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名與特征之間——二疊系的命名及其術語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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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疊系最早在1841年被英國地質學家莫企遜依俄國彼爾姆地區(qū)（Perm）的地層命名為“彼爾姆系”（Permian），1859年則被法國古生物學家馬爾庫根據德國該地層二分的特征命名為“二疊系”（Dyas）。晚清以降，傳教士率先將主流二疊系術語Permian譯介至中國，并衍生了多種音譯名，這些譯名還被傳入日本。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用漢文“二疊系”新譯了Dyas一詞，并被官方正式采納。20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大量轉譯日本地質學成果，“二疊系”術語由此傳入中國。民國時期，隨著中國地質學的發(fā)展和術語的規(guī)范，“二疊系”得以確立并沿用至今。基于中國地質學家黃汲清等人對二疊系的深入研究，二疊系如今采取三分方案，“二疊系”也因此失去了其所表達的本意，但由于使用慣性等各種原因，這一術語卻在中國得以保留，而在歐美及日本等國則已被放棄。二疊系概念在歐洲、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獨特傳播，不僅反映了優(yōu)先權在科學術語產生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科學術語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復雜流變。

關鍵詞：二疊系（紀）；地質年代術語 ；中日地質學交流 ；西學東漸 ；跨國科學史

地質年代表是地質學研究的基礎工具，通過各類術語來劃分和表示地球歷史的各個時期，或不同時期形成的地層。年代地層的認定與命名工作興盛于19世紀近代地質學奠定時期，地質學家或依據發(fā)現(xiàn)地層所在地命名，或依據地層特征命名。部分地層則兼有兩種命名方式的術語，從而存在術語不統(tǒng)一的情況，這就為其他地區(qū)在翻譯這些術語時帶來巨大困擾。二疊系（Dyas）便是典型例證，如今中文“二疊系”對應的英文術語，為英國地質學家莫企遜（Roderick Murchison，1792-1871）1841年依據俄國彼爾姆地區(qū)（Perm）命名的彼爾姆系（Permian），而真正體現(xiàn)“二疊系”本義的術語，則是法國古生物學家馬爾庫（Jules Marcou，1824-1898）于1859年根據德國地層二分的特征命名的Dyas。這種術語的復雜性根源于二疊系在歐洲命名的爭議，又因該術語在亞洲傳播過程中的翻譯選擇而進一步加劇。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我國近代地質學的人物、著作、建制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對于地質學知識體系的變化、地質學概念術語的形成與演化的研究仍較為薄弱，對中國地質年代術語的傳播與演變仍缺乏系統(tǒng)梳理。中國地質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翁文灝（1889-1971）對地質年代術語極為重視，他曾系統(tǒng)梳理了晚清至民國初期的地質年代術語翻譯情況，指出此類術語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亂象，其中也探討了二疊系術語中英文不對應的問題。黃汲清總結了晚清至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地質學主要成果，尤其重點分析了這些著作中的地質年代術語。近年來王光旭等明確指出中國主要地質年代術語源于日本，并簡要追溯了日本地質年代表的建立過程。另有學者聚焦特定地質年代術語展開專門考證，如王光旭、楊麗娟與韓琦分別探究了“奧陶紀”術語的源流及創(chuàng)名時間。

日本學界對地質年代術語在日本的傳播、演變與確立已有探討。針對19世紀以來日本不同時期地學知識體系的變遷，相關研究已涉及中日地質學交流過程的問題。西方學者對地質年代術語命名與演變的研究已較為成熟，亦有學者以莫企遜為核心，詳細闡釋其個人特質、學術手段及權力背景對二疊系（Permian）術語在西方學界確立的決定性影響。

作為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地層術語，二疊系在西方的命名及其在中國和日本傳播的過程中，均體現(xiàn)了各種力量的交織，但國內學界對此殊少涉及，對其在東亞的譯名流變路徑及中英術語不匹配現(xiàn)象尚缺乏深入探討。為此，本文將從跨國科學史的角度，以“二疊系（紀）”為例，梳理該術語在歐洲的命名，在中國以及日本傳播過程中的譯名選擇，探討近代地質學和科學術語在不同文化之間的復雜傳播與流變，進而揭示科學術語在跨文化傳播中呈現(xiàn)的復雜性與歷史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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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疊系在西方的命名與爭議

1.1　莫企遜與二疊系（Permian）的認定

自18世紀起，德國學者萊曼（Johann Gottlob Lehmann，1719-1767）、富克澤爾（Georg Christian Füchsel，1722-1773）等人便對德國圖林根地區(qū)的二疊系地層展開研究。他們準確辨識出該地區(qū)二疊系地層的基本巖石序列，并命名了其中的“赤底統(tǒng)”和“鎂灰?guī)r統(tǒng)”。19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塞克威奇（Adam Sedgwick，1785-1873）在英格蘭發(fā)現(xiàn)了二疊系的相應地層，并進行系統(tǒng)研究和劃分，但未提出新的命名。

當今國際上正式使用的二疊系英文術語實為莫企遜偶然命名的。1838年前后莫企遜在完成《志留系》（The Silurian system）時，就有去俄國考察的計劃，主要目的是為了驗證他所建立的志留系以及與塞克威奇共建的泥盆系的可靠性。1840年，受俄國委托調查該國北部的自然資源，莫企遜邀請法國古生物學家維爾納伊（édouard de Verneuil，1805-1873）一同前往俄國考察（[13]，p.112）。回國后，二人立即向英、法兩國地質學會提交考察報告，其中已提及在途中多地發(fā)現(xiàn)含紅色砂巖的地層，并采集到少量魚類化石（[13]，p.112）。莫企遜認為這部分新紅砂巖層可能屬于石炭系上部、德國赤底統(tǒng)、鎂灰?guī)r統(tǒng)以及三疊系的一部分。維爾納伊則推斷這套地層可能是介于石炭系和侏羅系之間的一套新地層，但因化石不足，二人僅能依據沉積物作初步推測。

1841年，莫企遜同維爾納伊再度前往俄國調查。此次考察中，他們根據化石分布研究了俄國志留系、泥盆系和石炭系的地層狀況，達成了他們俄國之行的原本目的。而彼爾姆系的命名是意料之外的。隨著考察深入，他們在多個地區(qū)均發(fā)現(xiàn)彼爾姆系的分布，并在筆記中詳細記錄了各地的彼爾姆紀地層中巖石與化石情況（[13]，p.190），二人確定這是一套未被人命名的新地層。

考察結束后，莫企遜返抵莫斯科便著手整理考察報告。為確保研究成果能在俄國學術期刊上優(yōu)先發(fā)表，他致函時任莫斯科大學博物館館長的費舍爾（Johann Gotthelf Fischer von Waldheim，1771-1853）。信中莫企遜重點闡述了此次考察的進展及新命名的彼爾姆系地層（圖1）。費舍爾收到信函后，隨即在莫斯科博物學會會議上代為宣讀。在其鼎力支持下，莫企遜在年底前將論文刊載于俄國學術期刊（[9]，p.15）。維爾納伊返回莫斯科后同樣迅速整理成果，并將文章提交至法國地質學會，于次年發(fā)表，其中亦論及彼爾姆系的命名緣由。為確立術語在學界的權威，莫企遜與維爾納伊隨后又展開多次野外工作且發(fā)表了大量論文，論證了彼爾姆系的合理性。

1.2 二疊系在歐洲的命名爭議

雖然學界普遍默認了莫企遜的術語，但仍有學者提出質疑。法國地質學家馬爾庫對莫企遜的成果及彼爾姆系術語的命名最先提出異議（圖2）。1859年，馬爾庫在考察了德國、英國、美國等地的地層后，依據德國薩克森和圖林根地區(qū)的地層情況，將同一套地層以德語詞匯Dyas命名（[19]，p.33）。該詞原義為“二分的”，這是由于德國二疊系地層上部呈現(xiàn)黃綠色而下層為紅色，具有明顯的分層特征（[19]，pp.10-11）。這一新術語獲得了部分德國地質學家的支持。莫企遜對此展開反駁，多次用彼爾姆系命名的時間來強調自己的優(yōu)先權。莫企遜在他1872年再版的《志留紀》一書中明確反對了馬爾庫的術語，表示很多學者均采納了該術語。

學界對二疊系地層的歸屬長期持有爭議，不同學者基于各自研究提出了多種地層劃分方案。其實在莫企遜提出彼爾姆系之前，比利時地質學家哈德羅（Jean-Baptiste Juliend'Omalius d'Halloy，1783-1875）已于1834年將德國的鎂灰?guī)r統(tǒng)與赤底統(tǒng)合并，命名為佩內恩系（Terrain Penéen），但這一命名在當時并沒有造成太大影響。此外，也有一些地質學家認為石炭系與二疊系地層應劃歸為同一層系。德國地質學家瓦根（Wilhelm Heinrich Waagen，1841-1900）便統(tǒng)合石炭系和二疊系地層，提出“大石炭系”（Anthracolithic）的新命名。無獨有偶，自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地質調查局將石炭系劃分為密西西比系、賓夕法尼亞系及彼爾姆系，將其納入石炭系范疇。

關于二疊系命名的爭議直至美國地質調查局承認Permian這一術語才得以平息。1937年，蘇聯(lián)主辦的第17屆國際地質大會在列寧格勒召開，主辦方專門組織了一場“二疊系旅行”，帶領各國學者參觀了當時莫企遜考察中最重要的二疊系剖面。參與活動的美國地質學家代表團通過實地考察，對該地層及相關術語形成了全新認識。時任耶魯大學教授、美國地質學界權威鄧巴（Carl Owen Dunbar，1891-1979）在1940年的論著中特別記述了此次考察經歷，并對莫企遜的學術貢獻給予明確肯定，推動了Permian術語在美國學界的認可。1941年，美國地質調查局正式將Permian確立為地質系統(tǒng)的標準術語。在莫企遜提出“彼爾姆系”近百年后，術語命名的爭議最終落幕，Permian成為該地層系統(tǒng)的國際標準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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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傳教士對“Permian”的譯介

鴉片戰(zhàn)爭后，大量西方科學著作通過傳教士譯介至中國。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于1853-1854年初版的《地理全志》，較早地將西方地質學知識體系引入中國。書中地質學內容集中收錄于下編第一冊卷一的“地質論”一章。該章“磐石方位載物論”一節(jié)系統(tǒng)介紹了地層劃分知識，并附有“磐石層累圖”，其形式與功能類似現(xiàn)代年代地層表（[28]，頁4-17）。此章提及的“黃灰石層”即與二疊系概念對應。然而黃灰石層從字面來看與二疊系相差甚遠。《地理全志》下卷的“磐石方位載物論”節(jié)譯自1851年版的薩默維爾（Mary Somerville，1780-1872）《自然地理學》（Physical Geography）。通過文本對比，《地理全志》中介紹黃灰石層的內容（[28]，頁7）與《自然地理學》中介紹二疊系地層情況的內容一致（表1）。薩默維爾在原文中并列提到了兩個術語，分別是“Magnesian limestone”與“Permian formation”，這說明譯者在譯書時確有看到Permian這一單詞，但他選擇了“Magnesian Limestone”并意譯為“黃灰石層”。

除意譯之外，音譯亦是當時主要的翻譯方式。江南制造局將西方重要的地礦學著作引入國內，其中萊伊爾（原署雷俠爾）所著、美國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口譯、華蘅芳筆述的《地學淺釋》便是代表性成果。該書1871年付梓，英文底本為萊伊爾1865年出版的《地質學綱要》（Elements of Geology）第六版。書中系統(tǒng)闡述了巖石分類、海陸變遷、地層學等地質學知識，堪稱晚清最具影響力的西學譯著之一。

《地學淺釋》全面地將西方地質學體系引入中國，其中對地層和地質年代的介紹更為專業(yè)。書中多數術語采納音譯，因此導致表意不夠直觀，地質年代術語更是如此。《地學淺釋》中分卷討論了各年代地層的具體情況，卷二十三“論潑而彌安”中就以“下新紅砂”“潑而彌安說”“潑而彌安分層”與“潑而彌安草木”四章，介紹了二疊系的情況。“潑而彌安”正是Permian音譯而來，書中也解釋了“潑而彌安”這一術語實際是依據俄國“佩爾姆”這一地名而命名的（[30]，頁1）。

此外，江南制造局還翻譯出版了《求礦指南》《金石識別》《相地探金石法》等地質學或礦物學著作。雖同由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但它們均未采用《地學淺釋》的地質年代術語。在1899年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與潘松合譯的《求礦指南》中，譯者對以地區(qū)命名的地層術語采用音譯，而以地層特點命名的術語則采用意譯。該書卷二“論各種土石層”部分，依照從新到老的順序，系統(tǒng)論述了各地層的巖石類型與化石種類，其中二疊系被稱為“剖密安層”，同樣是Permian一詞的音譯。

晚清益智書會發(fā)行了大量科學教科書，同時致力于科學術語的統(tǒng)一工作。益智書會教科書《地學指略》于1881年刊行，由英國傳教士文教治（George Sydney Owen，1834-1914）口譯、李慶軒筆錄。譯者采用音譯策略，將二疊系譯為“比爾米安”。在益智書會出版的其他地學書籍中，均采納了這一譯名，且在其20世紀初編纂的兩本《術語辭匯》（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中均沿用了該術語。

傅蘭雅作為益智書會的成員，對科學名詞的修訂與統(tǒng)一工作有著巨大貢獻。傅蘭雅于1891年在《格致匯編》第一卷冬發(fā)表《地學稽古論》，全文核心內容圍繞地層與地史知識展開，并繪制了一份與年代地層表高度相似的表格。該表將地球歷史由新至古劃分為新跡、中跡、古跡、無跡，其下再細分各類地質地層。文中使用的地層術語與益智書會作品中的術語完全一致，如二疊系在此同樣譯為“比爾米安”。

晚清地質學著作的翻譯多是西方傳教士主導，而此類翻譯作品大多缺乏對照，多數術語需要自創(chuàng)，因此造成術語紛亂的局面。傅蘭雅早期致力于各類科學術語的統(tǒng)一，他還將部分專門術語整理出版，然該工作始終未獲得認可。地質年代術語是早期地質學規(guī)范工作中的基本環(huán)節(jié)，民國以前雖然不少組織從事了編訂科學名詞的工作，但直至清末，統(tǒng)一科技術語的工作并未取得明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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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疊系術語在中日之間的交互傳播

3.1　晚清中譯二疊系術語傳入日本

晚清來華傳教士翻譯的新學書籍雖然對中國社會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但實際上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并不能很好消化這些書籍中的內容，反而這類書籍傳入日本后，受到了日本知識分子的重視和推崇，《地理全志》就是此類書籍的代表。19世紀中葉《地理全志》傳入日本，隨后引起日本學界的關注與重視。1859年日本翻刻此書，原書中的漢字與插圖皆未有改動。因此原書中有關年代地層的內容也全為漢字表述（[7]，頁45），書中的二疊系術語也用“黃灰石層”表示且介紹內容完全一致，說明《地理全志》中二疊系地層這一概念已引入日本。

除《地理全志》外，《地學淺釋》傳入日本后，同樣受到了日本學者的推崇。1872年，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從江南制造總局購買了當時新出版的12類書籍，其中就包括《地學淺釋》。1873年，日本重刻《地學淺釋》，與《地理全志》不同的是，書中在一些主要術語上綴以片假名訓點，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地學淺釋》的傳播。中、日兩版內容上完全一致，同為8冊38卷，僅插圖位置有所不同。在日本翻刻的版本中，書中晦澀的音譯術語旁又用片假名輔以注音。以二疊系術語為例，日本翻刻版中在“潑而彌安”輔以片假名“パルミアン”，轉為日本音譯。

《地學淺釋》中的音譯術語在現(xiàn)在看來晦澀難懂，但在當時的日本卻產生較大的影響。在日本明治早期的書籍中，可見到使用《地學淺釋》中地質術語的情況。對比各類作品中的地質年代術語，日本實業(yè)家吉井亨（1837-1917）在1880年出版的《礦業(yè)要說》中列舉了一份地質年代表，其中二疊系術語便引用了《地學淺釋》中“潑而彌安”的音譯，且每個漢字術語旁也標注了片假名。

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通過引進中國漢譯洋書接觸西方科學知識，成為明治維新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日本與中國文字相通，直接研讀中國書籍能較快掌握西方知識體系，有效助力日本相關學科發(fā)展。此外，地質學與國家發(fā)展息息相關，因而日本近代大量引入中國地質學譯著，為其即將完成的地質學建制化工作奠定基礎，地質學術語的厘定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3.2　“二疊系”在日本的翻譯與確立

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就意識到科技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性，日本的新式大學由此應運而生。1877年東京大學在文部省的主持下正式成立，并聘請了不少外國學者來任教。在1877年至1884年間，德國地質學家瑙曼（Heinrich Edmund Naumann，1854-1927）等西方學者在東京大學初步建立起日本地質學教育。

莫企遜與馬爾庫的命名爭議并未止步于歐洲，隨著19世紀西方地質學知識東傳，這一爭議也被帶入東亞語境。瑙曼師承德國古生物學大師齊特爾（Karl Alfred von Zittel，1839-1904），承襲了其地質學知識體系與術語規(guī)范。齊特爾在1876年出版的《古生物學手冊》（Handbuch der Palaeontologie）中，將二疊系表述為“Dyas oder permische Formation”，即“二疊或彼爾姆地層”。在瑙曼的學生小藤文次郎（1856-1935）的筆記中，小藤氏用英語將二疊系術語記錄為“Dyassic or Permian formation”（圖3）。這印證了瑙曼已將Dyas術語引入日本，并系統(tǒng)傳授給日本首批地質學家。隨著外國學者撤離，日本學者逐步接手本國地質學教育及考察工作，地質學本土化進程由此加速，各類術語開始采用日語表述。1884年小藤文次郎《金石學》問世，書中呈現(xiàn)了一套漢文標注的地質年代表，其中二疊系相關術語均以英文“Dyas”標注，將“Dyas System”譯為“舊紅砂石系”，“Dyas Period”譯為“舊紅砂石劫”。此時日本開始以Dyas為基準術語，嘗試與中國不同的翻譯路徑。

在日本學者接手地質調查機構并獨立開始地質考察工作后，地質圖則多使用日語表示。1888年日本地質學家鈴木敏在其《東京地質圖說明書》中最先使用“二疊”一詞。該書第二章中簡介了地質年代與地層，并列有一表（圖4），表頭為“紀、年、類、層”，其中二疊紀術語稱“二疊期”，對應的英文是“Dyassic Period”，二疊系術語則稱“二疊系”，對應英文為“Dyassic System”。

新譯術語“二疊系”迅速贏得日本學界廣泛支持。1891年，在日本地質學家神保小虎（1867-1924）出版的《新編小地質學》附錄《地球歷史各時代表》中，已使用“二疊系”（Dyas or Permian System）與“二疊紀”（Permian Period）的表述。短短三年間，這一譯名便獲得同行采納。與此同時，英文術語Permian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持續(xù)增強，日本學者也意識到這一問題，開始在年表中啟用Permian一詞，但仍保留“二疊系”的譯法，未另創(chuàng)新名。橫山又次郎（1860-1942）于1896年出版重要著作《地質學教科書》，后于1898年推出《地質學簡易教科書》。書中地質年代表及地史相關章節(jié)，均以“二疊系（紀），Permian System（Period）”作為唯一對應形式，未曾提及Dyas一詞，此時日本學界已接納此種對應關系，實際上，術語的本源含義與其譯名在日本學界已形成明確分野，二者卻承載著完全相同的學術概念。

日本選擇“二疊系”而非音譯Permian，既因Dyas術語源自德國學派，也因漢字表意功能更符合本土知識整合需求。不足十年間，二疊系術語在日本完成了從翻譯引進、實踐應用到官方認定的歷程。早期日本地質學家對地質年代術語的譯介尚處于摸索階段，但隨著本土地質學體系的發(fā)展，該術語迅速在日本學界確立并廣泛運用，其對應的英文名稱也從Dyas逐漸過渡為Permia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日本官方才將二疊系術語調整為音譯Permian的片假名形式。

3.3　留日學生與“二疊系”的引入

隨著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廣，留日熱潮興起，許多致力于礦路的學生選擇到日本深造，翻譯日式教科書成為學科發(fā)展的潮流。1902年京師大學堂編書處成立，擬按中小學堂課程編纂教科書，日式教科書在此極盛一時，地質學教科書多以橫山又次郎教科書為底本。1902年，虞和欽、虞和寅合譯《地質學簡易教科書》，翻譯自橫山又次郎的《地質學簡易教科書》，書中歷史篇主要介紹了地質年代表及其具體情況。二疊系術語應是通過這本書中首次傳入中國，但此書中術語并未附有英文，所以此時僅是初步將日本漢文所寫的二疊紀術語引入中國，其對應的西文無論是“Dyas”還是“Permian”都均未提及。

除此之外，虞和欽在1903年4月和5月于《科學世界》發(fā)表了《中國地質之構造》。該文第三節(jié)“地質之發(fā)育史”中對原始代、太古代、中生代、近古代的海陸變遷、地質構造運動和地層分布及成因作了介紹，文章后還附有地史系統(tǒng)簡表。虞和欽采用了與橫山又次郎一致的術語體系，同樣使用了術語二疊紀。

在日本留學的魯迅也積極向中國介紹日本的地質學。他早年在南京礦路學堂學習采礦，后到日本進修。魯迅剛到日本不久，國內發(fā)生了護礦運動，不少留日學生因此在《浙江潮》聲討買辦和清政府。魯迅毅然加入其中并于1903年10月發(fā)表《中國地質略論》一文。該文雖以譴責清政府為主旨，但亦涵蓋主要地質學知識。在第三章“地質之分布”中，詳細闡述了各時代的化石環(huán)境及其在中國的分布。文中地質學知識與地質年代術語多來自佐藤傳藏1898年出版的《地質學》一書。《地質學》沿襲了橫山又次郎的術語體系，故魯迅使用了漢文術語二疊系并對應了英文Permian。

在橫山氏版本上又做修訂和增補的有陳文哲、陳鏡榮于1906年出版的《地質學教科書》，此書有一特殊之處便是其地質年代表中的多數術語，已與今日中國所用術語無異。書中的地質年代術語又作簡化，如將日本術語寒武利亞紀簡寫為寒武紀等。該書中二疊系術語繼續(xù)沿用二疊系漢字且對應英文Permian。

晚清文獻中，與“二疊系”對應的西文術語Dyas，目前僅在留日學生顧瑯和魯迅合寫的中國第一部地質礦產類著作《中國礦產志》見到。書后附地質年代表一份，其中有寫“二疊紀”（Dyas or Permian Period），此處對應了兩個英文術語，同齊特爾、瑙曼以及小藤氏講義中的表示方法一致。顧瑯于1904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就讀，主攻專業(yè)為化學兼冶金采礦，因此承襲了日本主流地質學知識體系，與僅做翻譯書籍的學者不同，他有著更為專業(yè)的知識，也可能因此將Dyas加入書中。隨著日本地質學著作的傳入以及留日學生對相關知識的譯介，源自日本的“二疊系”術語逐步進入中國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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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疊系術語在中國的確立與變化

4.1　二疊系術語的審定與規(guī)范

中國近代地質學事業(yè)在章鴻釗、丁文江與翁文灝的推動下開始了建制化工作，術語的規(guī)范是當時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地質研究所成立初期，三人針對地質年代術語有過討論。當時有一種趨勢是要將地質學及其相關諸學的專門名詞徹底重譯，凡日本人的名詞皆不要用。章鴻釗認為我國應全盤使用日本人所用譯名，不宜另起爐灶。丁文江則不贊成，認為日本術語雖使用漢字，但卻不是中文發(fā)音，難以匹配，應重新勘定中式術語。

翁文灝的主張略有不同，他認為之前基本相同的各種文字，所用的術語應當也是盡量相同的，以便互相交換知識，歐洲國家皆是如此。而日本文字本身來自中國，中日文化之間同源且相通，且日本科學術語本身都使用漢字，很多來自中國舊名。所以翁文灝主張在中國舊名的基礎上，結合日式新詞，若又出現(xiàn)新的術語只得再造。此外，他也希望日本也能與中國保持一致，為方便交流進步，盡量保持術語上的統(tǒng)一。

關于地質年代術語不統(tǒng)一的問題，翁文灝專門剖析了民國時期地質年代術語的混亂狀況，指出僅二疊系術語就存在“培耳米”“二疊”“白耳米亞”等多種譯法。翁氏表示日本當時通用的二疊系英文術語實際源于地名，但由于日本地質學界前輩沿用德國舊稱已久，后輩又多承襲前人體系，這套以漢字表述的術語得以一脈相承而未作變更。盡管對應的西文術語已發(fā)生變化，但因日本地質年代術語早已統(tǒng)一，導致術語翻譯與原文出現(xiàn)偏差。翁氏反對另創(chuàng)新詞，主張“從先從眾”為最優(yōu)選擇。他認為既然已有通用詞匯，再造新詞只會如前人創(chuàng)制術語般，令后人更難辨別統(tǒng)一，唯有保持術語傳承性方為根本解決之道。

針對學校教材的編纂，更應避免生造新詞，否則將引發(fā)更多歧義。對讀者而言，術語統(tǒng)一的核心價值正在于消除混淆。1916年翁文灝與章鴻釗合著《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yè)記》，該書集中呈現(xiàn)了地質研究所學生的野外實習成果。翁文灝特別指出，書中術語嚴格遵循其提出的命名原則。書中已明確采用中文“二疊系”的表述，表明這一術語在中國地質學建制化初期便獲得了學界認可。

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官方科學名詞審定工作正式啟動。地質學名詞審定稿于1934年5月完成編訂，1936年經中國地質學會復審通過后正式成冊。審定原則以沿用舊名為基準，僅對存誤或不妥術語進行修訂，多數遵循意譯準則，如有必要，方采用音譯。就地層術語而言，此次審定仍延續(xù)既往體系，“二疊系”術語及其對應英文表述均未作更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學術名詞統(tǒng)一工作委員會，由中國科學院主管。歷經兩年多審定，《地質學名詞》于1954年正式公布。該版本中二疊系對應英文“Permian system”，二疊紀對應“Dyas，Dyas，Permian period”。Dyas一詞雖在學界鮮少使用，卻依然存在。

盡管地質學術語歷經多次官方審定，專業(yè)文獻中仍存在術語簡寫或替換用字現(xiàn)象，如二疊系與三疊系在諸多文獻中被簡寫為二迭系和三迭系。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1987年，中國地質學會組建地質學名詞審定委員會，1988年形成草案初稿，最終于1993年正式出版。此次審定對長期爭議、用法混亂乃至錯誤的術語進行了系統(tǒng)修訂。二疊紀與二疊系中文術語此次審定都僅同Permian對應，并未再提及Dyas。

4.2　黃汲清與二疊系三分方案的提出

二疊系的研究在國內外始終備受重視。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齒菊類化石在世界范圍內的大量發(fā)現(xiàn)，在二疊系上部劃分出一個以含齒菊類為特征的上統(tǒng)的觀點日益成為主流，關于二疊系應采用二分法還是三分法的爭論成為20世紀地質學的核心議題之一。中國學者對二疊系地層的研究尤以黃汲清最為關鍵，他在推動二疊系“三分”及其下界標準化方面作出了最為重要的貢獻。

自1932年起，黃汲清便潛心研究中國西南地區(qū)的珊瑚化石與腕足動物化石，并初步提出二疊系三分方案。在其著作《中國南部之二疊系地層》中，他系統(tǒng)闡述了中國南方二疊系三分的觀點，通過動植物群的對比以及巖性和地層分析，將中國中部、西南部及東南部的二疊系地層劃分為三部分：上部為樂平統(tǒng)，中部為陽新統(tǒng)，下部則為船山統(tǒng)。盡管如此，當時國內主流思想仍堅持二分法。1942年后，黃汲清持續(xù)考察研究中國二疊系地層，深入探討其三分方案。然而直至20世紀80年代，黃汲清的三分方案才獲得廣泛認可。

1999年，第14屆國際石炭系、二疊系會議在加拿大召開，此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二疊系“三分”方案。2000年，我國召開第三屆全國地層會議，會上正式確立并推廣了黃汲清的三分觀點，實現(xiàn)了與國際地層方案的接軌。二疊系三分觀點現(xiàn)已成主流，從上至下依次分為樂平統(tǒng)、瓜德普魯統(tǒng)、烏拉爾統(tǒng)。

隨著二疊系地層研究的深入，“二疊系”一詞的各種含義都已消解，其對應的詞源Dyas在國際上亦被廢棄。該術語在中國地質年代表中僅具指代意義，與其現(xiàn)今劃分為三個統(tǒng)的實際情形存在顯著差異。這正是二疊系術語的特殊性所在，亦是本文探討的主旨之一。

5

結論

地質年代或地層的識別與命名是近代地質學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深入探索地球歷史的必要途徑。然而，由于地層術語存在兩種命名體系且命名者眾多，許多地層術語的命名與研究歷程頗為復雜，這導致地質學在全球傳播過程中出現(xiàn)了術語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中國當前使用的二疊系術語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問題，其命名與傳播過程的錯綜復雜，最終致使中國采用了一個廢棄術語的譯名，如今只能以“二疊”這一“舊詞”指代內涵已發(fā)生顯著變化的“新”地層。術語一旦被學術共同體廣泛接受，即便與科學事實脫節(jié)，仍會因路徑依賴而持續(xù)使用，這一現(xiàn)象在歷史中并非孤例。

二疊系術語的爭議始于歐洲，地名命名（Permian）與特征命名（Dyas）的競爭為亞洲國家引入該術語帶來了困擾。晚清時期，中國在缺乏專業(yè)參照的情況下，不得不通過音譯或意譯引入此術語，造成多種譯名并存的混亂局面。這一情況同樣影響了效仿中國的日本。不過，日本很快參照德國建立了自己的地質學體系，將德國術語Dyas譯為“二疊系”。中國在地質學發(fā)展與建制化的過程中，采用了日本翻譯的術語“二疊系”，并經官方認定沿用至今。隨著地層學研究的深入，“二疊系”這一術語已無法準確反映該地層三分的具體情況。盡管國際學界（包括日本）普遍采用Permian這一表述，但由于術語的穩(wěn)定性和使用慣性，“二疊系”仍在中國使用。

從西方的命名到在東亞的傳播，二疊系術語始終交織著地名命名與特征命名的雙重性。雖然現(xiàn)在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均已接受以發(fā)現(xiàn)地命名的Permian，而中國還保留著“二疊系”（Dyas）這樣的名稱。這不僅揭示了地層命名及其在跨國流動中的復雜性，也表明由于概念或理論的發(fā)展，術語與其概念之間盡管常有不匹配的現(xiàn)象，但往往會被賦予新的含義，從而形成新的指代，在地名與特征之間的二疊系正是一個典型例證。

作者：白育坊，孫承晟

來源：《中國科技史雜志》2025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王玉鳳

校對：楊 琪

審訂：賀雨婷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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