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三大軍校，創辦者，都是誰？

【1938年秋，重慶郊外】 “老李，你是哪兒出來的？” “保定四期。” 山城薄霧里，這兩句寒暄干脆而有分量，旁邊的少校忍不住插話：“怪不得槍法準，我黃埔五期可不敢托大。”三個人相視一笑，前線炮聲在遠處滾動，笑聲卻帶著彼此對母校的豪氣與敬意。

烽火年代，經常可以看到不同校徽的軍官在同一張作戰地圖前低聲商量。云南講武堂、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三塊招牌就像三根支柱，撐起了民國二十多年間的軍事骨架。它們的校史，比一般人想象的復雜得多，也更能折射出當時的政治風云。

按照時間順序，第一盞燈亮在西南。1909年，云貴總督沈秉衡（時人皆稱沈秉經）在昆明開辦云南講武堂。清廷在列強脅迫下搖搖欲墜，西南邊關卻必須守住。沈氏上奏廷議：“請設軍學，以壯邊防。”詔令一下，新式學堂用一年時間便修成，教官多來自日俄戰爭前線，課程緊湊到每日響三次號角。學堂不談時局，只問戰術，可貴之處在于從第一期就對各省子弟敞門，后來相當一部分學生被辛亥革命的槍聲裹挾，直接走上了混亂又燒灼的戰場。

朱德、葉劍英、唐淮源、盧漢……名單足以寫滿一面墻，這些名字背后是滇系軍人少有的“敢為天下先”氣質。講武堂畢業生人數不足三千，卻在北伐、滇黔守邊、抗戰怒江緬北諸役中屢屢成為關鍵齒輪。有意思的是，不少學員離校后依舊保持“滇味”濃厚的團結，互稱“同堂兄弟”。

第二盞燈移到直隸平原。1912年，袁世凱坐進總統府，立刻將北洋陸軍速成學堂遷到保定，易名“陸軍軍官學校”。袁的算盤很直白：新軍是他的根，本錢得自己抓。校址臨近京漢、京張鐵路，行車一晝夜即可南下北上，方便隨時調兵。校長雖掛趙理泰之名，實際教學大綱、裝備經費都由袁親自批示。步兵、炮兵、工兵分科齊全，德國《克虜伯火炮使用手冊》被譯成白話小冊子，每個學員人手一份。

保定軍校先后辦了二十三期，約九千名畢業生散布各大軍系。唐生智、白崇禧、李品仙、顧祝同、薛岳……南北對壘時，他們未必在同一條戰線上，卻都承認“保定學風”——刻板、精算、紀律先于感情。1920年代，北洋體系分崩離析，然而保定同學錄成了各派談判桌上的通行證，只要翻到同一期名字，彼此語氣總會放緩幾分。

第三盞燈亮在珠江口外的長洲島。1924年，孫中山在蘇聯與中共的協助下籌辦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周恩來分管政治訓練。黃埔的誕生直接對準舊軍閥的痼疾——缺政治目標、缺共同信念。教室里既講戰術也講革命理論，“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寫在黑板頂部，每天清晨升旗時全體高呼校訓：“親愛精誠”。短短三年，就有北伐軍中三分之一的基層軍官出自黃埔。

黃埔學員總數不到二萬，卻是后來數十年中國軍政舞臺的主角群。林彪、徐向前、陳賡在東征、北伐歲月里初露鋒芒；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則在滇西、徐蚌等戰役中各顯身手。遺憾的是，隨著國共政治分野擴大，“同學”一詞在很多戰場上被刺刀和機槍隔開，但那種“黃埔人”對軍事職業的自信始終不曾削弱。

放眼三所軍校，創辦者各有算盤：沈秉衡要守西南門戶，袁世凱謀的是北洋勢力穩固，孫中山則用軍校為革命找鋼骨。從課程設置到校風塑造，三人都力求實戰導向，但戰略出發點截然不同，因而畢業生的氣質與政治站位也分化明顯。奇妙之處在于，無論背后的旗幟顏色怎樣變換，三校出身的軍官幾乎撐起了民國時期所有大型戰役的指揮系統。

歷史沒有給這三所校園太多平靜的春秋假期，教室里的地圖永遠鋪著戰線，操場上的號角經常與城外的真槍聲同響。正因如此，講武堂的率性、保定的嚴整、黃埔的理想主義在槍林彈雨中被鍛成不同鋒口的鋼刃，而他們共同寫下的，是民國軍事實力的主體篇章。三盞燈不再明亮地懸掛原地，卻在后來無數軍官的行軍步伐里，透出隱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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