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教我學篆刻

潘天壽為學生示范指墨畫

1945年秋開學不久，

潘天壽校長來給我班上書法課，

第一課講的是學習書法的重要性，

以及必備的工具材料和如何選筆、選帖的常識介紹等~

劉江（前排左一）諸樂三（前排左二）潘天壽（前排左三）

1945年秋，我考入當時在重慶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預科班，教我們書法課的老師是潘天壽校長，課余或休息時，我常向他請教篆刻。

二年后我又選學進了油畫系，接著就參軍去了，沒有機緣與他接觸。1957年，我調干學習后回校，選學國畫，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直到他1971年去世這段時間里與潘先生接觸較多，且常請教。雖是有關學習篆刻的幾件小事，但卻記憶深深，現記寫于此，以表示對他真誠的懷念和感激。

潘天壽印（潘天壽作品）

上世紀60年代浙江美院(今中國美院)部分教師合影(潘天壽前排右3、陸維釗二排右2)

一、要多臨漢印

1945年秋開學不久，潘天壽校長來給我班上書法課，第一課講的是學習書法的重要性，以及必備的工具材料和如何選筆、選帖的常識介紹等。

事過五十年，講課的具體內容已記不清了，但有句話還記得：“若以后學習國畫，書法就是重要的基礎課了，還要學習刻印章，學做詩詞題跋……”

后來聽高班同學介紹潘先生圖章也刻得很好。于是在下周的書法課時，他輪流巡視，到我的課桌前，指導了臨書后，我便把早準備好的一本高中時仿刻齊白石和其他印人的印拓請他批評。他接過小本子，每一頁都翻視了，然后對我說：“學刻印章應先從臨摹漢印入手，要多臨漢印。”“不要先去學齊白石等當今印人之作，要取法乎上。”“漢印古樸典雅，大方厚重，臨學漢印不會走入邪道。”

潘天壽（潘天壽作品）

因為讀中學時，自己喜歡刻刻印章，無人指導，便利用星期天到縣城刻字店去觀摩，后來知道那是不好的，很做作。但當時覺得很有古味。后來又來了一位齊白石的學生，在縣城搞書畫篆刻展，我和一位同學還特地請了假去向他請教，并拜了他作老師，于是他教了我們如何磨印石、反書上石，以及運刀、刻款等，還給了我們不少印拓，這便成了我們后來學習仿刻的“老師”和范本，送給潘先生批評的就是那時的“作品”。

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批評，覺得很新鮮，而且他批評時又那樣肯定，于是便遵照他的意見，去找了些漢印的印刷品來臨摹。

三門灣人（潘天壽作品）

潘天壽(后排左3)與陸維釗(后排右2)等參觀南湖中共一大會址合影

二、印文要易識

大約是1962年新年之季，學生會為了印制賀年片，一位同學來向我借一方“為人民服務”的圖章，作為賀年片的裝飾內容。

在系里的新春聯歡會上，潘院長也來參加了，他得到這張賀年卡時看了看后說：“用紅色的圖案作賀年卡片，旁邊綠的花紋作陪襯，這倒新鮮，富有民族特色。”邊說邊看內容，讀道:“是什么民服務？”并問是誰刻的？正好當時我在旁，就回答說是我刻的，是“為人民服務”。并請他批評。他即說：“印文是好的，但篆刻文字，也應盡量從群眾易識這個方面去靠攏，更不要故意變形、穿插，或選不易認識的偏僻怪字，讓人家不易看懂。”

一指禪（潘天壽作品）

因我前兩年正在學古璽，覺得古璽文字大小參差，有的互為穿插很有變化，于是我就將“人”字的筆劃縮小，放在“為”字之下，兩字在一起，初看像“為”字，又不是“為”。

當時他的批評，我心頭覺得有點委屈，但后來仔細想想，覺得他講的還是很有道理，不要為追求藝術化的處理，而忽視了群眾觀點。后來我在撰寫潘先生的篆刻藝術評價中，研讀了他寫的有關文章與所刻的印章印文，不論章法如何變化、變形，但都具有易識這個特點。于是才進一步體會到印字的選擇與變化，在不損字形字義的情況下，應盡量向易識的角度靠攏才對。

潘大（潘天壽作品）

三、要“量體裁衣”

在1960年前后，我曾二次去潘先生家，專門是為鈐拓他的常用印，以作為自己學習的參考，一是因當時市上印譜很少賣，二是為研究他的喜好與風格，當鈐完之后，請他一一說明作者是誰，我則一一用鉛筆記載于旁，有許多未署款的都是他自己刻的，有少數幾方則是早年別人刻好送他，但刻得不太好，而臨時又需要這樣大小形狀的印石，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故磨了重刻。

同時他還說道：“年輕時，我很喜歡刻印，中年后覺得自己又要畫畫、寫字，又要作詩、刻印，又要教書、研究史論，精力太分散，時間不夠用，于是決定放棄一些項目，主要用在畫畫方面，印也就少刻了。”“六十年代前后這幾年，到處布置用的大畫增多了，有時因為畫幅的大小形式與題材不同，題款的長短疏密各異，需要有相應形式和內容的印章時，舊有的又不合用，新的又一時找人刻來不及，不得已就自己臨時刻了幾顆。”我說這也可稱作為“量體裁衣”了。他點了點頭表示贊同說：“畫面上的用印，大小朱白等都應從畫面大小、疏密關系去考慮。”這樣才可能與畫面整體效果相諧調一致。但世間也可見不少畫作中的印章是千篇一律，尤其是一些有主題性的創作，畫還不錯，但用印極不諧調，或是大小不配，或是內容互無關聯，或是朱白輕重失調……這都是未能把印章作為繪畫創作中的整體考慮進去的結果。

當然，作為獨立性的篆刻創作，那又當別論了。

止止室（潘天壽作品）

四、重點在布白

1961年秋冬之季，潘先生在國畫系講“中國畫的布局問題”時說：“一幅畫、一張字、一方印都有一個布局的問題，然其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即要有變化，又要有規則。即在規則中求變化，在變化中求統一。”又說：“一般人布局只知道布實，而忘卻了布虛。其實應在布實的時候，就要布虛。”下課休息時，我順便拿起課桌上一本《齊畫集》，翻到最后一頁，請教他對簡琴齋圖章的評價，他說：“是好的”，指著仿古璽的幾方說：“這些重點在布白”，指著另兩方甲骨文說：“這種運刀有味道，”又說：“這與中國畫一樣，要處理好黑白、虛實的關系。”“對空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處理好畫面的黑實之處。”

他指出的古璽等印的布局特點，“重點在布白”是很有見地的，其實參看他的作品，多是從漢印一路出來的，也非常重視布白，并在《治印叢談》和其他論中國畫布置等演講或文章中，也多次談到這個觀點及其一些具體的事例，來說明這一分朱布白之理。如：“治印如作畫，畫之佳者疏密濃淡臻其妙，治印至精能處亦當如此。漢印凡印文一二字有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中多有之。”“古璽常有疏處極疏，密處極密，所謂：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也。”又說：“布置，第一須求自然”(《治印叢談》)。由此聯系到我所刻的“為人民服務”，其被批評不易識，就是屬這一病例——故作疏密虛實而顯得不自然也。

老一大利（潘天壽作品）

五、修養要高，身體要好

1962年西安畫院有些畫家來校，在接待室他們訪問了潘院長并請他談了談有關中國畫的提高等問題。我校有幾位青年教師也在旁聽，潘先生說：“畫家應該用繪畫本身來反映生活，但他如果能用其他手段來輔助還是可以的，如用文字或詩詞的題句、圖章等。但如果題句、鈐印的圖章不好，反而損害了畫面。所以畫家還應加強詩文、篆刻、書法的根底修養。任何一種學問，肚子里有多少，就會對作品有多少的影響。”

是年冬潘先生在花鳥工作室講課時也談到，“印章要刻好也要多方面的修養。印章上所用的文字，以篆書為主，亦間隸楷，故須先攻文字之學與篆隸楷草的書寫……與書畫的原理原則全同，與詩的意趣，亦相互會通。學印亦須詩、書、畫兼學，四者皆為基礎也。”

潘天壽印（潘天壽作品）

1962年春季以后，我在系里作秘書工作，又要進修，同時自己也正在撰寫一本《篆刻理法》的小書，又要管理學生思想等事，因此較忙，工作之余就抓緊時間找資料，讀、寫，節假日也不休息，平常似乎是分秒必爭。為此身體弄得很差，寫作一小時后常頭痛，便用冷水澆頭清醒一些再作，后來半小時左右也會頭暈頭痛，十分煩惱焦慮。

大約是1963年秋潘先生見我面黃肌瘦便問我：“為什么近來身體不大好？”我便如實向他匯報以上情況。他接著談道：“這是用腦過度，視神經疲勞，要休息。”同時講到他自己，“我三十多歲時在上海美專教書，每天要畫畫，又要撰寫《中國繪畫史》，也是日以繼夜查閱資料，核對史實，勞累過度，影響大腦，經常頭暈，后來醫生告誡說：要徹底休息一段時間才可能恢復。于是放下筆，休息三個多月后，情況好轉，才又慢慢再繼續寫下去。你現在抓緊用功是好的，但身體一定得注意，應全部放下休息三個月再說，否則會影響終生。”我聽他的話正好講到點子上，如飲清泉，頓時清新。于是放下筆，不看書、不寫作，讓眼腦徹底休息，除一般工作外，就是爬山、游公園、逛街，三個月后，果然好轉。并注意有節制的看書、用腦，按時休息，身體也就一天天好起來了。事過三十多年了，我依然銘記潘先生的告誡，要按時休息，“感到疲勞時就應休息，不要硬拼”，“身體好是事業的基礎”。

文 | 劉江

來源 | 《中小學書畫》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