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對一個歷史學者來說，最危險的東西，不是顛覆性的理論，而是一塊不會說話的石頭。
在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在吉的辦公室里，墻上就掛著三件這樣的“危險品”，它們是照片，照片里的東西，每一件都足以讓他身敗名裂。
第一張照片，是一枚出土于平壤的青銅官印，上面刻著五個古老的篆字：“樂浪太守章”。
第二張，是一塊在工地上挖出來的漢代磚頭，印著“始元四年制”的字樣。
第三張，是一塊墓碑的拓片，上面記錄了一個叫劉茂的漢朝官員，死后埋在了朝鮮半島的故事。
這三樣東西，都是從朝鮮半島的土里挖出來的，卻都指著同一個地方：中國。
金在吉把它們掛在墻上，不是為了炫耀，而是把它們當成了自己學術生涯的審判官。
他想讓這些沉默的物證開口說話，結果，整個韓國史學界都想讓他永遠閉嘴。
金在吉也曾是“半萬年歷史”的堅定信徒，這是他從小學到大學被灌輸的民族驕傲。
直到那次去中國的學術交流，他親手摸到了那些顛覆他世界觀的東西。
在河南賈湖遺址博物館，他隔著玻璃，看著一支用鶴骨頭做的笛子，那玩意兒有九千年的歷史了。
講解員說，這笛子能吹出完整的七聲音階，旁邊的展柜里，還放著同時期的稻谷化石。
金在吉腦子里“嗡”的一聲。
九千年前，一群他以為還在茹毛飲血的“原始人”，居然已經開始種水稻，吃飽了飯還能吹著笛子開音樂會了。
這畫面跟他腦子里“文明始于文字”的教科書定義，完全是兩碼事。
他當時就懵了，如果文明的起點不是那么算的，那一切都得重新評估。
他想起蘇聯考古學家瓦西里·馬松的一個說法：一個地方，只要出現了不種地、專門搞手藝活的人，那就算進入文明了。
按這個標準，仰韶文化那些薄得像雞蛋殼一樣的彩陶，大汶口那些精巧的玉器，背后得有多少專業的工匠？
中華文明的譜系，恐怕得往前推個幾千年。
這個念頭讓他后背發涼，因為韓國的古代史，是踩著中華文明的時間點建立起來的。
如果“老師”的年齡報錯了，那“學生”的履歷還能是真的嗎？
揣著這個巨大的疑問，金在吉回到了韓國，他像個偵探一樣，開始重新扒拉自己國家的“案底”，只不過他找的不是文件，而是埋在地下的物證。
很快，那三件要命的東西就進入了他的視野。
先說那枚“樂浪太守章”官印。
這東西1931年就在平壤附近出土了，但韓國主流史學界一直對它“選擇性失明”。
金在吉托關系，拿到了中國洛陽出土的漢代官印的高清照片和詳細數據。
他把兩邊的印章放在一起比對，從篆字的寫法、筆畫的粗細，到印鈕的樣式、青銅的成分，簡直就像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這玩意兒根本不是什么“友好交流”的紀念品，這就是漢武帝給派到樂浪郡的一把手發的公章，是中央政府對地方行使主權的鐵證。
再說那塊“始元四年”的漢磚和劉茂的墓志。
2012年，平壤大同江邊的一個建筑工地，挖出了一堆漢代風格的古墓。
墓磚上清清楚楚地刻著“始元四年”，這是漢昭帝的年號，公元前83年。
這個時間點，韓國教科書上寫的還是“古朝鮮”的末期。
也就是說，在他們宣稱的獨立王國時期，漢朝的施工隊已經在這里熱火朝天地蓋房子了。
更直接的證據是其中一座墓的主人，叫劉茂，墓志上寫著他是西漢皇室的后代，官至樂浪太est。
他的墓穴，從朝向、結構到陪葬品的擺放，甚至拉車的馬車車軸間距，都嚴格遵守了漢朝的《周禮》規定。
一個人死后用誰家的規矩下葬，這比什么都說明問題。
劉茂作為一個漢朝的公務員，在平壤上班、生活，最后還用老家的葬禮標準埋在這兒，這背后代表著什么，不言自明。
金在吉拿著這些東西質問他的同行：“我們為了編一個‘獨立自主’的古代史，甚至把‘漢四郡’這段歷史從教科書里抹掉，這到底是研究歷史，還是在制造神話？”
他的研究還不止于此。
他發現，那些韓國人引以為傲的“民族文化”，很多都能在中國的老書里找到原型。
比如被拿去申遺的“江陵端午祭”，又是掛艾草，又是吃粽子，這套流程，跟中國南北朝時期的《荊楚歲時記》里寫的幾乎一字不差。
還有每天都吃的泡菜，那種腌漬發酵蔬菜的手藝，在唐朝的《酉陽雜俎》里，有個名字叫“菹”。
就連韓國的傳統服飾“韓服”，那標志性的右衽、寬袖子，其最根本的版型設計，都能在規定華夏衣冠制度的《周禮》里找到依據。
更別提支撐朝鮮半島農業命脈的水稻種植技術，從犁地的農具到育苗的方法，很多都和漢代農學書《氾勝之書》里的記載對得上。
金在吉的本意不是說韓國文化沒有自己的東西，而是想說明，它是在中華文化這個大樹底下，長出來的一根有自己特點的枝丫。
承認這層關系，不是丟人，是尊重事實。
可當他把這些研究成果公布出來后，迎來的不是學術討論，而是鋪天蓋地的口水。
《朝鮮日報》直接用一個標題給他定了性：“一個把我們都變成中國人的學者”。
一夜之間，他成了“民族叛徒”。
他的書被出版社下架，他在大學的課被停掉，所有的學術會議都把他拉進了黑名單。
學校把他調到一個沒人去的資料室，名為保護，實為流放。
他偶爾去開講座，臺下沒幾個人，還有人站起來指著鼻子罵他。
他就一個人待在那間辦公室里，繼續寫他的東西。
墻上那三張照片，安安靜靜地陪著他。
他說過一句話：“我搞研究不是為了照顧誰的情緒，我只對真相負責。”
金在吉的教職最終被剝奪，他被徹底趕出了韓國學術界。
此后，他只能以一個獨立研究者的身份，在零星的網絡平臺和小型講座上發出自己微弱的聲音。
參考資料：
宗性法師. 《荊楚歲時記》所見南北朝歲時風俗[J]. 中國宗教, 2011(1):2.
石志廉. 《氾勝之書》與漢代農業[J]. 中國農史, 1983(2):6.
[韓] 金在吉. 韓國史：政客與歷史學家的共謀[M]. （注：該書因爭議在韓國被禁，具體出版信息難以查證，觀點主要流傳于其講座和網絡文章）。
段成式. 《酉陽雜俎》[M]. 古籍出版社, 198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洛陽漢墓[M]. 科學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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