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四川挖出了一具女尸，鑒定后確定她是中央一直在找的人

1975年春末，歌樂山金剛坡一帶正在平整梯田。鐵鍬剛觸到半濕黃土，鏗然一聲，露出一副銹跡斑斑的手銬。隨行的社員心里一咯噔，繼續小心刨開十幾厘米的表土，半具保存完好的女尸顯現出來。不到一小時，公社、縣里、省里一路上報，工地被封鎖，刑偵、軍代表、黨史研究人員紛至沓來。誰也沒料到，這具女尸牽出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樁迷案，更牽出了重慶地下黨英烈楊漢秀的全部生平。

法醫鑒定先行：死者約三十多歲，勒痕明顯，關節僵直卻沒有骨折，顯然死前飽受捆縛但未遭大規模肢體酷刑。最醒目的證據是手銬——警方檔案庫只有軍統特制的那一批鋼鑄樣式。現場還找到一小片綢布殘片，上面繡著“銘”字。與此同時，市公安局調出1949年失蹤名單，名字很快鎖定：楊漢秀，字吳銘。

講到楊漢秀，就繞不開一個熟悉的川軍名字——楊森。1920年代，楊森在川東盤踞，夜夜笙歌。楊森的二弟也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他膝下的女兒便是1912年出生的楊漢秀。家族顯赫，本應錦衣玉食，但楊家小小姐從小就與圖書、報紙為伍，對傭人從不派頭，鄰里都說“小漢秀一點不像地主娃娃”。14歲那年，她在成都初次見到從歐洲戰場歸來的朱德。朱德講“窮人要翻身”的道理，少女聽得目不轉睛，自此埋下革命火種。

內心的火星并未因家庭阻撓而熄滅。抗戰爆發前夕，楊家給她定了一門門當戶對的親事，她卻當眾退婚，轉而和貧寒的小學教員趙致和自由結合，引起川東坊間一陣哄動。“楊家小姐瘋了”的風言風語充斥茶館，她卻泰然處之。更出格的是，1937年丈夫因病去世，她安頓幼子后，獨自踏上通往陜北的漫長驛道。九個半月，雙腳磨出血泡，進延安的那天，她被警衛誤認作逃荒婦女，直到朱德驚喜地喊出她的小名，“秀娃，你真來了”。

在延安，她改名吳銘，寓意“銘心革命”。訓練、紡線、寫報道，任務一樣不落。組織擔心她的出身影響安全，一直未批入黨。她平靜答道：“什么時候組織考驗夠了，什么時候再談證書吧。”1942年春，她終于拿到黨證，小小紙片輕輕一疊，卻比楊家萬貫家財更沉。

抗戰勝利后，中央決定利用她與地方軍政上層的特殊關系，回川做統戰策反。1946年初，她隨周恩來飛抵重慶，短暫停留紅巖后潛回渠縣，以變賣田產所得建立秘密交通站。諜報嗅覺靈敏的軍統很快盯上她，1947年5月首次逮捕。嚴刑拷打面前，她沉默以對。探監時，16歲的兒子紅著眼圈，她低聲囑咐：“別怕，媽不后悔。”區區十一個字，后來成了兒子一生的座右銘。

幾個月后，因為證據不足，她被“取保”放出。可自由不足百日，第二次逮捕旋即而來，這一次地點在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狹小潮濕的女牢里，難友們餓得頭暈眼花，她得到仍由楊森親信黑市輸送來的罐頭、藥品，總是分給大家。看守威脅她：“再鬧，就讓你二伯都保不住你。”她冷笑一句：“好，我等著。”

1949年4月，山城學潮風起云涌。楊森眼見大勢已去，冒險把她“保外就醫”，監視卻一步也沒松。她抓緊每一次與楊森碰面的機會勸其起義，“舊賬一筆勾銷，別再錯下去”。楊森搖頭：“共產黨是不會留我的。”對話至此戛然而止，兩人緣分走到盡頭。緊接著的“九二”大火徹底撕開表面平靜。火災真相撲朔迷離，新聞鋪天蓋地。楊森企圖甩鍋，一紙密令落到特務手中，名字赫然寫著楊漢秀。

9月17日深夜，軍統汽車停在她借住的民房外圍。鄰居只聽見細微爭執聲，然后就是發動機轟鳴。她被壓在后座，麻繩緊勒，五分鐘氣息全無。尸體被塞進破麻袋，車子開到歌樂山偏僻山坳，匆匆掩埋。報紙訃告一句未提，她就此在人間蒸發。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多次發電臺打聽“吳銘”下落。解放軍接管渣滓洞時只找到她曾用過的工作證件，再無其他線索。幾十年過去，檔案塵封。直到1975年那把銹手銬重見天日，謎團才被重新打開。公安系統把殘存的老軍統文件、在押特務供詞、手銬編號一一對照，遺骸DNA與她健在的后人血樣吻合，塵埃終于落定。

烈士遺骨于1976年春安葬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碑文只有十個字：楊漢秀，革命烈士，1912—1949。川東鄉親自發送行隊伍，山路蜿蜒數里。有人感慨：“曾經的小姐，最終還是把命還給了百姓。”遺憾的是，她來不及看到故鄉解放，也未能親眼見證楊森晚年在臺灣的悔恨獨白。

今天留下的檔案頁數并不多，可供研究者追問的細節也有限。然而從少女聽朱老總講北伐，到烈士仗義分罐頭，再到山間無名墓穴，諸多片段拼湊出的形象依舊鮮活——一位自覺擺脫家族枷鎖、始終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女性共產黨員。她用短暫三十七年完成了蛻變，也用最后一次沉默守住了同志與情報。歌樂山的風吹過，林間鳥聲里，仿佛還能聽到她在對難友說：“只要信念在，痛苦總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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