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網紅”現象的興起與影響及規制對策

朱頌澤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科學研究與社會生活日益深度融合。科研人員不再局限于學術殿堂，而是主動走向公眾視野，成為促進科學精神弘揚、助力創新文化培育的重要力量。“科研網紅”群體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學家主動參與公共交流、服務社會發展的能力與意愿不斷增強，也為推進科學決策機制建設、最終促進科學普及提供了重要路徑。但與此同時，也面臨學術尊嚴被消解、科研秩序受干擾等風險，凸顯數字傳播帶來的“雙刃劍”效應，對科學傳播的質量保障、規范監管和綜合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類型結構：多元生態與細分路徑

“科研網紅”群體呈現多樣化、分層化的發展態勢，從身份結構、內容定位、互動模式與商業化路徑等四個維度構建了科學傳播的新生態。

“科研網紅”群體劃分維度

在身份結構層面，主要包括四類。第一，學術權威型。這類主體多為在職科研人員，尤其是所在領域的學科帶頭人，憑借深厚的學術底蘊與知識威望，能夠圍繞學科前沿與社會重大議題發聲。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金涌便是典型代表——他以九十歲高齡活躍于短視頻平臺，將嚴謹學術與親和表達融為一體，吸引超五十萬粉絲，讓高深的化學知識貼近日常生活。第二，知識普及型。這類主體以一線教育工作者為主，側重基礎教育與科學素養提升，重在以生活化、通俗化的表達激發青少年的科學興趣。以科學博主與科普作家李維陽（筆名“二豬”）為例，他長期活躍于校園、社區和新媒體平臺，將氣象知識與日常經驗有機結合，持續拓展公眾的科學認知邊界。第三，機構運營型。這類主體依托專業科普團隊或學術機構，利用品牌公信力與多學科團隊協作，強調組織化、集約化運作，向社會提供權威且系統的科學內容，以滿足公眾對高質量科普信息的需求。例如，中國科學技術館新媒體團隊作為國家級科普機構的新興傳播力量，整合館內外科研資源，開設《榕哥烙科》《科學開開門》等欄目，并策劃跨平臺、跨場景的科普活動，構建了富有影響力的科普傳播體系。第四，創新主導型。這類主體一般由個人或小團隊主導，依托內容創新與互動策劃，緊扣社會熱點，塑造鮮明的個人風格，增強科學傳播的互動性與受眾黏性，成為知識經濟與新媒體融合的新生力量。例如，“無窮小亮的科普日常”以“亮記生物鑒定”系列視頻在短視頻平臺吸引近千萬粉絲，累計播放量達數億次。

在內容定位層面，當下“科研網紅”群體在實踐中往往同時承擔基礎知識普及、科學方法示范、前沿科技解讀與社會熱點回應等多重任務，逐漸形成內容遞進、功能互補的科學傳播格局。其一，基礎教育與通識普及依然是科普的根本支點。以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李永樂為例，他以生動的漫畫向中小學生群體闡釋相對論，把高深的理論引入日常語境，讓學科原理在柴米油鹽、衣食住行之間自然顯現，從而持續激發中小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與好奇心。其二，緊跟社會熱點并作出權威解讀成為科學傳播的重要增長點。北京中軸線申遺成功后，多所高校與科研機構協同推出專題展覽與科普講座，并輔以短視頻、直播等新媒體手段生動呈現首都科技創新的厚度與廣度。這類對重大社會關切及時回應的傳播內容，既能增強公眾的創新自信和國家認同，也顯著提升科學傳播的社會影響力。其三，以方法論示范切入、推動科學素養提升正成為新的探索方向。部分團隊與個人將科學實驗的拆解與科研方法的講解作為關鍵任務，旨在引導公眾培養理性思維與科學精神。“星球研究所”賬號便在普及天文地理知識的同時，結合科考紀錄片、數據可視化等多媒體形式，將國家主體性與科學理性相融合，不僅展示科學結論，更揭示其背后的邏輯推演與證據鏈構建，讓科學研究的過程本身成為觀眾的知識增量。

在互動模式層面，數字時代的科學傳播已從單向輸出逐漸演變為雙向互動，再到實時多向交互的全鏈路體系，極大提升了公眾參與度和知識傳播效能。最初階段，科學傳播以單向輸出為主。例如，各式各樣的科普講壇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和視頻網站定期發布專家講座和權威解讀，觀眾主要以被動接受者身份收獲系統性知識。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科學傳播進入雙向互動階段。此時，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和機構主動借助互聯網平臺設置“問答專區”“留言板”，鼓勵觀眾在評論區提問或分享生活中的科學困惑。這一互動方式相較于最初模式提高了內容針對性和傳播溫情感，推動公眾從知識接受者轉變為科學議題共建者，但此時的科普仍然受到時空局限。當進入實時多向交互階段，科學傳播實現了多向即時參與的新突破。各類科普團隊和個人積極利用互聯網平臺的留言評論等功能，與觀眾形成“面對面”“屏對屏”的實時互動。例如，“中國探月工程團隊”在嫦娥五號返回艙著陸期間，通過直播平臺與全國數百萬網友“云見證”探月瞬間，科研人員在直播中實時科普航天知識、解讀飛行軌跡，并同步解答留言提問，觀眾在“在線陪伴、現場提問、專家解答”中，真正實現由“被動接受”到“共創共學”的轉變。

在商業化路徑層面，不同的運營模式反映內容生產的利益關聯與風險靶點。科普運營從早期的“純公益”到今天“帶貨+科普”并行，知識變現已成為平臺方和內容方繞不開的話題，也成為當下科普發展亟須規制的重要內容：一方面，合理的商業激勵有助于激發優質內容供給，推動科學傳播市場化、職業化；另一方面，帶貨與廣告過度捆綁，則可能引發利益沖突，沖擊學術和公共信任。

影響分析：正負效應的現實呈現

“科研網紅”現象的興起，為我國科學傳播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能，更在深層次上塑造了科技強國建設的社會基礎與文化土壤。

第一，拓展了科技傳播的能力邊界。新媒體平臺的深度介入使科學傳播突破學術會議、課堂講座等傳統場域的空間限制，延伸至移動端與社交媒體，構成全天候、多場景的信息網絡。這種時空壓縮與信息去中心化，加快了科學知識在大范圍內的精準觸達周期，既提升了全民科學素養的整體水平，也為戰略性技術的社會動員與公眾理解奠定了必要條件。

第二，重塑了科研影響力的價值鏈條。在傳統學術體系中，科研成果的價值主要依賴同行評議、學術引用及成果轉化來體現。而“科研網紅”模式引入公眾評價與社會互動的新維度，使科研在傳播過程中兼具學術價值、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我在北大修文物”系列視頻通過詼諧語言講述考古發掘日常，在普及專業知識的同時，讓冷門學科也獲得了更多公眾關注，不僅有助于科研資源的多元配置，還可能催生跨學科合作與創新突破，從而在宏觀層面優化學科建設版圖。

第三，促進了創新生態的系統耦合。科學家借助網絡平臺直接與企業、媒體、公益組織及公眾對話，形成跨界協同的創新網絡。這種開放性連接提升了科學議題在社會治理、環境保護、健康促進等公共事務中的參與度，并推動“公民科學”與“專業科研”雙向融合。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議題上，科研人員利用個人影響力引導公眾參與數據收集、實驗觀測與政策倡議，將科學傳播轉化為兼具創新驅動與社會行動的雙重力量。

第四，增強了科技戰略的社會共識與精神動能。當“兩彈一星”親歷者以親和、生動的方式講述科學故事，這不僅是在傳播知識，更是在個人奮斗與國家使命、學術追求與民族復興之間建立情感與價值的橋梁。公眾在這種敘事中與科技發展形成同頻共振，由此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匯聚廣泛的社會支持與精神動能。

與此同時，也必須高度警惕“科研網紅”現象背后的結構性風險與深層隱患。

在內容生產層面，流量導向驅動的內容創作機制正在重塑知識的生成邏輯。短視頻平臺上，一些所謂“科普爆款”常以驚悚標題和夸張畫面吸引眼球。從“知識邏輯”向“流量邏輯”的轉向，不僅模糊了科學信息與娛樂敘事的邊界，還可能在潛移默化中侵蝕公眾對科學結論與科學方法的基本信任，造成認知生態的結構性噪聲，影響關鍵領域的社會共識基礎。

在學科平衡層面，平臺算法在精準推送的同時也在強化馬太效應，使資源向少數高流量領域和個體集中，造成“信息富礦”與“學科荒漠”并存。一些基礎性、前沿性但短期內難以吸引公眾注意的研究領域被邊緣化，不僅削弱了學科體系的多樣性與均衡性，也可能延緩關鍵技術儲備的布局進程。

在資源投入層面，部分科研人員為追逐短期曝光與社會影響，將過多時間投入視頻拍攝、粉絲運營等事務中，擠占了開展系統科研的時間與精力。尤其是在“卡脖子”技術攻關、原創理論突破等需要長期積累的領域，這種資源錯配不僅影響個體的科研產出，甚至可能在整體上削弱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持續動能。

在科研倫理層面，商業利益的深度嵌入模糊了科學傳播與市場營銷的邊界。部分宣稱具備“官方認證醫生身份”的短視頻賬號在發布醫學科普視頻的同時，暗中推廣所謂的“特效藥”與保健產品，以科普之名行帶貨之實。這種以經濟利益綁架科學信譽的行為一旦形成規模化趨勢，將侵蝕公眾對科學結論與科普內容的信任基礎。

在學術生態層面，流量裹挾下的無序跟風與過度炒作，易將科學家異化為公眾情緒的“符號化存在”，甚至在熱點事件中淪為流量資本的消耗品。在北京大學助理教授韋東奕被偷拍事件中，部分博主為了流量進行違規盯拍與歪曲解讀，不僅嚴重侵犯了科研人員的隱私權與人格尊嚴，更擾亂了正常的教學科研秩序。這種將科學家形象娛樂化、獵奇化的傾向，削弱了全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價值導向。

規制對策：體系完善與多元共治

針對“科研網紅”生態的迅速發展及其潛在風險，必須堅持“鼓勵發展與規范管理并重”的原則，形成統籌“法律規制、平臺把關、用戶自律、素養提升”的科學傳播治理體系，構建多主體協同、分級分類、常態長效的制度框架。

第一，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制度硬約束。加快制定和完善數字科普相關法律法規，將科學傳播納入網絡信息內容管理體系，不斷加強行業組織與平臺的協同監管，明確新業態準入標準、創作者資質要求和法律責任邊界，加大對虛假宣傳、利益輸送等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針對健康、食品、環境等與民生休戚相關的重點領域，要完善相關準入門檻，對虛假宣傳、利益輸送、惡意營銷等行為建立跨部門聯合懲戒和快速處置機制。

第二，健全內容審核機制，壓實平臺管理責任。新媒體平臺將科學性、原創性、專業性納入內容推薦的核心權重，建立論文引用、科研來源標識和專家認證制度，防止娛樂化、情緒化內容擠占科學傳播空間。建立分級管理與分領域審核制度，對涉及專業門檻高、社會影響大的內容實行專家前置審核和動態跟蹤機制，防止信息在二次傳播中被曲解或誤用。平臺還應主動公開年度科普內容質量評估報告，接受社會監督。

第三，規范創作者行為，強化學術自律。科研院所、學會協會將科學傳播能力和社會影響力納入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審、項目評估和績效考核，既鼓勵科研人員用創新化、通俗化方式傳播科學，也要建立內部內容質量審查與發布備案制度，防止“唯流量”侵蝕學術嚴肅性。對“自媒體”創作者，建立實名認證與分級認證體系，對違規行為實行限流、降權、封號等階梯式懲戒，營造有門檻、有規范、有約束的專業傳播環境。

第四，提升公眾媒介素養，營造理性互動氛圍。將科學傳播與媒介素養教育同步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職業培訓體系和社區教育體系，通過案例教學、模擬辨析、公眾論壇等方式，培養公眾對科學信息的甄別能力與批判性思維。鼓勵公眾參與科學問答、科學辟謠等互動活動，引導用戶在評論、轉發、討論中自覺遵守科學傳播的倫理規范，形成尊重知識、理性表達、抵制謠言的社會氛圍。

通過法律規制的“硬約束”、平臺治理的“強把關”、學術與創作者的“嚴自律”以及公眾參與的“軟監督”，在保持“科研網紅”活力的同時，防止流量異化科學傳播，推動形成導向正確、內容優質、機制完善、可持續運行的科學傳播生態。

“科研網紅”現象的興起，集中反映了我國科技創新體系蓬勃向上的內在活力，也見證了科學精神與網絡文化深度融合的時代進程。必須清醒看到，在數字化、流量化的傳播環境中，科學傳播在拓展影響力的同時也面臨學術尊嚴被消解、科研秩序受干擾等風險隱憂。要把流量引入正道、用在正處，必須健全法規制度，壓實平臺責任，強化學術自律，構建科學、理性、有序的傳播生態，堅決遏制無底線炒作與侵權行為，讓科學理性成為社會共識，讓學術尊嚴成為共同底線。

來源：《中國網信》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