
就是把以前各省、各銀行亂七八糟的鈔票、銀元寶統統作廢,全國上下只認政府發行的這一種錢。
這在當時看,絕對是跟國際接軌的大手筆,感覺一個現代化的財政體系就要建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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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他又取消了各地亂七八糟的過路費(厘金),整頓稅收,甚至還超前地搞起了所得稅。
一切看起來,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可問題是,這套漂亮的制度,根本就是個空架子。
南京政府的命令,能管到的地方,也就長江中下游那一小塊富裕地區。
出了這地界,往西、往北走,那些手握兵權的地方大佬們,嘴上喊著擁護中央,背地里該收的稅一分不少地往自己口袋里裝。
中央的稅收,說白了就指著上海、廣州這幾個沿海大城市的關稅活著,這一項就占了財政收入的一大半。
整個國家的錢袋子,就這么懸在海邊上,風一吹就可能破。
1937年,風真的來了,而且是炮彈裹著來的。
日本人從北邊打到南邊,上海丟了,廣州也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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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下,等于直接把國民政府的錢袋子給捅了個大窟窿。
關稅、鹽稅,這些以前嘩嘩流進國庫的錢,全沒了。
政府一路西遷到了重慶,孔祥熙坐下來一算賬,頭都大了:收入來源斷了,可前線幾百萬軍隊的軍餉、武器、吃喝拉撒,哪一樣都不能停,開銷一天比一天大。
擺在孔祥西面前的路,掰著手指頭都能數過來:要么加稅,要么發行公債讓老百姓買,要么找外國人借錢,再不行,就只能自己印錢了。
先說加稅。
這事根本行不通。
大后方本來就窮,四川、云南、貴州這些地方,土地貧瘠不說,地方勢力根深蒂固,中央派去的稅務官,連村口都進不去,還想收到稅?
更別提那些城里的商人了,做假賬、藏收入,一個個都是逃稅的好手。
孔祥熙寄予厚望的所得稅,喊了半天,到1945年收上來的錢還不到政府總開支的零頭,跟沒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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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不上來,錢從哪兒出?
最后擔子全壓在了最老實、也最沒法反抗的人身上。
對農民,就搞“田賦征實”,不要你錢了,直接上門收糧食。
對拿死工資的公務員、老師、軍官,就讓他們眼睜睜看著手里的法幣一天比一天不值錢,等于變相把他們的財富搶走了。
當時社會上怨聲載道,都說這是“富人發國難財,窮人給國家當柴燒”。
加稅走不通,孔祥熙就琢磨著發公債。
抗戰剛開始那會兒,大家愛國熱情高,覺得為國家出點錢是應該的,“救國公債”一發行,確實有不少人掏腰包。
可仗打得越來越久,物價漲得越來越離譜,老百姓自己吃飯都成問題了,誰還拿真金白銀去換一張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兌現的紙?
更亂的是,不止中央在發債,各省也自己印自己的“省債”,五花八門,都是為了填自己地方的窟窿,把整個債券市場搞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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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9年,孔祥熙自己都承認,靠發債籌錢這條路已經堵死了。
國內指望不上,那就只能把目光投向國外了。
這塊業務,主要是宋子文在跑。
可那會兒,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人、英國人都在觀望,他們更看重歐洲的戰事。
美國給英國的援助,動不動就是幾十億美元,可給中國呢,摳摳搜搜地擠出來幾千萬美元,跟龐大的戰爭開銷比,連塞牙縫都不夠。
后來到了1942年,美國總算大方了一回,給了5億美元的借款,可這筆錢怎么用,中美雙方又吵得不可開交。
美國人想用這錢在中國賣黃金,把物價穩住,可黃金運到中國比登天還難,最后真正落到實處的沒多少。
遠水,終究解不了近渴。
加稅、發債、借錢,三條路全被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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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和整個重慶政府,被逼到了墻角。
他們只剩下最后一張牌,一張他們明知道有毒的牌——開動印鈔機。
從那一刻起,重慶、桂林等地的印鈔廠,就成了維持這場戰爭唯一的心臟,機器晝夜不停地轟鳴。
法幣的發行量,像脫了韁的野馬。
1937年全國流通的法幣總共才14億,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這個數字變成了超過5569億,八年時間翻了將近400倍。
這還只是賬面上的,算上各種地方濫發的紙幣,市場上的錢早就泛濫成災了。
數字是抽象的,但老百姓的感受是具體的。
今天發了工資,趕緊跑去米店,因為明天可能就只能買到半袋米了。
大學教授的薪水,到最后連買幾根油條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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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的士兵在流血犧牲,他們在后方的家屬卻可能因為買不起糧食而活活餓死。
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經濟秩序,全被這瘋狂的通貨膨脹給沖垮了。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它讓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件事:這個政府,它既沒本事從有錢人那里收到稅,也管不住那些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更沒能力爭取到足夠的外援。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印鈔這種最粗暴的方式,從最底層的民眾身上,刮走他們最后一點活命錢。
1944年11月,在巨大的壓力下,孔祥熙辭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遠赴美國。
他走后,印鈔機并沒有停下,反而轉得更快了。
參考資料:
[美] 費正清,劉廣京 編.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美] 柯博文(Parks M. Coble). 《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黃仁宇.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九州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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