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馬家軍悲壯的綏西抗戰

日軍占領東北后，為實現“西進”圖謀，開始重點拉攏寧夏省主席馬鴻逵，企圖以寧夏為突破口，切斷西北與華北的聯系，形成對傅作義部的南北夾擊之勢。

1936年2月，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坂垣征四郎中將親自飛抵阿拉善旗定遠營，與當地親日勢力秘密會晤，密謀設立特務機關，作為滲透寧夏的據點。

消息傳回寧夏省城銀川，馬鴻逵當即意識到事態嚴重。定遠營若被日軍控制，寧夏將直接暴露在日軍兵鋒之下。他立刻派遣省政府秘書長葉森星夜趕赴定遠營交涉，明確要求日方停止一切非法活動，撤出所有人員。坂垣征四郎根本無視中國主權，不僅拒絕了寧夏方面的抗議，反而變本加厲，派遣四名特務攜帶大量宣傳品和軍事地圖，直接闖入銀川，以“游歷”為名，公開向馬鴻逵施壓，威逼利誘其與日方合作。

作為地方實力派，馬鴻逵最看重的是對寧夏的控制權，他既擔心與日軍直接沖突會損耗自身實力，又害怕淪為漢奸遺臭萬年。因此，采取既不接受日方的合作要求，也不與其發生正面沖突，只是下令加強省城戒備，嚴密監視日軍特務的活動，并將其驅逐出境的策略。

同年8月，日軍的滲透行動愈發猖獗。少校羽山帶領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特務，偽裝成商人，攜帶精密偵察設備和詳細軍事地圖，從綏遠臨河出發，沿黃河西岸潛入寧夏，一路秘密繪制地形地圖，收集軍政、交通、資源等情報。

馬鴻逵集團通過地方民團獲悉這一情況后，內部陷入爭論。主戰派認為應立即逮捕日軍特務，彰顯抗日決心；主和派則擔心此舉會引發日軍報復，主張“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其自行離開。最終，馬鴻逵采納了折中之策，命令保安部隊在特務必經之路設卡攔截，以“未經許可擅自入境”為由，沒收其偵察設備和地圖，將其押解回綏遠。這次事件讓馬鴻逵深刻意識到，日軍的滲透絕非偶然，寧夏已成為日軍西進的必經之地，回避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不久后，坂垣征四郎再次飛抵阿拉善旗，邀請馬鴻逵親自前往定遠營會談。這一次，馬鴻逵不再回避，而是派遣寧夏省黨部書記周百煌作為代表，前往定遠營與日方交涉。周百煌在會談中明確表態：“寧夏是中國的領土，寧夏軍民堅決抗日，與日本侵略者勢不兩立！”日方見拉攏不成，惱羞成怒，當即出動兩架飛機轟炸銀川城，投下數枚炸彈，造成城內部分民房損毀，民眾傷亡。日軍的暴行徹底激怒了寧夏軍民，也讓馬鴻逵徹底打消了“避戰”的念頭。他當即通電全國，宣布寧夏軍民將“誓死抗日，保衛國土”，并開始著手調整軍事部署。

1937年秋，西北地區的地方武裝陸續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正規部隊，納入抗日序列：馬鴻逵部被改編為第十七集團軍，馬鴻逵任總司令，下轄第一六八師、騎兵第一旅、騎兵第二旅等部隊，駐守寧夏；馬步芳部組建為陸軍第八十二軍，駐守青海；馬步青部騎兵第五師改編為騎兵第五軍，駐守河西走廊；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改編為陸軍第八十一軍，馬鴻賓任軍長，駐守寧夏中寧、中衛一帶。至此，以馬家軍為核心的西北地方武裝正式融入全國抗日體系，寧夏也成為西北抗戰的重要基地。

為應對日軍可能的進攻，馬鴻逵于1937年冬季在賀蘭山北段的石嘴山地啟動了大規模的防御工事建設。

同時，馬鴻逵還下令在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的范圍內，破壞主要公路和橋梁，切斷交通線，并組織民團在邊境地區巡邏，形成第一道防線。這些防御措施的實施，標志著寧夏軍政當局已從“被動避戰”轉向“主動備戰”，為后續的綏西抗戰奠定了基礎。

1938年5月，日軍在華北戰場取得階段性勝利后，迅速將兵力向綏遠地區集結，先后占領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等重鎮，綏遠大部分地區淪為敵占區。綏遠失守后，寧夏直接面臨日軍的軍事威脅，綏西地區（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鄂爾多斯市西部）成為保衛寧夏的前沿陣地。為加強綏西防務，國民黨中央任命馬鴻賓為綏西防守司令，統一指揮第八十一軍、第十七集團軍部分部隊及地方抗日武裝，承擔綏西一線的防守任務。

馬鴻賓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領第八十一軍主力從寧夏中寧出發，趕赴綏西五原（今內蒙古五原縣）就任。馬鴻賓抵達五原后，當即召集各方軍事領導人召開防務會議，根據綏西的地形特點，制定了“縱深防御、分區防守”的戰略：將第八十一軍第三十五師部署于烏布浪山各要地，依托山地地形構建第一道防線，承擔正面阻擊任務；馬鴻逵應馬鴻賓請求，派遣騎兵第一旅、騎兵第二旅及步兵第一旅前往綏西，歸馬鴻賓指揮，這些部隊被部署在五原至狼山一線，形成第二道防線，負責側翼掩護和機動支援；同時，馬鴻賓在臨河縣（今內蒙古臨河區）設立前線指揮部，由其子馬惇靖擔任參謀長，全面負責前線作戰指揮。

馬惇靖上任后，深知部隊缺乏實戰經驗，當即組織部隊在賀蘭山東北端的烏達（今內蒙古烏海市烏達區）、四意堂等地進行野外演習，重點訓練山地作戰、騎兵突擊和協同防御戰術。他還親自帶領參謀人員勘察地形，在烏布浪山、狼山等地的關鍵山口設置觀察哨，構建通信網絡，確保各部隊之間的聯絡暢通。馬鴻賓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動員綏西各族群眾參與抗日，組織民團協助部隊運送物資、修筑工事，形成了“軍民聯防”的抗戰格局。

1939年夏季，日軍坂垣師團一部（約2000余人）配備汽車、裝甲車和坦克，從包頭出發，沿包蘭公路向綏西進犯，企圖突破馬部防線，直逼寧夏。6月中旬，日軍先頭部隊抵達烏布浪山前沿陣地，向第三十五師第二〇五團、第二〇六團駐守的陣地發起猛烈進攻。日軍憑借優勢火力，以大炮覆蓋馬部防線，步兵在裝甲車的掩護下發起沖鋒。馬惇靖接到戰報后，立即親臨烏達鎮前線指揮，他深知硬拼無法抵擋日軍的火力優勢，當即下令部隊：“依托防御工事發揚火力，待日軍靠近后再發起反擊，同時派遣部隊迂回側后，打亂日軍部署?！?/strong>

按照馬惇靖的命令，第二〇五團在正面陣地頑強阻擊，利用碉堡和塹壕的優勢，集中輕重機槍火力，給日軍造成重大傷亡；第二〇六團團長馬奠邦則帶領一個營的兵力，利用烏布浪山的丘陵地形，迂回至日軍側后，在距離日軍陣地約500米的地方突然發起攻擊。日軍猝不及防，陷入前后夾擊的困境，部分日軍士兵尚未從裝甲車上下來，就被馬部士兵擊斃。

雙方在近距離展開激烈的肉搏戰，馬部士兵憑借熟悉地形的優勢，與日軍展開殊死搏斗。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日軍終于支撐不住，被迫后撤。此役，馬部共擊斃日軍300余人，繳獲汽車兩輛、坦克一輛及一批武器彈藥，取得了綏西抗敵的首場勝利。

1939年秋后，傅作義率領第三十五軍重返綏西，成立第八戰區副長官部，籌劃反攻包頭的行動。傅作義與馬鴻賓、馬鴻逵商議后，決定采取“圍點打援”的戰術，以馬部和騎七師牽制綏西日軍，傅作義部主力則襲擊日軍在包頭的據點，以牽制華北日軍兵力。

12月下旬，包頭戰役打響，傅作義部第三十五軍突入包頭城內，與日軍展開巷戰，共殲滅日軍千余人，燒毀日軍軍事物資倉庫數座，有力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馬鴻賓部則在綏西沿線積極配合，多次襲擊日軍運輸車隊，切斷日軍補給線，為包頭戰役的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包頭戰役的失利讓日軍惱羞成怒，為報復傅作義部，同時徹底打通西進通道，日軍于1940年1月從張家口、太原、大同等地調集綏蒙第六團、第二十六團等主力部隊，共計三萬余人，配備汽車千余輛、大炮數十門和飛機十余架，在偽蒙軍四個師的配合下，由黑田師團長統一指揮，向綏西五原、臨河一線大舉進犯。面對日軍的重兵圍剿，綏西軍民采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策略，以運動戰與日軍周旋。

根據戰前部署，騎兵第七師門炳岳部在西山嘴（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西山嘴鎮）、馬七渡口（黃河沿岸重要渡口）阻擊日軍，隨后轉向黃河東岸，威脅日軍左翼；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及馬鴻逵部騎兵第一旅在烏布浪口、烏達一帶設置陣地，正面阻擊日軍，待日軍深入后轉入狼山，威脅日軍右翼；傅作義部第三十五軍集結于五原西北的沙漠地帶，作為機動部隊，伺機打擊日軍；其他地方武裝則利用有利地形，不斷騷擾日軍，疲憊敵人。各部均以寧夏為后方基地，由寧夏省政府負責后勤供應，確保糧食、彈藥和醫療物資的運輸。

2月1日，日軍分兩路向馬部和騎七師陣地發起總攻。在烏布浪口陣地，日軍先以飛機和大炮對馬部陣地進行狂轟濫炸，整個陣地瞬間被硝煙籠罩，工事遭到嚴重破壞。隨后，日軍以坦克和裝甲車為先導，引導步兵向馬部陣地沖鋒。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師長馬騰蛟親臨前線指揮，命令部隊奮起還擊，士兵們冒著日軍的炮火，從殘破的工事里探出身子，用步槍、機槍和手榴彈頑強阻擊日軍進攻。雙方激戰數日，馬部陣地多次被日軍突破，又多次被士兵們拼死奪回，陣地上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日軍久攻不下，竟違背國際公約，使用芥子氣等毒氣彈。馬部士兵缺乏防毒設備，吸入毒氣后紛紛出現頭暈、嘔吐、呼吸困難等癥狀，戰斗力大幅下降。2月3日夜間十一時，日軍利用馬部士兵戰斗力減弱的機會，集中兵力突破了第三十五師一團駐守的陣地。馬騰蛟得知后，立即派兵增援，但日軍已在陣地站穩腳跟，增援部隊遭到日軍猛烈火力阻擊，傷亡慘重。次日清晨，馬鴻賓從五原前線指揮部趕到烏布浪口，看到陣地殘破、士兵傷亡過半的慘狀，悲痛不已，但他仍鼓勵士兵們：“為國捐軀，死而無憾！我們一定要堅守陣地，為友軍反擊爭取時間！”

在馬鴻賓的激勵下，馬部士兵再次發起反擊，予日軍以重創。但此時，日軍另一路部隊已突破四意堂陣地，并迂回至馬部右翼，形成包圍之勢。為避免更大的傷亡，馬鴻賓被迫下令部隊后撤。在撤退過程中，馬部遭到日軍地面部隊的追擊和飛機的掃射，士兵們在沙漠和丘陵地帶艱難跋涉，許多人因饑餓、缺水和傷病倒下，最終只有少數人成功突圍，轉入沙漠地區休整。此役，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傷亡達7000余人，騎兵第一旅傷亡2000余人，綏西防線遭到嚴重破壞。

馬鴻賓得知部隊損失慘重后，立即從五原趕赴寧夏磴口，收容潰散部隊，并迅速聯系馬鴻逵，請求支援。馬鴻逵立即從寧夏抽調兵力，補充給馬鴻賓部，并運送大量糧食、彈藥和藥品。在寧夏軍民的支持下，馬鴻賓僅用一周時間，就將潰散的士兵重新組建為兩個團，補充了裝備和物資。休整數日后，由旅長馬培清率領，重返綏西，與傅作義部協同作戰。

日軍占領五原后，留下一個聯隊及四個師的偽蒙軍駐守河套地區，主力部隊則繼續向西推進，企圖進攻寧夏磴口。馬鴻逵得知后，立即下令加強石嘴山、磴口的防御，組織民團協助部隊防守，并動員寧夏全省民眾籌集糧食、物資，支援前線。同時，傅作義部第三十五軍在五原西北的沙漠地帶休整，伺機發起反攻，雙方陷入對峙狀態。

1940年3月，隨著全國抗戰形勢的好轉，傅作義決定發動反攻，收復五原。他與馬鴻賓、馬鴻逵商議后，制定了詳細的反攻計劃：以第三十五軍為主力，從五原西北的沙漠地帶出發，突襲五原城；第八十一軍進入伊克昭盟黃河南岸的達拉特旗一帶，構筑防線，阻擊從包頭增援的日軍；馬鴻逵部騎兵第二旅則在臨河一帶活動，牽制當地偽蒙軍，配合主力行動。

3月20日深夜，傅作義部第三十五軍在夜色的掩護下，兵分三路向五原城發起突襲。城內日偽軍毫無防備，陷入一片混亂。馬鴻賓部第八十一軍則在達拉特旗的黃河沿岸構筑堅固防線，嚴陣以待。3月21日拂曉，第三十五軍突入五原城內，與日偽軍展開巷戰。經過兩天兩夜的激戰，第三十五軍全殲城內日偽軍，收復五原城。

在一次夜間突襲中，馬鴻賓部突擊隊潛入日軍營地，燒毀日軍汽車十余輛，繳獲大量糧食和彈藥，擊斃日軍200余人。日軍惱羞成怒，集中兵力向第八十一軍陣地發起猛攻，但馬部士兵依托防御工事，頑強阻擊，日軍多次進攻均被擊退。經過一周的周旋，日軍不僅未能突破第八十一軍的防線，反而損失慘重，被迫放棄南線增援計劃，從昭君墳一帶渡河北撤。

日軍撤退后，馬鴻賓部立即向黃河以南的偽蒙騎兵發起進攻。偽蒙軍本就是烏合之眾，看到日軍撤退后，士氣低落，不堪一擊。馬部士兵乘勝追擊，先后攻克偽蒙軍駐守的多個據點。經過一個多月的數次戰斗，除柴登臺由傅作義部攻克外，其余偽軍據點均被馬部掃除，伊克昭盟東北的大西灘地區全部收復。

在綏西戰役的最后階段，馬鴻賓部與傅作義部密切配合，在五原、臨河、達拉特旗等地多次重創日軍，共殲滅日軍萬余人，擊斃日軍水川伊夫中將（日軍綏西方面軍指揮官），繳獲大量武器裝備和軍用物資。包頭以西至黃河以南地區的日偽勢力被徹底肅清，綏西戰役取得全面勝利。此次戰役，不僅挫敗了日軍西進的企圖，鞏固了西北抗戰后方，更牽制了華北日軍的大量兵力，為全國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3年底，隨著全國抗戰形勢的變化，綏西地區的防務移交傅作義部負責，馬鴻賓奉命率第八十一軍返回寧夏中寧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