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講最精彩的課，卻無法在大學立足：埃倫費斯特的俄國歲月

圖說：塔尼婭·阿法納謝娃（Tatyana Alexeyevna Afanassjewa，1876-1964）與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于圣彼得堡生活期間（1907-1912年），每年夏季都在愛沙尼亞的卡努卡（Kanuka）度過。他們的次女加林卡（Galinka）于1910年出生在卡努卡。這張照片攝于1912年，不久后他們便離開俄羅斯前往萊頓。 | 圖源：見注釋[5]

1912年，一位32歲的物理學家，帶著滿身才華和一顆疲憊的心，永遠地離開了俄國。

五年前，他懷揣希望而來，想在這里扎根，將現代理論物理的種子播撒在這片“荒蠻之地”。五年后，他黯然離去，盡管他對俄國的理論物理發揮了啟蒙作用，卻始終無法在這里獲得一個正式的教職。

他叫保羅·埃倫費斯特，愛因斯坦的摯友，未來洛倫茲的繼任者。而他在俄國的這五年，像一場無果而終的戀愛，傾其所有，卻終究是個“異鄉人”。當才華敗給了出身，當熱情消磨于體制，一段與一個國家的“戀愛”，終以遺憾告終。

撰文 | 王隅安

危險的實驗

“（我們）去了俄羅斯，因為塔尼婭被召回到她原來的職位——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雖然危險的）實驗……畢竟，這一切都相當不穩定和冒險——主要的理由當然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一個真正的故鄉——而塔尼婭確實屬于這里。我們拭目以待。最壞的情況是浪費一兩年時間和相應的一筆錢。” 保羅·埃倫費斯特在190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這年秋天，埃倫費斯特夫婦帶著女兒由哥廷根搬到了遙遠的圣彼得堡。要說去俄國，他其實是不大情愿的。

他的運氣實在是不好。三年前，24歲的他就在大名鼎鼎的玻爾茲曼（Ludwig Boltzmann）[1]指導下獲得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可此后三年，東奔西走，卻沒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可能是因為玻爾茲曼在1906年的夏天自殺身亡，無法給他寫推薦信）。博士畢業的那年年底，他和一位叫塔尼婭·阿法納謝娃（Tatyana Alexeyevna Afanassjewa）[2]的俄國姑娘結婚了。據說，結婚的時候他就向新娘承諾過，只要她愿意且條件允許，他們就會移居俄國。

塔尼婭·阿法納謝娃與保羅·埃倫費斯特在1904年婚禮時的留影。| 圖源：見注釋7

如今，孩子出世，妻子好容易被圣彼得堡一所女子學校聘為數學老師，似乎沒有太多理由繼續漂泊下去了。他渴望一個家，至于這個家在何處，他尋尋覓覓，還沒有找到。“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一個真正的故鄉”，信里的這句話透著隱隱的傷感與不安。

他出生在奧地利的維也納。

在那里，作為猶太人的父母住在一個天主教社區，經營著一家雜貨店，撫養他和四個哥哥。然而，很多鄰居、同齡人，甚至老師持有的反猶主義深深地傷害了他。更不幸的是，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商店被出售，哥哥們離開了家，父母親相繼去世。接連發生的厄運讓他備受打擊。對這樣的故鄉，他是很難有感情的。也許，帶著女兒落腳到妻子的故鄉，也算是一種“歸宿”吧。

就這樣，抱著試試看的想法，他踏上了這片在他眼里，學術的“荒蠻之地”。

瓦西里島的星火

“此時全俄羅斯大約有一百名物理學家，其中最優秀的居住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是博學的數學教授斯捷克洛夫（Vladimir Andreevich Steklov）的所在地，埃倫費斯特很快結識了他。斯捷克洛夫與他的同事馬爾可夫（Andrei Andreevich Markov）共同建立了一個數學系，其聲譽遠高于……平庸的物理系。”這段描述出自一篇研究埃倫費斯特的論文，恰如其分地寫出了他初來乍到面臨的窘境。[3]

圖說：圣彼得堡物理學家圈子。前排就座（從左至右）：保羅·埃倫費斯特、阿布拉姆·約費（Abram Ioffe）、德米特里·羅日杰斯特文斯基（Dmitry Rozhdestvensky）、塔尼婭·阿法納謝娃（Tatyana Afanasyeva）。后排站立（從左至右）：弗拉基米爾·丘拉諾夫斯基（Vladimir Chulanovsky）、G. 魏夏特（G. Weichardt）、L. 伊薩科夫（L. Isakov）、G. 佩里茨（G. Perlitz）、維克多·羅伯特羅維奇·布爾西安（Victor Robertovich Bursian）、J. 施密特（J. Schmidt） | 圖源：
https://kpi.ua/ru/2019-kp8-4

圣彼得堡物理學的古板與落伍，可以從埃倫費斯特的好友——約費的遭遇中得到佐證。約費是在他前一年，1906年的夏天返回的俄國，約費是X射線發現者倫琴的高徒。四年前，約費到慕尼黑讀博，期間結識了不少青年才俊，他倆就是在一間咖啡館認識的。

按照約費的看法，“1906年我在圣彼得堡開始工作時，其物理學仍深陷19世紀傳統，彼得魯舍夫斯基（F F Petru?evskij）學派占據主導。大學物理教學停留在所謂‘測量物理學’層面——將測量方法視為精確知識的全部基礎。教授們雖學識淵博，卻極少關注創造性研究。留校物理學者的工作往往只是重復已發表的成果……圣彼得堡大學物理研究所的科研水平相當有限。”[4]

當初抱著德國物理學的博士學位，信心滿滿的約費向物理系“前輩”博格曼[5]講述自己的研究計劃時，博格曼問他，這些研究誰已經做過，在哪做的。約費說，這項研究尚未在任何地方進行，代表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博格曼聽后開始了“諄諄教誨”——

“你是個固執己見的年輕人。我們不應試圖尋求任何新事物；如果我們能正確地重復國外所做的測量，那就非常好了！”[6]

這也難怪，在埃倫費斯特之后組織的一個非正式研討會中，這些“前輩”被明確地排除在外，“因為他們對愛因斯坦、普朗克的新物理學、相對論以及對作為圈子組織者和靈魂人物的埃倫費斯特個人都抱有敵意”。[7]

相反，埃倫費斯特和約費、羅日杰斯特文斯基[8]等新一代年輕物理學家組成了新的圈子，開始了對新物理學的無畏探索。這個團體開始每兩周一次定期會面，地點就在埃倫費斯特的家里，那幢位于瓦西里島的木質別墅里。說起來，這個聚會是由妻子塔尼婭的姨媽建議的，倒不是因為她對科學感興趣，而是她覺察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圈子，這對夫婦的生活會缺失很多。

除了與埃倫費斯特同輩的物理學家參與，更年輕的一輩也加入了進來，包括布爾西安（V. Bursian）[9]、弗里德曼（A.Friedman）[10]和克魯特科夫（Yuri Krutkov）[11]等，這些人日后都成為了俄國最早研究量子理論和相對論的專家。

這是他第一次將近代理論物理帶到了俄國。他并不是帶著什么使命，但這就是機緣。

“中國式謎題”

保羅·埃倫費斯特授課場景，約1925年。| 檔案來源：T.P. van Aardenne檔案庫，北荷蘭省檔案館，哈勒姆

然而，埃倫費斯特、約費這些年輕人的職業道路卻困難重重。他們遭遇的是俄國陳舊的體制束縛——即便他們都拿了國外的博士學位，但要獲得大學教職，還必須通過俄國本土的物理學碩士（Magister）學位考試才行。

在中斷了大約25年后，圣彼得堡大學剛剛恢復授予碩士學位，但這個考試要求掌握大量的細節知識，包括要諳熟許多特殊函數的理論公式。準備這樣一個考試是如此地煩人，乃至于埃倫費斯特的小女兒經常聽到父親抱怨大學里面做的這些Chineserei（可以大致翻譯為“中國式謎題”，當她被帶到大學參觀時還以為可以見到很多東方人）。

在科學史家克萊因（Martin J. Klein）看來，“對于像埃倫費斯特和約費這樣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來說，克服圣彼得堡大學教師在碩士考試中設置的障礙可能有點像一場游戲，但這些障礙卻讓其他有才能的人年復一年無法進行富有成效的工作，毫無有益的成果。無怪乎約費將這個制度描述為‘令人憤怒’，而埃倫費斯特也提及自己對此的‘憤慨’。”[12]

善良直率卻不諳世事的埃倫費斯特，不忘借機諷刺這一迂腐的做法。

在莫斯科舉行的某次會議上，埃倫費斯特同意代表羅日杰斯特文斯基宣讀一篇論文。他出色地介紹了這項工作，卻只字未提這是后者做的。正當在座的圣彼得堡大學教授為這般明目張膽的“剽竊”行為無比憤慨時，埃倫費斯特最后宣布，這個工作實際是由羅日杰斯特文斯基完成，但他無法到場，因為他正絞盡腦汁學習碩士考試所需的下述內容。埃倫費斯特話說完，接著擦掉了黑板，專挑那些必考的、難看的方程式寫了滿滿一黑板。莫斯科的教授看到這滑稽一幕不禁哄堂大笑，而圣彼得堡的教授卻如芒在刺，如坐針氈。

也許是被這個無聊的考試耗盡了信心，埃倫費斯特通過了考試，卻出人意料地決定不寫最后的論文（Examsarbeit）來最終拿下碩士學位。而在這個時候，約費所在的圣彼得堡理工學院（the Polytechnic Institute）因為預算盈余，邀請埃倫費斯特開設一門數學物理微分方程的特設課程來花掉這筆錢。

“那是多么精彩的講座啊！”約費在近半個世紀后寫道，“他對這個經典學科的講解，之前從未有人將數學和物理結合得如此和諧統一”。

然而，盡管課講得如此的好，等錢花完，埃倫費斯特并沒有得到續聘。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黯然離開

圖說：保羅·埃倫費斯特（左）、其子小保羅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合影。埃倫費斯特與愛因斯坦私交甚篤，每當后者到訪荷蘭萊頓，總會下榻在他家中。| 圖源：萊頓布爾哈維博物館，由埃米利奧·塞格雷視覺檔案館提供。

“現在我常常有這種感覺，我永遠無法在俄國立足了。”

在1910年8月的德國旅行中，他第一次把這個埋藏于心底的想法以隱晦的方式分享給了妻子——

“我清楚地感覺到，如果我無法振作起來，我會毀掉我的生活。每次我有機會審視我的事務，我面前看到的都是一種混亂——一個賭徒或酒鬼在清醒時一定也看到類似的畫面……在俄羅斯，任何形式的正常發展（工作和收入）對我來說都極其不可能……如果我們沒有孩子，這對我來說會不愉快，但不會像現在這樣讓我擔心……你看，這就是為什么當你問我怎么了，當你相信我對你隱瞞了什么時，我總是如此悲傷的原因。”

或許到了此刻，他才意識到，無宗教信仰[13]再加上外國人的身份，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他無法在俄國謀得職位。[14]這已經是一場沒有結局的、必須割舍的戀愛。

在這幾年里，他其實已經很努力，很努力地想讓自己變成俄國人，他留起了胡須和長發，他努力學習俄語，除了日常生活，在研討班，同行的集會都用俄語，最終雖然未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語法細節，卻已經可以自由地運用。他還擔任了俄羅斯革命前唯一出版的物理學研究期刊——《俄羅斯物理與化學學會會志》的編委會成員，他還說服俄國同行在俄羅斯期刊上發表文章，哪怕先發表在外國期刊……

在他和妻子的文章《力學中統計方法的概念基礎》（“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he Statistical Approach in Mechanics”）在1912年初付印后[15]，埃倫費斯特感覺有點自信，開始了他奔赴歐洲的找工作歷程。

對于這段同樣充滿了波折的歷程，我們這里不再詳述。我們只需強調一點，他得到了愛因斯坦、索末菲[16]的極大賞識與推薦，最終德高望重的洛倫茲向他發出了邀約。

9月，埃倫費斯特抵達了萊頓，做了大學的理論物理教授。他在圣彼得堡的動蕩和不安終于結束了，只是一晃五年過去了，完全不是當初[17]他想的一兩年。

俄國沒能為他提供一份職位，這對于俄國當然是一個損失，這固然有體制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因為他們的保守與眼拙，對他的才能視而不見。

即便離開之后好多年，即便音訊隔絕好多年，在俄國的朋友們需要他的時候，他依然還能盡心盡力地提供幫助。要理性化這份情感似乎很難，他像是無意識地抹去了那些不愉快的記憶，只保留下了種種的美好——

圣彼得堡建筑和涅瓦河大橋上空那獨特的白夜天幕；理工學院四周深雪覆蓋的松林，懸掛著的冰凌晶瑩剔透；晨光微熹，裹著厚衣服的學生們，幢幢黑影匆匆走過；波羅的海海岸，云杉挺立，濕漉漉的苔蘚地上蘑菇叢生，芬芳醉人；在擁擠的房間里，他和朋友們飲茶直至深夜，待走出門后，用衣服裹緊全身，武裝到只露出雙眼，頂著圣彼得堡冬夜的刺骨寒風，穿行在無盡延伸的街道上……

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王作躍、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科學技術史系教授王揚宗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給予了有益建議，特此致謝。

注釋以及參考資料

[1] 玻爾茲曼（1844-1906）是奧地利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他最大的貢獻是發展了統計力學以及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統計解釋。1877年，他對熵做了很好的定義。

[2] 阿法納謝娃出生于當時屬于俄羅斯的基輔，在她還在學走路時，父親精神崩潰，進了精神病院，她的母親不得不去掙錢謀生，她則在圣彼得堡富裕的姨媽和姨夫家中作為獨生女長大。因為熱愛科學，她想進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別斯圖熱夫講習班（the Bestuzhev Courses）學習，然而她保守的姨夫始終反對。直到姨夫去世后，她才得以去這個機構學習。后來，她從圣彼得堡到了德國哥廷根，在1903年和1904年在那里學習數學和物理學，并遇到了埃倫費斯特。參考： van der Heijden, M. (2024). More is known about him than about her: Tatiana Ehrenfest-Afanassjewa. Physics Today, 77(1), 40-47. https://doi.org/10.1063/PT.3.5381

[3] Huijnen, P., & Kox, A.J. (2007). Paul Ehrenfest’s Rough Road to Leiden: A Physicist’s Search for a Position, 1904–1912. Physics in Perspective, *9*(2), 186–211. https://doi.org/10.1007/s00016-006-0287-1

[4] 同注2

[5] 自1888年起，博格曼（Ivan Ivanovich Borgman）出任圣彼得堡國立大學物理學教授。他與奧雷斯特·赫沃爾松（Orest Khvolson）共同開設了俄羅斯首批電氣工程課程。1897年，博格曼（Borgman）成為首位通過實驗證明X射線與放射性物質能夠誘發熱釋光現象的科學家。1905年，他當選為圣彼得堡國立大學首任民選校長，直至1910年卸任。在博格曼的推動下，圣彼得堡國立大學于1901年創立了沃克物理研究所（V. A. Fock Institute of Physics）。繼首任所長F. F. Petrushevsky之后，他于1902年3月至1914年期間擔任該研究所第二任所長。

[6] Klein, Martin J. Paul Ehrenfest: Volume 1, The making of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0.（此書有中譯本：《保爾·厄任費斯脫——20世紀初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的成長歷程》，高達聲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7] 參與者通常是彼得格勒高等院校的教師，如鮑姆加特（Baumgart）、多比亞什（Dobiash）、L. D. 伊薩科夫（L. D. Isakov）、M. A. 列維茨卡婭（M. A. Levitskaia），以及幾位大學物理系的學生：V. R. 布爾相（V. R. Bursian）、G. G. 維伊哈特（G. G. Veikhart）、V. V. 多伊尼科娃（V. V. Doinikova）、尤·A. 克魯特科夫（Iu. A. Krutkov）、V. M. 丘拉諾夫斯基（V. M. Chulanovskii），還有數學家 S. N. 伯恩斯坦（S. N. Bernstein）、雅·D. 塔馬爾金（Ia. D. Tamarkin）以及 A. A. 弗里德曼（A. A. Friedmann）。對于某次的聚會，I. V. 奧布雷伊莫夫（I. V. Obreimov）回憶道： “事實是，圣彼得堡的年輕物理學家們組織了一個封閉的物理小組。他們沒有邀請大學的物理教授 I. I. 博爾格曼和 O. D. 赫沃爾松，因為二人對愛因斯坦、普朗克的新物理學、對相對論理論，以及對小組的組織者和靈魂人物 P. S. 埃倫費斯特都持敵對態度。小組通常在周日上午十點到中午，在某個人的房間里聚會，或者偷偷地在（物理研究所的）某個房間里開會，以避開博爾格曼和赫沃爾松。1912 年10月，G. G. 維伊哈特把我介紹給了小組。那天會議在鮑姆加特的房間舉行，約費簡要介紹了他測量電子電荷的初步工作。當時，維也納物理學家埃倫哈夫特（Ehrenhaft）聲稱發現了‘次電子’。而美國物理學家密立根（Millikan）則測定了電子的電荷，也可以說是‘稱量了電子’，他讓電子附著在一滴油滴上。埃倫哈夫特復現了密立根的實驗，但不是用單個油滴，而是用云霧狀的油滴群。” 參見參見Paul R. Josephson,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2. 以及 Stuewer, Roger H. The Age of Innocence: Nuclear Physic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1900年，他以一等榮譽文憑從圣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畢業，并留校任職為教授職稱做準備。1901年，他在萊比錫大學奧托·維納（Otto Wiener）的實驗室完成實習；隨后于1903年前往德國吉森（Giessen），在古典電子理論奠基人之一保羅·德魯德（Paul Drude）教授的實驗室繼續深造。1903年至1931年期間，他就職于圣彼得堡大學物理研究所。

[9] 維克托·羅伯特羅維奇·布爾西安（Viktor Robertovich Bursian, 1886-1945）于1886年12月25日（舊歷）出生于圣彼得堡。他1904年以金質獎章畢業于預科學校，隨后在圣彼得堡大學學習，并于1906年應F. 帕邢（Louis Carl Heinrich Friedrich Paschen，1865年1月22日—1947年2月25日）的邀請，赴德國蒂賓根大學深造。1910年，布爾西安開始執教，1918年成為大學和理工學院講師。1918年，布爾西安成為由A. F. 約費院士創立的物理技術研究所的首任科學秘書，隨后被任命為該研究所理論部的首任主任。他主持的量子力學研討班匯聚了蘇聯量子力學史上的主要人物——福克、弗雷德里克斯、弗倫克爾等。蘇聯量子力學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新量子力學基礎》（Osnovaniia novoi kvantovoi mekhaniki，1927年）就是以研討班上的論文為基礎寫就。1932年，他成為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理論物理系的教授兼系主任；1933年擔任物理學院院長；1934年出任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1936年，布爾西安在大清洗中被捕并在獄中去世（后獲完全平反）。參考：é. V. Bursian, A. I. Usp. Fiz. Nauk 155, 317-321, June 1988.

[10]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弗里德曼（1888年6月16日—1925年9月16日）是蘇聯著名數學家、氣象學家、宇宙學家。他在1922年發現了廣義相對論引力場方程的一個重要的解，即弗里德曼-勒梅特-羅伯遜-沃爾克度規。弗里德曼從數學角度發現，愛因斯坦在證明宇宙靜態穩定時犯了個代數錯誤——除以了可能為零的表達式。1924年，他在發表的論文中闡述了動態宇宙的思想，即曲率分別為正、負、零時的三種情況，稱為弗里德曼宇宙模型，其中宇宙膨脹于1929年被美國天文學家埃德溫·哈勃所證實。

[11] 克魯特科夫（Yuri Krutkov），他1890年生于圣彼得堡，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師從埃倫費斯特，是俄羅斯第一代純粹的理論物理學家。1918年起在工學院工作，講授物理學課程。1921年起任彼得格勒大學教授。1922年起任俄羅斯物理化學學會物理部主任。他在1922-1923年受洛克菲勒基金資助去德國和荷蘭工作，正是他去見了愛因斯坦，說明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對的。1936年12月30日因“普爾科沃案”（Pulkovo case）被捕。1937年5月25日被判處十年勞改營徒刑，遣送至坎斯克勞改營（Kanskcamps）。在押期間堅持科研工作，曾與圖波列夫（A.N. Tupolev.）、科羅廖夫（S.P. Korolev）等人在“沙拉什卡”（sharashka，特殊監獄研究所）共事。1947年獲釋，重返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擔任理論力學教授。1952年因原子物理研究獲斯大林獎。1957年平反昭雪。在埃倫費斯特1912年離開圣彼得堡去了荷蘭后，克魯特科夫于1913年也追隨他來到萊頓。返回俄國后，他在熱力學及埃倫費斯特絕熱不變量領域展開了進一步研究。埃倫費斯特此后還幫助他和很多年輕的蘇聯物理學家出國。1925年3月，國際教育委員會（IEB）的歐洲主任奧古斯塔斯·特羅布里奇（Augustus Trowbridge）在萊頓拜訪了埃倫費斯特。會談的主要議題是后者關于將有天賦的年輕俄羅斯物理學家帶到西歐的計劃。埃倫費斯特推薦了克魯特科夫和弗倫克爾（Frenkel）。

[12] 同6

[13] 埃倫費斯特為了與妻子塔尼婭結婚放棄了宗教信仰，因為當時奧匈帝國不允許跨信仰婚姻。他（猶太人）和塔尼婭（俄羅斯東正教徒）在1904年結婚前不得不正式放棄各自的信仰。他后來成為無神論者，這也影響了他的某些學術工作機會——例如愛因斯坦曾推薦他去布拉格任職，但這一身份使他的求職前景變得復雜。

[14] 宗教信仰在當時的職業考察中也有其重要性。埃倫費斯特持有的奧地利證件官方認證他的宗教信仰為“無”；約費和他都是猶太人，但約費在1911年結婚時改信路德宗。1912年埃倫費斯特準備離開俄國重新找工作時，愛因斯坦恰好在蘇黎世的聯邦理工學院（Eidgen?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接受了新職位，因此他在布拉格的教授職位空缺了。埃倫菲斯特只需說“是”，就能成為愛因斯坦的繼任者和布拉格的教授，只有一個次要問題需要解決：他必須按照當局要求重新登記為猶太教徒，但埃倫費斯特拒絕了，這讓愛因斯坦很是為他感到遺憾。

[15] 1906年，數學家菲利克斯·克萊因（Felix Klein）邀請埃倫費斯特和阿法納謝娃撰寫一篇關于統計力學領域和玻爾茲曼工作的綜述，計劃發表在著名的《數學科學百科全書》（Ency- klop?die der mathematischen Wissenschaften）中，克萊因打算在這本書中展示數學的所有分支及其應用。

[16] 阿諾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 1868-1951），德國物理學家，舊量子論和早期量子力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執掌的德國慕尼黑大學理論物理系，是當時世界理論物理學的中心，被譽為“諾貝爾獎的孵化器”。

[17] 洛倫茲（Hendrik Anton Lorentz，1853－1928），荷蘭理論物理學家，19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創立了經典電子論，并提出了“洛倫茲變換”，為狹義相對論的誕生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他是當時物理學界的領袖人物，深受同行敬重。1912年，他親自選定埃倫費斯特作為其萊頓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的繼任者。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復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系后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