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濟南的十月底，風已經帶刀。四里山（那會兒還沒改名叫英雄山）上，枯黃的松針踩下去“嚓啦”一聲脆響，像誰在提醒：腳步輕點，底下睡著人。毛主席那天沒穿大衣，只一身舊中山裝，風把褲管吹得貼在腿上，顯出一副長腿骨架子。許世友跟在旁邊，想攙，被輕輕甩開——“不用，我認識路。”一句話把二十年前蘇區夜路的記憶都勾回來了。
墓碑其實不高，青石碑額上“黃祖炎”三個字還是他自己的筆跡，1938年延安告別時，他順手寫了留作紀念，誰料真成了碑。主席蹲下去，袖口蹭到泥土，手指順著筆畫描，像給老熟人正正衣領。旁邊人只聽見一句：“祖炎，我來了。”聲音不高，卻像把整座山按了暫停鍵，風不吹，鳥不叫，連松針都懸在半空。
沒人敢催，時間被拉長成舊膠片。遠處濟南城的電車喇叭、小販吆喝，隔著一層霧傳過來，像隔世。主席忽然想起什么，回頭問：“他閨女多大了？”答：“虛歲十四。”點點頭，沒再說話。那一刻，他大概把“勝利”兩個字重新掂量了一遍——勝利不是慶功酒，是欠下的賬：有人埋單，有人賒賬，有人一輩子還不上。
下山時，腳步明顯沉。許世友憋了一路，終于開口：“主席，給山改個名吧，四里山聽著太小氣。”毛主席停住，掏手帕抹了把額頭的土，喘口氣：“也好，就叫英雄山。埋了這么多娃，不能連個像樣的名都不給。”沒有鼓掌，沒有儀式，一句話，山就換了姓。后來濟南人晨練、跳廣場舞、帶孩子放風箏，嘴里念叨“去英雄山”，沒人再想起原來那個地理課本上的“四里山”——名字一旦沾上血與火，分量就再不一樣。
回專列前，主席在山腳回頭望。暮色壓下來，碑頂最后一道反光像眨眼，一閃，滅了。身邊人記得，他那天再沒提黃河大壩、趵突泉水位，只交代了一句：“把烈士陵園修一修，別讓人來了找不到路。”車開動了，車窗外的山影迅速退成一條墨線，像把舊刀收進鞘。
后來很多年，濟南老市民總愛跟外地客人多嘮一句：“英雄山那塊碑，毛主席親手摸過。”聽的人點頭，卻未必懂——那一摸，不是領袖給烈士的榮耀，是幸存者給亡友的擁抱：我還活著，你別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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