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30日清晨,西貢上空的最后一架美軍直升機掠過總統府尖頂,留下一陣急促的旋翼聲。街頭的歡呼、逃亡與迷茫瞬間交織,然而在河內,黎筍卻盯著地圖,默念著一個更遠大的坐標——整個中南半島。就在這一天,胡志明去世已六年,他那份在1965年寫下的遺囑仍被妥帖地鎖在越共中央檔案室里,字里行間透著一句關鍵話:“越南要成為主宰印支的強國。”統一后的越南,終于有機會打開那把鎖。
統一本身并不意味著野心終止,相反,它常常是擴張訴求的起點。越南的精英層很清楚,若想真正主宰印支,先要在意識形態上確立“天然領導者”的正當性。于是,1951年已被拆分的印支共產黨被重新包裝成“同志加兄弟”的口號,河內派出的軍事顧問、宣傳干部與醫生,陸續出現在老撾的川壙高原和柬埔寨的貢布省。對外解釋是“支援革命”,對內卻被解讀為“提前插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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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拉回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彌留之際,輕聲提醒身邊助手:“不要在大國之間選邊。”助手哽咽回應:“主席放心。”但兩年后,中蘇裂痕全面公開,黎筍果斷倒向莫斯科。試想一下,一旦獲得蘇聯核潛艇與軍援背書,越南揮師湄公河似乎只是順水推舟。
1978年圣誕節前夜,越軍在金棋江一線集結二十萬兵力,對柬埔寨發動突然攻擊。凌晨四點,越南第4軍軍長對副官說了一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半島之南,只能有一種語言發號施令。”十余天后,金邊城門洞開,韓桑林政府應聲而立。蘇聯、東德、保加利亞火速承認新政權,海參崴的軍港禮炮連響三聲,表示祝賀。
不過,老撾與柬埔寨并非棋盤上可以任意擺弄的紙片。金邊失守才三十多天,曼谷、吉隆坡、雅加達便同時對外發表聲明,措辭罕見地一致:絕不接受“區域霸權”。另一邊,北京則作出直接回擊。1979年2月17日,廣西邊境炮火驟起,對越自衛反擊戰打破了河內對半島局勢的絕對控制。越軍前線參謀私下抱怨:“沒料到會來這么重的一拳。”
軍事壓力之外,經濟代價更沉重。越柬戰爭最激烈的幾年,越南國防預算占政府支出的六成,通貨膨脹率突破450%。河內市面上,“五百越盾買不到半公斤大米”的抱怨此起彼伏。蘇聯的援助雖然源源不斷,但轉手就被戰爭消耗,民生幾乎無所著落。不得不說,戰爭紅利往往轉瞬即逝,長期負擔卻像鉛塊一樣吊在腳踝。
與此同時,老撾的“特殊關系”模式仍在悄悄推進。1977年簽署的《越老友好合作條約》表面強調“共同防御”,實則讓越南軍事顧問進入萬象各部委。萬象電臺深夜節目甚至開始播放河內錄制的廣播劇,宣傳稿里頻繁出現“印度支那一家親”的口號。外界看得明白:這是在老撾復制柬埔寨劇本,只不過方式更溫和,節奏更緩慢。
1986年夏天,黎筍在重病中離世。越共中央很快意識到,若繼續沿著戰爭—膨脹—孤立的軌跡前行,越南將被拖向深淵。年底召開的第六次黨代會拋出“革新開放”,核心戰略是經濟優先、外交松綁。會議上一位青年代表低聲調侃:“打仗不掙錢,還是要做生意。”整場會場先是竊笑,隨后卻陷入沉思——一場持續十余年的戰略收縮由此拉開帷幕。
1990年8月,撤軍柬埔寨計劃實施完畢;次月,中越高層在成都面對面坐到了一張方桌上,緊張卻務實。談判間隙,雙方各自的秘書只交換了一句客套話:“雨后路滑,小心臺階。”這一細微瞬間,宣告了長達十三年的對立被正式封存。隨后的關口更關鍵:越南逐步放松對老撾的部隊掌控,到90年代末,駐老撾顧問壓縮九成,僅保留訓練團隊。
回望越南百余年歷史,它的“印支情結”既有19世紀吞并老撾、柬埔寨的短暫輝煌,也有法國殖民時期被迫同處一個聯邦的遺緒。殖民者離去后,胡志明與黎筍都想在舊骨架上涂抹新顏色:先是社會主義解放,接著是“天然領導”。然而地緣政治從來不是單選題,中南半島三國、再加上中蘇美局外人,關系猶如多邊拉鋸。只要越南一味追求“主宰”,其他玩家就會尋找平衡,形成合圍。
走到21世紀的今天,越南的對外政策已更重視“多方牽制”,避免舊夢想再次觸發周邊聯手抵制。胡志明的遺囑仍靜靜躺在檔案室內,那句“主宰印支”讀來依舊鋒芒畢露,卻也提醒后來者:地理位置不會改變,鄰里結構也難以改寫,真正的區域影響力,靠的未必只是軍事與意識形態,更在于能否找到共贏的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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