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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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世界

如果有人說，康德哲學在中國是熱門，這也許并不算言過其實（特別是同其他德國哲學家相比而言），因為大學里有這么多人以康德哲學為研究對象，也有許多人選擇以康德哲學為哲學啟蒙的材料，各種專業(yè)雜志上以此為主題的論文也屢見不鮮，關于康德的各種譯作、研究專著或傳記文獻如雨后春筍。譯者翻譯的這本《康德的世界》也就匯入了康德哲學在中國傳播的洪流，我們當然期望它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不過僅僅指出這些事實是不夠的，還應看到，康德哲學研究在中國固然是熱門，但存在許多隱憂。在面臨這個異質的思想形態(tài)的時候，我們不是表現(xiàn)出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就是走向非此即彼、各執(zhí)一端。

毋庸諱言，雖然康德哲學的翻譯和研究如火如荼，但我們應當捫心自問，我們真正理解康德嗎？進一步說，康德哲學與中國的哲學發(fā)生了真正的碰撞嗎？我們最缺少的不是跟隨西方潮流，搬用西方標準，而是那種以中國學者的眼光去研究康德哲學的文化自覺。大家都在說康德，卻是自說自話，更為取巧的做法是重翻譯輕研究，停留在簡單的介紹和評述上。這或許是一條捷徑，但并沒有解決問題，只是推遲了問題的回答。這就是在光鮮之下的寂寞，也為我們提出了真正的難題。通過傳記了解康德的生平，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的哲學觀點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契合之處很多，這促使我們設身處地地理解他的觀點，而且可以說，從知行合一的要求去評價康德的生平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特質的表現(xiàn)。

康德總是從普遍性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并盡量考慮各種特殊情況，盡量吸收。他總是提出一個極其根本、極其徹底的問題，并嘗試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然后以主要的精力進行論證。人們可以質疑他所提問題的意義，也可以反駁他論證中的漏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但正是康德用行動體現(xiàn)的批判精神和徹底精神征服了讀者。康德同時代的批評者哈曼嘲笑康德自居于啟蒙者的地位，將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別人，但應記取的是，康德的啟蒙只要求每個人都可以公開使用自己的理性，這種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權利，他沒有規(guī)定運用自由的領域和對象，這當然包括別人反過來批評他的自由！如果現(xiàn)在有人批評說，我們現(xiàn)在進行哲學思考只能面對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只能從他們的著作中學點東西，我們其實選擇的權利有限，因為歷史已經(jīng)替我們作了選擇，這種觀點同哈曼的批評如出一轍。但是只要比較就可以發(fā)現(xiàn)，康德提問的徹底性和論證的嚴密性確實展現(xiàn)了思想的魅力，而不是權威和獨斷的力量。

而從中國的文化背景來看，我們除了要批判地借鑒這些政治觀念和考察相應的政治演變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康德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有哪些獨特之處？或者說，康德哲學在中國的現(xiàn)實性的具體表現(xiàn)是什么？也許答案在于，康德學究天人之際，批判哲學的兩大內(nèi)容包括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批判，分別試圖為自然知識和實踐認識奠定形而上學基礎；康德以符合中國人的方式講述了啟蒙的基本價值觀（自由和平等）；他的實踐哲學與中國的理想人格有相通之處，而這樣的實踐哲學并不排除宗教方面的引申和擴展。康德的人格力量在于，他不僅在理論上為有道德的生活提出獨特的根據(jù)，而且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地遵循道德法則，或者可以說，道德法則正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提煉與理性化解釋，這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tǒng)人格所追求的知行合一。與此同時，康德對人性的各種弱點也很清楚，并將它們納入自己的哲學思考，甚至因此而改變自己的觀點。比如，他開始認為影響遵循道德法則的只是感性因素（包括欲望、愛好和避苦等），但后來，他也認識到，人可以理性地選擇不遵循道德法則，這正是人性當中的極惡。不過這也解決了另外一個問題：正是因為人有感性沖動、有極惡的傾向，他才需要一條類似理性向自身頒布的命令的道德法則。如果沒有極惡的存在，康德的道德主張就落入了“存天理、滅人欲”的模式。

與其他偏重生平的傳記不同，蓋爾的這本《康德的世界》更多地展現(xiàn)了康德的精神世界。除了向讀者提綱挈領地全面闡釋康德的主要著作，從早期自然哲學方面的處女作，到對視靈者斯威登伯格的批判之作；康德轉向批判時期后，作者重點介紹了康德的實踐哲學即倫理學。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運用書信、他人著作等還原了康德寫下這些著作的具體背景，或者引用作者的生活背景來驗證批判哲學中的某些觀點。除此之外，作者還強調(diào)康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啟蒙思想家，人們應該“將他的哲學著述理解為某種政治行動”，甚至“康德本人將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看作認識論問題的純粹的哲學解決方案”。同時，蓋爾還論證了康德哲學對后世乃至當今時代的意義，也就是康德哲學的當代性問題。作者的出發(fā)點是西方的文化背景。在這種意義上，康德提出的問題影響了西方當代性這個觀念的形成，他所制定的政治哲學綱領也影響了歐洲二百多年以來的政治演變過程，尤其是近幾十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

（本文摘自《康德的世界》譯者序）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