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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并行閱讀卡拉斯諾霍爾卡伊,或者同樣來自馬來的黎紫書等人作品,你很難發現《林門鄭氏》在相對純粹的文學層面有太多亮點,可是作者林雪虹卻切中了大多數中年人關心的痛楚和哀戚:
年過三十的漂泊者理想還沒實現,母親卻被拽向極致的痛苦與死亡的泥淖。
關鍵是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這既是作為非虛構文本的市場優勢,又是讀者在閱讀中難免覺察到的隱約殘忍之處。
和解的可能與不可能
當讀者都預判可能母女會在走向生死訣別時尋求溫情的和解,思想的距離卻頻頻敲響警鐘,從不少當代讀者眼中,匯集成一句話便是,母親至死也沒能爬出“父權制”的深淵巨口。
而書中飄過的那句“別寫了”仿佛病中母親的囈語,但是又進一步割裂了作者與母親的之間的關系。這句話在書中不止出現過一次,仿佛就像叔本華所謂的豪豬刺,在母親依舊喘息之時,它就會刺痛試圖靠近的作者自己。
在生命即將進入倒計時的時刻,母親依舊“不肯”放下著她“極致的現實主義”,乃至演進為某種“市儈勢利”,而這樣的表達之下潛藏著從山村奮斗到小鎮的樸實手工業者注重“實務”的本性與情感因丈夫好賭、家暴以及兒女在外串聯起來的濃烈不安全感。
失落的中年人與過去
任何年過三十的理想主義者,只要帶父母去過醫院,就會愈發覺得人生前景凄涼。
更何況小說中作者的母親遭遇的是一場注定要慘烈收尾的惡戰——膽囊癌(現實中也是5個月便帶走了母親)。
而從作者的履歷來看,她雖然有一部分獎項成果,但距離夢想實現似乎還很遠,甚至在學術(博士肄業)和文學(這本書算是代表作)道路上徘徊了許久,還未見到最后的曙光。
由此,這本《林門鄭氏》如今的熱度對她來說,應該既是欣慰,又是殘忍的。
或者說,所有書寫關乎自身與親人關系的非虛構作者本身都要面對一個殘忍的事實,那便是這作品宛如某種獻祭。
母親的死“成就”了《林門鄭氏》,而《林門鄭氏》最終成就了作者如今在中文世界的熱度和關注度。那么說顯得有些“惡毒“,可任何寫作者都要面對這樣的現實可能。
作為一個理想的小說家,她不得不(一是從現實處境層面、二是從創作選擇層面)拋開虛幻的事物而奔向最真實、誠懇乃至十分慘痛的自我經歷,而也正是她對可能隨時離開的母親包括怨恨、懷戀的情感以及坦誠的記錄,最終使得她被更廣大的讀者群體發現。
除了“愛男”之外,還有什么?
先前也提到,對于非虛構作品的任何文學層面的批評可能比書寫痛苦經歷更加殘忍,甚至會顯得“惡毒”,但是作為一本文學作品(如果可以算作文學作品的話),我們不得不追問,它除了對作者而言,對其他讀者的特殊性在何處?
在文本中,母親幾乎很少與父親抱怨,而所有的苦楚都倒向了女兒們,而這些女兒們辛苦伺候照顧著她,母親忘不了卻是那個差點“害死“她的兒子(生產期間,祖父要保小,父親要保大,而結局是兩個都保了下來)。
作者沒有深究這一想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許作為父權社會中的一個奮斗者,母親可能將“生男孩”也作為了自己奮斗的重大目標之一,殘忍地來說,這也成了鄉村女性的一種“能力表現”方式。
自然這是封建父權制的典型“表征”:男性代表鄉村的繼承權以及對應的權力,而嫁入婆家后得以生養男孩的女性也由此得以擁有權力,正如古代深宮中那些母憑子貴的妃嬪。
而這一切都表現在了作者的“怨毒”與“自責”中,一方面是對于母親這種自我壓抑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觀念的排斥和怨恨,另一方面則是對這種對母親的心理疏遠乃至咒罵的“懊悔”。
最終這場遠距離的訣別(母親離世時作者不在身邊)在橫亙的豪豬刺兩端落幕,而唏噓的是,讀到最后,讀者或許也能覺察那淺埋著“壯志未酬“的無奈和憤懣以及“越過山丘無人等待”的空曠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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