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褻女童判二年，司法如何守護孩子的童年？

2025 年，河南鄭州 60 歲男子殷某某猥褻 7 歲女童一案引發全網熱議。

有強奸、搶劫前科的殷某某在小區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女童，一審獲刑兩年，而根據《刑法》及司法解釋，同類情節本應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場 “罪刑失衡” 的判決，不僅刺痛了被害人家庭，更折射出我國兒童性侵案件中司法裁量、權利救濟與社會保護的多重困境。

兒童作為社會弱勢群體，其身心安全直接關系家庭幸福與社會穩定，本案暴露的量刑爭議、舉證難題、心理干預缺失等問題，亟待從法律、家庭、社會多層面尋求破解之道。

一、案件回溯：前科人員再犯的惡性侵害事件

（一）案發經過

2025 年2月4日，鄭州市某小區內，60 歲的殷某某攜帶 2歲孫子在小區門口玩耍時，遇到獨自帶領 2歲弟弟的 7 歲女童（被害人）。

殷某某以共同玩耍為由，將女童及其弟弟帶至小區小花園，在亭子旁木凳上讓女童站于身前，左手伸入女童上衣撫摸腹部，隨后向下摳摸其下體實施猥褻。

女童當場喊叫拒絕后，殷某某才抽出雙手。案發后，女童向母親王女士哭訴遭遇，王女士隨即報警。

經調查，殷某某并非初犯，曾因犯搶劫罪、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于2016年2月刑滿釋放。此次作案距其前科執行完畢不足十年，屬于具有嚴重人身危險性的再犯人員。

（二）司法處置結果

2025 年 11 月 6 日，鄭州市上街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殷某某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同時駁回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中 35 萬元精神損害賠償的訴求，理由是 “缺乏充分證據證明精神損害與犯罪行為的直接因果關系”。

被害人家庭對判決不服，向鄭州市上街區檢察院申請抗訴。檢方經審查認為，一審判決 “量刑畸輕”，符合抗訴條件，已正式啟動抗訴程序，目前案件進入二審階段。

二、案例對比：同類案件的量刑差異

案例1：文某猥褻男童案

2021-2022 年，28 歲的文某通過 QQ 誘騙 4 名 12-13 歲男童，獲取隱私照片視頻數百份，對 2 名男童實施實質猥褻，并向 40 余人傳播淫穢物品 356 個。

四川省簡陽市檢察院介入后，通過自行補充偵查追訴漏罪，以猥褻兒童罪、傳播淫穢物品罪提起公訴，最終法院判處文某數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

文某案中，檢察機關通過電子數據固定了 “多次猥褻”“傳播淫穢物品” 等多重犯罪事實，滿足 “猥褻手段惡劣”“有其他惡劣情節” 的升格條件。

案例2：楊某某公共場所猥褻 9 歲女童案

2024 年，云南騰沖 9 歲女童在自家商鋪門口被成年男子楊某某猥褻。家人報警后，因初始監控不全、女童受驚嚇不愿陳述、楊某某零口供否認，公安機關以行政拘留 15 日結案。

女童父親不服，通過 12309 檢察服務熱線申請立案監督，騰沖市檢察院立即開啟未成年人保護綠色通道，組建跨部門辦案團隊。

承辦檢察官在 “騰?愛” 未檢一站式取證保護中心，通過專業心理疏導打消女童顧慮，使其完整陳述受害經過，同時調取完整監控，固定了女童受害后崩潰大哭、擦拭身體的關鍵證據。

檢察機關經研判認為，案發地點為公共場所，楊某某行為已構成猥褻兒童罪，且主觀惡性大，遂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理由并引導補充偵查，最終依法批準逮捕。

法院審理時，綜合考量其在公共場所作案、侵害未成年人的嚴重情節，采納檢察機關從嚴懲處建議，判處楊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彰顯了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行政轉刑事” 的嚴格認定標準和零容忍態度。

案件判決的差異直觀反映性侵兒童案件的量刑結果，既取決于犯罪事實的證據固定，也依賴司法機關的主動履職。

當司法機關充分運用偵查指導、漏罪追訴、多罪并罰等手段時，才能實現 “罪責刑相適應”；反之，若僅就單一事實定罪，易出現量刑偏輕的問題。

殷某某案一審未認定 “手段惡劣”，可能因舉證中未充分固定 “侵入性猥褻” 的關鍵證據，且未發現其他犯罪行為，僅以單一猥褻罪定罪。

三、核心爭議：刑期裁量、舉證困境與制度短板

（一）量刑爭議：兩年刑期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37 條規定，猥褻兒童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眾猥褻兒童的，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猥褻兒童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另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對兒童身心健康造成其他傷害或者嚴重后果的情形”以及“以生殖器以外的身體部位、物品侵入被害人生殖器、肛門等方式實施猥褻的”，應當認定為刑法規定的“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后果”及“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

本案中，殷某某在小區小花園（公共場所）當眾實施摳摸下體的侵入性猥褻，且具有強奸前科，完全符合升格條件。一審法院判處兩年有期徒刑，明顯低于法定刑下限，這也是檢方抗訴的核心依據。

公眾質疑 “犯罪成本過低”，本質是對 “再犯人員 + 惡劣情節” 未獲嚴懲的不滿 —— 性侵兒童犯罪的再犯率是普通暴力犯罪的 4 倍，殷某某作為前科人員，其人身危險性遠超初犯，卻未得到相應從重處罰。

（二）制度爭議：前科人員是否應適用終身監禁？

公眾呼吁 “有性侵前科者終身監禁”，但我國現行法律尚未確立該制度。根據《刑法》，累犯（前后罪均為故意犯罪且間隔不足五年）才從重處罰，殷某某前科執行完畢已九年，不構成累犯，僅屬 “酌定從重” 情節。

對比美國《2002 年性犯罪者終身后果法案》，其規定兒童性犯罪者可適用終身監管，即便刑滿釋放仍需接受持續監控。

我國目前缺乏針對性侵前科人員的特殊監管制度，導致此類人員再犯風險居高不下，這也是本案引發 “終身監禁” 呼聲的制度背景。

（三）舉證困境：精神損害賠償為何難以支持？

被害人家庭提出的 35 萬元精神損害賠償被駁回，凸顯性侵案件的舉證難題。

根據我國民事侵權規定，精神損害賠償需證明 “損害事實存在”“侵權行為與損害有因果關系”，但兒童性侵的精神創傷具有隱蔽性、長期性特點。

心理創傷的診斷需專業機構鑒定，而基層缺乏專門的兒童性侵心理評估體系；精神損害的程度難以量化，現行法律未明確性侵兒童案件的賠償標準；被害人因年齡小，無法清晰表達創傷感受，導致證據鏈不完整。

簡陽市檢察院在文某案中通過協調專業機構出具心理評估報告，為后續賠償提供了支撐，這一經驗值得推廣，但目前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舉證指引。

四、應對之道：家庭干預與兒童自我保護體系構建

應對兒童性侵需構建家庭干預與兒童自我保護體系，遵循科學原則推進各項防護工作。

心理干預方面，依據 WHO 和 AACAP 指南，案發 1 周內家長需冷靜處置，避免二次傷害，及時帶孩子就醫并開展危機干預；

長期需通過專業療法幫助孩子重建安全感，家長要明確告知 “這不是你的錯”，自身也需接受疏導，家庭與學校聯動避免孩子遭遇孤立，此類創傷干預通常需 1-2 年。

兒童性教育應采用繪本、動畫等易懂形式，明確隱私區邊界，打破 “熟人無害” 誤區，教會孩子 “呼救 + 逃離 + 告知” 三步法并模擬演練，同時延伸網絡安全教育，家長需開啟監控功能。

遭遇侵害后，需第一時間保留生物證據并報警，同步啟動民事維權，借助婦聯、未保辦獲取法律援助與專項資金。

法律上落實 “前科從重” 制度，降低精神損害賠償舉證門檻，建立多部門聯動機制；社會層面加強兒童密集場所管控，公開性侵前科人員信息并限制其從業，推動區縣設立免費心理干預中心；

家庭需樹立科學監護理念，摒棄過度保護誤區，定期與孩子平等溝通性安全話題，家長自身也要提升危險預判能力，筑牢兒童安全防線。

結束語

鄭州猥褻兒童案的兩年刑期爭議，本質是社會對兒童安全底線的堅守與司法裁量之間的碰撞。兒童的身心創傷無法用刑期衡量，但公正的判決是對被害人的慰藉，更是對潛在犯罪者的震懾。

從法律制度的完善到社會保護的強化，從家庭監護的優化到兒童自我保護能力的提升，只有形成 “不敢侵害、不能侵害、不易侵害” 的多重防線，才能讓每一個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

本案的抗訴程序既是司法糾錯的開始，更應成為推動兒童保護制度革新的契機 —— 當每一起侵害案件都能得到依法嚴懲，每一位受害兒童都能獲得充分保護，兒童的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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