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山溝里的百噸垃圾：農村就該為城市環保賬“買單”嗎？

“垃圾堆了七年，天熱臭得不敢開窗，雨天污水往田里流，我們喝的水都得反復燒開才敢喝！”

11月22日，抖音博主@湘仔寶寶曝光云南彝良縣小草壩鎮的垃圾山后，當地村民的吐槽戳中了無數人。三道村二道林組的深山溝里，上百噸生活垃圾混雜著醫療焚燒廢料堆成小山，最早的垃圾能追溯到七年前，而直線距離不遠處就是村民的農田和飲用水源地。

要看到，這不是彝良一個地方的問題，而是全國城鄉環保公平失衡的縮影。城市垃圾處理率高達95%，農村卻只有60%，近40%的農村垃圾面臨隨意傾倒的命運。更諷刺的是，不少城市把處理不了的垃圾偷偷往農村運，讓守著綠水青山的農村人，替城市人“買單”環保成本。這種城鄉環保“剪刀差”，早該終結了。

彝良的垃圾山，是城鄉垃圾處理失衡的典型樣本，而類似的悲劇在全國多地反復上演。

2025年5月，央視曝光湖南湘潭、江西萍鄉部分地區，企業將工業固廢和城市生活垃圾直接傾倒在永久基本農田，導致耕地被重金屬污染，地里種出的蔬菜重金屬超標，根本無法食用。當地村民說“以前種水稻能賣錢，現在土地廢了，只能出去打工”，而這些垃圾中，有近六成是周邊城市轉運過來的（來源：央視財經調查報道）。

廣東清遠也曾出現“城市垃圾圍村”現象，2024年當地查處的13起非法傾倒案件中，11起涉及城市垃圾轉移至農村，某垃圾處理公司為節省成本，夜間用密閉貨車將200多噸城市生活垃圾傾倒在農村山溝，被查處時僅罰款20萬元，遠低于城市處理成本（來源：南方都市報曝光）。

對比彝良事件，這些案例的核心矛盾高度一致：城市擁有完善的垃圾處理設施和財政補貼，卻為了降低成本將垃圾轉移農村；農村缺乏處理能力和監管資源，只能被動承受污染。彝良此次清運100噸垃圾花費20萬元，而這些垃圾若在城市規范處理，成本會高出3倍，這就是部分企業和地方選擇“農村傾倒”的根源（來源：環保行業成本測算報告）。更讓人揪心的是，彝良涉事的臨時垃圾點，2018年設立時本規定“臨時堆放、及時清運”，卻因缺乏監管逐漸淪為城市垃圾的“隱藏填埋場”。

城鄉環保不公的背后，是政策執行偏差與資源分配失衡的雙重癥結。

國家早有明確規定，嚴禁城鎮垃圾違法違規向農村轉移，要求建立城鄉統籌的垃圾處理體系。2018年四部門聯合發文，明確到2020年底基本遏制城市垃圾向農村轉移，2022年六部門再次強調要加強城鄉垃圾處理設施統籌布局（來源：中國政府網政策文件）。但政策落地時，卻出現了“城市執行嚴、農村監管松”的落差。

資源分配的差距更是觸目驚心。城市垃圾處理補貼達85元/噸，農村僅35元/噸，企業參與農村垃圾處理的積極性低至25%。城市每千人垃圾處理能力是農村的2.5倍，彝良這樣的山區縣，全縣僅一座垃圾處理廠，覆蓋半徑超50公里，山區村莊垃圾轉運成本極高，這給非法傾倒留下了可乘之機（來源：城鄉垃圾協同處理研究報告）。

基層監管的薄弱讓問題雪上加霜。農村環衛人員缺口達30萬，專業化處理率不足10%，彝良小草壩鎮面積164平方公里，僅靠3名環保專員監管，根本無力覆蓋偏遠山溝。而城市有數字化監控、常態化巡查，違法傾倒成本極高，這種監管力度的差異，讓農村成為環保“薄弱環節”（來源：生態環境部基層執法調研）。

更值得深思的是，農村承擔著生態保護的重要責任，卻沒得到相應的補償。彝良所在的昭通市，是長江上游重要生態屏障，當地村民守著綠水青山卻要承受垃圾污染，而下游城市則享受著清潔水源，這種“保護者吃虧、受益者免費”的格局，嚴重違背了生態公平原則。

放眼全球，城鄉環保協同發展早有成熟經驗，德國的“城鄉垃圾等值處理”模式值得借鑒。

德國通過立法規定，城市與農村垃圾處理標準必須一致，垃圾處理費用按區域統籌分攤，城市居民繳納的垃圾處理費中，有15%專項補貼農村設施建設。在德國農村，每個行政村都有小型資源化處理站，城市垃圾需在源頭分類后才能跨區域轉運，且必須支付高于農村垃圾的處理費用，從經濟上遏制轉移沖動（來源：德國環境部2024年報告）。

德國的核心做法是“成本共擔、設施共享”。他們在縣域范圍內統籌布局垃圾處理設施，城市的大型處理廠與農村的小型處理站形成互補，通過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讓農村垃圾處理也能實現專業化運營。2024年德國農村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98%，與城市基本持平，且未出現大規模非法傾倒現象。

對比我國，部分地區已開始探索類似模式。浙江德清推行“城鄉垃圾處理一體化”，將城市垃圾處理費的10%用于農村設施升級，在農村建設小型資源化處理站，廚余垃圾制成有機肥，可回收物統一轉運，不僅降低了污染，還為村民增加了收入（來源：德清縣環衛局工作報告）。這證明只要資源分配合理、機制設計科學，城鄉環保公平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解決城鄉環保不公，不能只靠“曝光后整改”，更要建立長效機制讓農村不再“替人背鍋”。

首先要壓實監管責任。國家明確要求對非法轉移垃圾的行為“發現一起、處理一起”，但目前罰款金額普遍在10-30萬元，遠低于違法收益。應提高處罰力度，對惡意傾倒企業處以高額罰款，同時追究相關監管人員責任，讓“農村傾倒”無利可圖（來源：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其次要補齊資源缺口。按照國家政策要求，應將農村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納入城鄉規劃，加大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對彝良這樣的欠發達山區，給予專項資金支持建設小型化、分散化處理設施，解決“轉運遠、成本高”的難題（來源：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6部門通知）。

更關鍵的是建立“成本共擔”機制。城市作為垃圾產生的主要源頭，應承擔更多環保責任，可從城市垃圾處理費、生態補償金中提取專項資金，補貼農村環保設施建設和運營，讓城鄉居民共享環保福利，而不是農村單獨承受污染代價。

彝良的百噸垃圾已經清運，但全國農村的環保公平之路還很長。農村不是城市的“垃圾場”，農民也不該替城市“買單”環保賬。只有讓城鄉垃圾處理標準一致、資源投入均衡、責任分擔合理，才能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讓農村的山水保持清澈，讓城市與農村共享清潔環境。你身邊有農村垃圾污染的情況嗎？評論區說說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