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國為何對日本表現出強烈憤怒？

2025年深秋，中國外交部一則“提醒公民避免前往日本”的通知，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層浪。

社交媒體上，關于日本右翼政客挑釁、歷史修正主義抬頭的討論持續發酵，街頭偶見的“抵制日貨”標語與紀念館前敬獻的鮮花形成奇妙呼應。這股洶涌的義憤，并非一時沖動的情緒宣泄，而是歷史傷痛、現實挑釁與未來焦慮交織的必然結果。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靖國神社前鞠躬的身影，與教科書上“南京事件”的模糊表述重疊，當釣魚島海域的巡航船笛聲，與核污染水排放的爭議聲共振，每個中國人心中的歷史警鐘都被再次敲響。

一、歷史賬本：未結清的血債與被篡改的記憶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曾尖銳指出：“日本是唯一不徹底承認戰敗的國家”。這句論斷，精準戳中了中國民眾的痛處。相較于德國總理在猶太人紀念碑前的驚世一跪，日本對二戰罪行的態度始終在“模糊化”與“合理化”之間搖擺，成為橫亙在中日之間的最大障礙。

14年抗戰，3500萬軍民傷亡，這組冰冷數字背后，是南京大屠殺中被集體掩埋的尸骨，是731部隊實驗室里無聲的哀嚎，是“三光政策”下化為焦土的村莊。然而，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卻在系統性地抹去這些傷痛。2025年啟用的初中教材中，80%的版本弱化了侵略罪責，將“侵略華北”偷換為“進出華北”，把“南京大屠殺”降格為“南京事件”，甚至宣稱“受害人數沒定論”。這種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不是學術爭議，而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當日本大學生參觀戰爭紀念館后才驚覺本國歷史的真相，當戰爭幸存者在等待道歉中逐漸離世，中國民眾怎能不憤怒？日本市民團體負責人那句“政府是在等我們死光”的控訴，恰恰道出了受害國人民的集體焦慮。

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對戰犯的公然追捧。靖國神社供奉著14名雙手沾滿鮮血的甲級戰犯，卻成為日本政客的“朝圣之地”。2025年4月，72名跨黨派議員組團參拜，規模創下近五年之最。他們對著戰犯牌位畢恭畢敬，卻對受害國人民的傷痛視若無睹。這種“為戰犯招魂”的行徑，本質上是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否定，是對人類良知的踐踏。而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將這種歷史修正主義推向新高，不僅頻繁參拜靖國神社，還揚言“修改教科書讓日本為歷史自豪”，拒絕為侵略歷史道歉。

歷史記憶的傳承從來不是單向的。中國的歷史教育始終銘記“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哭墻、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文物，都在無聲地訴說著過去。而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卻在制造“歷史認知鴻溝”——當中國青年銘記先輩犧牲時，日本青年卻可能被灌輸“日本是戰爭受害者”的謊言。這種認知錯位，讓每一次歷史爭議都成為刺痛中國民眾的利刃，也讓“銘記歷史”從口號變成了必須堅守的底線。

二、現實挑釁：觸碰核心利益的“步步緊逼”

如果說歷史問題是“舊傷”，那么日本近期的一系列挑釁行徑，就是在“舊傷”上撒鹽。從臺灣問題到領土主權，從軍事擴張到外交圍堵，日本的動作頻頻觸碰中國核心利益，將中日關系推向危險邊緣。

臺灣問題始終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1972年中日建交時，日本政府明確承諾遵循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高市早苗政府上臺后，卻公然挑戰這一底線，不僅在公開演講中稱“臺灣是日本重要的伙伴”，還批準向臺灣地區出口具有軍事用途的精密儀器，甚至與“臺獨”勢力開展所謂“安全對話”。這種行徑，不僅違背了中日建交公報的精神，更觸及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底線。中國民眾深刻明白，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介入野心，并非始于今日——從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的屈辱割臺，到二戰時期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對臺灣的覬覦從未停止。如今，日本試圖借中美博弈之機插手臺灣事務，無疑是在重溫殖民舊夢，自然引發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

領土主權的爭議，進一步激化了矛盾。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這有著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早在明朝，釣魚島就被納入中國海防管轄范圍，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但日本卻通過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非法竊取，二戰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本應歸還中國，卻因美國的私相授受再次陷入爭議。近年來，日本通過“購島”鬧劇、教材篡改等方式，不斷強化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甚至出動自衛隊船只在相關海域挑釁。2025年以來，日本海上自衛隊在釣魚島周邊的巡航頻次較去年增加30%，多次干擾中國海警船正常巡航，甚至使用雷達鎖定中國船只，這種“以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讓中國民眾清晰地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蘇苗頭。

更令人憂心的是日本在核污染水排放問題上的自私與傲慢。2023年8月，日本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單方面啟動福島核污染水排海，至今已累計排放超過100萬噸。科學研究表明，核污染水中含有氚、碳-14等多種難以徹底清除的放射性核素，將對海洋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長期潛在危害。中國作為日本近鄰和漁業大國，受到的影響最為直接——山東、浙江等地的漁民反映，海鮮銷量同比下降40%，部分漁企面臨倒閉風險。然而，日本政府不僅拒絕與周邊國家充分協商，還試圖通過公關手段掩蓋核污染水的危害，甚至脅迫國際原子能機構出具“符合標準”的報告。這種將自身風險轉嫁全人類的行徑，是對生命權的漠視，也是對中國民眾切身利益的嚴重損害，成為引發憤怒的重要導火索。

軍事擴張的步伐，更讓亞太地區國家憂心忡忡。二戰后的和平憲法本是限制日本軍力的“緊箍咒”，但近年來卻被逐步突破。日本防衛預算連年攀升，2023年突破GDP的1%，2025年更是達到1.5%，總額超過700億美元，資金大量投入遠程巡航導彈、無人機和太空作戰系統研發。高市早苗上臺后，更是直言要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改成“國防軍”，徹底打破“專守防衛”的偽裝。與此同時，日本還積極加入美英澳“奧庫斯”聯盟，與美國在亞太地區開展“利劍”“東方之盾”等聯合軍演，演習區域多次靠近中國周邊海域。其軍事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對于曾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而言，這種“軍力松綁”的背后，是揮之不去的安全威脅，自然引發強烈警惕與憤怒。

三、利益博弈：從經濟共生到戰略對抗的轉向

中日之間緊密的經濟聯系，曾被視為雙邊關系的“壓艙石”，但在日本的戰略誤判下，這一“壓艙石”正逐漸失去作用。當日本將經濟利益與政治挑釁捆綁，甚至試圖以經濟為籌碼遏制中國發展時，中國民眾的憤怒便從歷史與主權領域，延伸到了現實利益層面。

數據顯示，中國已連續15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2024年中日貿易總額高達3180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1620億美元，涵蓋汽車、電子產品、精密機械等領域。中國赴日游客在2024年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全年超過900萬人次，消費總額超1.5萬億日元，支撐起日本旅游業和零售業的半壁江山。中國市場對于日本企業而言，是無可替代的“生命線”——豐田汽車在華銷量占其全球銷量的22%，資生堂化妝品在中國市場的營收占比超過30%，索尼的半導體業務更是依賴中國供應鏈的支撐。

但日本政府卻在經濟合作中摻雜政治私利，呈現出鮮明的“兩面性”。一方面，享受著中國市場的紅利，通過對華出口獲取巨額利潤；另一方面，卻在半導體、新能源等關鍵領域配合美國對華封鎖，出臺《外匯及外國貿易法》修訂案，限制23種高性能半導體制造設備對華出口，甚至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呼吁日本企業將生產線遷回本土或轉移至東南亞。這種“吃中國飯、砸中國碗”的行徑，讓中國民眾極為反感。更令人憤怒的是，日本在稀土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日本高科技產業90%以上的稀土依賴中國供應，卻在國際上炒作“中國稀土壟斷”，試圖聯合歐美建立“替代供應鏈”。2010年因“撞船事件”中國對日稀土出口一度受限，當即在日本電子產業引發“稀土危機”，多家企業被迫停產，這一教訓本應讓日本警醒，但其如今的所作所為，無疑是在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