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曾用一段話形容過自己在面臨共、國、日三方勢力時的處境:“我在三個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個都不行。”但是在1936年他卻做出了奇怪的選擇:邀請國民黨中央軍入晉,這等于是用力踩破了一個。
作為地方實力軍閥,閻錫山很明白自己的生存根基就是要玩平衡,既然如此,他為何又將這種平衡打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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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說結論,玩平衡的終極目的就是要生存,當生存已經受到威脅時,那也只能是飲鴆止渴,至少得先度過了眼前的難關,以后的事以后再想辦法。有意思的是,后來閻錫山還真的借助了共產黨的力量,來跟國民黨中央軍玩平衡。
當然,那是后話,在1936年閻錫山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將紅軍逼出山西。或許有人會奇怪,閻錫山麾下有10多萬正規軍,再加上一些民團、聽命令的地方武裝,人數不會下于20萬,為何會被萬余紅軍給打到求援呢?
彼時發生的情況確實就這么不可思議,1936年2月,1.3萬紅軍開始東征,接連擊敗多支晉綏軍,還兵分三路挺進呂梁、晉南等地,廣泛發動群眾、擴充新生力量,準備在山西腹地開辟發展根據地。
中共中央多次在山西域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形勢,制定了新的發展策略,準備在10月前就擴紅至3.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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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架勢,讓閻錫山明白紅軍的決心,同時他從幾次交手中也看出,光憑自己很難消滅紅軍。幾番權衡后,只好向蔣介石求援,準備驅虎吞狼。
蔣介石是一直想往山西發展的,但中原大戰后閻錫山短暫下野之時都水潑不進,硬來只會讓局勢失控,所以他暫時忍耐住了。
眼下閻錫山主動相求,送上門的好事老蔣沒有錯過的道理,立馬派遣手下精銳部隊入晉支援,由他最信任的陳誠擔任總指揮。
晉綏軍兌九裕戰斗失利后,蔣介石再度增兵,中央軍在晉兵力達到了15萬,這個人數加上20萬晉綏軍,已不是當時的紅軍所能阻擋的。
因此,紅軍在達成擴紅近8000人、籌款50萬銀元、建立數十個鄉村蘇維埃政府這些成績后,選擇回師陜北,東征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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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撤離后,蔣介石的部隊卻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依然找各種理由滯留在山西。對于閻錫山來說,這無疑又是頭疼的麻煩。
其實這個結果早就可以預見,為何閻錫山還主動邀請中央軍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閻錫山的軍閥底色。一個軍閥想要在亂世中安身立命,最重要的是什么?無非就軍隊和地盤。
紅軍和中央軍的確都想要在山西發展,但兩者對閻錫山的威脅是不一樣的。中央軍說白了也不過是新軍閥,即便駐扎在山西,也不會動搖到閻錫山的根本。
但紅軍就不一樣了,因為政策深入人心,在極短的時間內就獲得民眾擁護,如果任由紅軍扎根,那閻錫山的基本盤都會被推翻。
站在一省軍閥的角度,閻錫山打造的“獨立王國”的確利于自己統治,但如果作為一個老百姓,在過重的壓榨下過得其實也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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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內陸的多山省份,經濟并不是特別發達,以這樣的條件發展出重工業、兵工廠,還能養得起20萬武裝人員、頻頻參與軍閥混戰,錢從哪里來?還不就是從民眾身上搜刮。若非閻錫山的剝削已到敲骨吸髓的程度,紅軍怎能在短時間內達成那么耀眼的成績?
原本山西就已經到了一點就爆的程度,紅軍東征是向其投入星星之火。如果再讓紅軍發展,蘇維埃政權下的民眾感受,能夠迅速從山西傳來,屆時會引發連鎖反應,動搖閻錫山統治的根本。
所以,閻錫山決定讓中央軍過來支援。別看中央軍人數比紅軍多,威脅卻不是一個量級的,中央軍的各種手段同樣是敲骨吸髓那一套,甚至比閻錫山更狠。
如此一來,他們無法在山西建立政權,也很難得到民眾支持,閻錫山就依然可以做自己的“山西王”。只要統治還能持續,閻錫山自然會想辦法再將中央軍給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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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盤外,閻錫山在軍隊方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麾下好歹有20來萬人,真豁出命跟紅軍拼,不說一定能打敗紅軍,至少不會讓局勢發展到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計后果去打,能得到什么呢?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兩敗俱傷罷了。晉綏軍早在1935年就曾派遣數萬人進入陜北參與“圍剿”紅軍,被打得狼狽逃回。
對于紅軍的戰斗力,閻錫山是有體會的,假如拿所有本錢都跟紅軍拼了,他僅剩的那點兵力,該怎么應對日本人、蔣介石呢?
日本人貪得無厭世人皆知,蔣介石是閻錫山的老對手,但凡閻錫山露出破綻,老蔣必然會猛撲上來,將其吃干抹凈。
所以,閻錫山更希望引入中央軍去跟紅軍拼,這樣被消磨的就不是自己,手中有兵,還能有翻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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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這些考慮,閻錫山就做出了看似打破平衡之事。等紅軍西渡黃河,中央軍也就待在晉西不走了,不但不走,老蔣還努力拉攏晉綏軍高層、往其中摻沙子。
當時老蔣給閻錫山下令,讓晉綏軍新組建15個團西征,算是對紅軍東征的回應。而在這道命令中,老蔣直接任命晉綏軍高級軍官李生達為西征總指揮,并說中央軍也可歸李生達調遣。
如此明晃晃的拉攏分化,讓閻錫山也很頭痛。
1936年4月,李生達遇刺身亡,背后就有閻錫山的影子。走到這一步,證明晉綏軍內部矛盾已非常大,再不做點什么,山西就得改姓了。
思來想去,閻錫山希望自己也能建立起共產黨一樣強有力的政權,于是慢慢轉向為跟共產黨合作,借此趕走中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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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來講,閻錫山是有頭腦有能力的,他與紅軍對戰過后,意識到了共產黨的厲害,就專門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研究。當然,他不是想投共,而是想從中學習破解之法。
他學習完之后,曾對身邊人感嘆:蓋共產黨是挾思想、民眾、政治、武力,而圖奪取政權者。非思想不能抵抗思想,非民眾不能抵抗民眾,非政治不能抵抗政治,非武力不能抵抗武力。此番認知,超出了很多軍閥。
毛主席當時也看出了閻錫山的困境,同時紅軍自身也需要一個窗口,于是就釋放了被俘的晉軍團長郭登瀛,并帶去一封信:
“伯川先生: 側聞蔣氏迫先生日甚, 強制晉軍二度入陜, 而以其中央軍監視其后, 是蔣氏無悔禍之心……三晉軍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 則敝方同志甚愿與晉軍立于共同戰線……國難日亟,請三晉賢者決難坐視也。”
伯川是閻錫山的字,毛主席每一句話都說在了他的心里,雙方隨后出于不同的目的達成協議。敵人的敵人,有時候也可以轉換為暫時的朋友,不過前提是,自身能有實力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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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在毛主席的一再關注下,少奇同志與剛剛出獄的薄一波開始狠抓山西的工作,慢慢地就有了犧牲救國同盟會、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
這兩個組織,高層是閻錫山的人,但中基層基本都是共產黨。將群眾工作和政權建設搞得如火如荼,老蔣果然就無法伸手了。
只是呢,后來閻錫山感覺局勢不可控,又開始聯合其他勢力排擠共產黨玩平衡,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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