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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 | 撰文
又一 | 編輯
近期,一個在國內許久不被提起的賽道又重回業內視線。契機則是一樁國外的天價收購。
11月20日,雅培宣布成功收購癌癥早期檢測公司Exact Sciences。根據協議條款,Exact Sciences股東將獲得每股105美元的普通股,總股本價值約為210億美元。
Exact Sciences是IVD(體外診斷產品)領域的公認龍頭。多名業界人士表示,這家公司產品好、行業影響力大。其商業成功的核心來源是一款名為Cologuard的結腸癌早篩產品,作為非侵入式CRC篩查方式,進入了“美國醫保”Medicare。
這也讓經歷了最近幾年資本退潮期的分子診斷類行業乃至NGS(二代測序)子領域看到了些許希望。這一領域,一直處于“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雖然臨床價值有目共睹,但投資人興趣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如今該類企業的商業模式大多趨近“賣水”,沒法走出爆發式指數級增長的花路。
“這個領域的故事,在國內沒法講得特別大。”一名產業從業者這樣描述高端診斷類企業在拉投資時的尷尬。
正因如此,收購才會被看成是一條更好的路。發起收購的企業都是有耐心做長線服務的,沒有“爆紅”訴求,看重產品在臨床上的戰略價值,也因此往往能給出更好的估值。
而同一條消息,在國外人心鼓舞;國內從業者則只感到唏噓。
如果說診斷類企業在國外只是遇冷,那在國內的境況則可稱為艱難求生。
就在收購發生當日,燃石醫學發布了今年第三季度業績公告:實現營收1.3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經營現金凈流入為1640萬元,繼2024年第四季度后第二次實現現金流轉正。盡管如此,公司在這一季度依然處于虧損狀態。
一些投資人冷靜的表示:“燃石現金流為正意義不大,它還在勉力支撐。”但它業內的同行,卻為“昔日的競爭對手”這一“微弱的好消息”感到鼓舞。
因為,這個行業其它更多的企業,幾乎全是壞消息。
臻和科技在2022年NGS的癌癥預后及監測市場的市場份額為30.2%,排名第一,但依然在2023年沖擊港交所IPO時報表累虧25億,并最終撤回上市申請;曾市值14億美元的泛生子因股價下跌,已不得已退市;“早篩第一股”諾輝健康更是因造假丑聞全面崩塌。
這些企業都屬于高端分子診斷IVD,核心聚焦于腫瘤檢測,并以NGS等或復雜分子檢測方法作為主要解讀手段。
一度,在國外成熟且有巨大體量的高端分子診斷賽道,也讓國內投資、產業界充滿希望,前幾年一度火熱。但近兩年比其它賽道更深的進入寒冬,盡管每家企業式微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背后存在著共通的壓力:資本環境的變化、監管手段的缺位、市場普及的難做。
這條曾得到萬人助力的賽道,那些最早入局的企業,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以自身的存亡為代價,做了大量的醫學研究支持,成了第一批教育市場的“先驅者”。而賺到錢的卻是沒有做醫學市場投入,而是率先拿證、有產品,靠低價策略,瞅準機會入局的企業。
這個賽道,蛋糕還沒有做大,卻涌出一大批切蛋糕的人。最悲壯的是:做蛋糕的和切蛋糕的,還不是一批人。
而那些“先驅者”,如果熬過這場寒冬,會吃到螃蟹、避免成為先烈嗎?
做了教育,丟了市場
高端分子診斷作為臨床應用中的新生事物,在國內外都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市場教育和推廣階段。
以燃石醫學為例:公司2022-2024年銷售費用分別為3.7億元、2.5億元、1.9 億。盡管隨著普及度提升,費用逐年遞減,但對于一家還未扭虧的公司而言依然沉重。
同時,由于分子診斷仍屬藍海,不少已有穩定商業化路徑的公司依然不會在此項上松懈。國外龍頭企業Guardant Health雖然在今年三季度收入已突破10億美元,但在2024年銷售費用依然高達1.801億美元,主要用于增強新醫生渠道和老醫生粘性。
和很多創新藥企業一樣,這些有自主研發產品的企業,會通過舉辦學術會議、開展多中心臨床研究、發表論文等方式傳遞的產品臨床價值。為了推廣自家的大Panel試劑盒,世和基因參與發表近400篇學術論文,總影響因子超2000分,幾乎可以支撐國內高校幾十個教授的五年科研指標。
但不同的是,分子診斷類企業的銷售還要面向公眾。據一名曾在該類企業市場部門工作過的人員回憶,公司非常重視在互聯網平臺投放相關信息。“比如科普基因檢測的原理、解釋NGS 檢測對精準治療的意義等,大部分是以直播或短視頻的方式。”
“就二代測序而言,從最早的大panel、到伴隨診斷,再到早篩產品,經歷了一波市場認知的改變。”一名產業投資人說。
在商業化應用的早期,醫生們主要停留在科研了解的階段;而后,企業開始將NGS技術與靶向藥物對應,推出伴隨診斷產品,因為直接關乎治療方案,因此醫生認知度明顯提升;后來,企業又將目標人群擴大到無癥狀或高風險人群,從醫生教育轉換到患者教育。
可以看出,無論是國內外企業,在市場教育上都很用心,但實際效果卻很不一樣。
在美國,市場教育只是為了將傳統手段“以舊換新”;而在國內,大部分患者原本就沒有檢測習慣。上述投資人以腸癌篩查為例:美國中老年人的十年內腸鏡檢查覆蓋率高達60-70%,而在中國,50歲以上的高危人群中接受腸鏡的檢查甚至不足15%。“醫生更不會費心推薦,沒有動力也沒理由讓患者去消費更高價值產品。”
費用也確實是主要阻礙因素:在美國,很多分子診斷產品都由醫保和商報報銷;而在中國并不存在這種機制。
而另一方面,由于大眾對分子診斷的認知和需求提升,但醫院等具有專業知識的機構并不會主動參與選擇決策,這就造成了:行業門檻變低,企業靠營銷和低價瘋狂競爭。研發產品、完成全產業鏈閉環成了吃力不討好的事,一邊是辛辛苦苦做醫生和患者教育的企業,另一邊瞅準時機沖出來“切蛋糕”的第三方醫學檢測(LDT)公司涌現。
由于大多數第三方醫學檢測跳過了產品的臨床用途,因此也少了很多產品的性能測試環節,在準確性和穩定性上難以把關。上述從業者也以某LDT公司“以不超過3000元完成NGS腫瘤檢測”舉例,認為同類型產品“比較粗糙”。
監管的灰色地帶
在我國IVD早期的發展歷程中,就出現過監管規則混亂,產品質量混雜的現象。尤其是PCR領域,監管層多次修訂行業規范,明確實驗室和人員資質要求,最終才讓行業步入有序發展的正規。
而對于技術手段更復雜、類型更豐富的NGS類檢測,市場上卻缺少相應的規范:法規上,企業只需要具備PCR實驗室資質即可。但事實上,NGS是一種需要結合數據科學和醫學解釋的技術,傳統對環境和操作的把控并不足以生產出合格的NGS產品。
NGS難于管理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品類繁多,需求不一。比如:如果要用于伴隨診斷,則要求高度關聯某類治療藥物,那么檢測需要針對性驗證;而如果是大panel則更為繁瑣,需要證明每個靶點的可重復性和臨床關聯。
缺乏監管的統一標準,其直接后果就是難以報證,難以報證,就無法以正規渠道銷售產品。
早期,行業缺乏放證渠道,因而誕生了“樓道收費”的亂象;而現在,即使企業可以申報,但拿證依然是一件很難的事。
泛生子首席醫療官胡云富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由于中國藥監部分會重點考察產品的衛生經濟學評分,避免過度檢測,因此獲批的都是“小而準、用途清晰”的小panel。目前,獲得國家藥監局批準的NGS腫瘤試劑盒能檢測的基因不超過10個。
上述從業者以業內同行舉例:一家企業的產品,檢測覆蓋大約300多種過敏源。“在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一年還能做六七千萬的收入。但來到內地,就報不了證,因為檢測內容太多。報不了證,在中國就沒人敢推、沒人敢賣。”
事實上,國內的NGS產品在質量上并不比國外的差。很多企業都得到了行業內合格證書和海外標準的背書,但想要在院內合規推廣,這些證明并不會起太大作用。
最終,這些報不了證的企業只能靠第三方企業的外送。“在骨肉瘤、胰腺癌這些小眾領域,連鎖普檢第三方檢驗所做的都比較粗糙,但之前專業做NGS的公司會有各自產品的打磨。”
在院內市場無法推廣,企業便做不了高質量大規模的真實世界研究,這也進一步增強了公眾及監管方對NGS領域的不信任感。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盡管由于監管的灰色,NGS類檢測產品被耽誤了一些發展時機,但好在這一塊空缺正在慢慢被填上。
6月,國家藥監局發布《二代基因測序相關體外診斷試劑分類界定指導原則》,明確測序反應通用試劑與文庫構建試劑可組合申報第三類 IVD 注冊,同時要求企業核查現有產品注冊分類合規性。
沒有集采,卻受集采影響
和創新藥不同,高端分子檢測領域并沒有直接受集采影響。但不斷降低的治療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患者對檢測類產品價格的接受度。
“在過去,治療肺癌的藥物可能一年也有花30、40萬,大家覺得花1萬塊錢做基因檢測也沒什么;但現在,治療一年可能只需要3000塊錢,那大家可能就會選擇盲吃,吃不好就算了,反正便宜。”集采后,即使是一些自費藥物,價格負擔也大幅下降,從而削弱了精準檢測在決策中的優先級。
無論是伴隨診斷還是早篩,檢測類產品建筑其上的藥物經濟學邏輯是“花小錢省大錢”;而現在,一降再降的藥品價格讓動輒幾千上萬的檢測費用格外刺眼。
最終,國內的相關企業也和創新藥企業殊途同歸,選擇將海外作為下一個舞臺。艾德生物則在全球鋪開100多家經銷商,并主攻日韓市場;世和基因的世和一號也在今年獲得FDA批準,成為首款在中美歐三地獲批的腫瘤基因檢測產品,
但涉及基因的檢測類項目本就具有高度數據敏感性,海外市場尤其注重基因信息保護、患者同意書、跨境數據傳輸等合規性要求,也對國內企業提出了技術以外的要求;且近年全球的醫療支付模式都在向全民降價的方向靠攏,因此出海空間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但至少證明了本土企業擁有的全球競爭力。
在上述從業者看來,未來高端分子診斷行業依然要借助大型企業的能量。
“未來醫學的發展方向就是診斷和治療無法分開。最典型就是沒有PSA篩查,前列腺癌患者從哪里來?這就是一些MNC這兩年在做的事。”他也坦言,目前雖然融資難,但依然因為檢測行業的臨床剛需,有大藥企對公司產品感興趣,并通過合作協議解決了現金流問題。
近幾年,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診療一體都呈現出顯著趨勢:目前,不少臨床試驗出于提高成功率的考慮,都已采用基于分子分型的研究方案,意味著未來診斷與治療的綁定將越來越深度,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大藥企把精準治療嵌入自己的治療生態中。
也許,在醫生、患者,以及監管方都在適應基因檢測這一新興賽道的日子里,診斷類企業和藥企的需求如何合規、有效地銜接才是過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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