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要素市場，存在城市“鄙視鏈”？

“數據要素全國大洗牌！一線城市搶樞紐，二線城市搶品類？

2025年的中國城市，表面上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涌動。

在看不見的“數據鏈路”之下，一場新的城市級戰爭已經悄然打響。不是為了招商引資，不是為了地鐵線路，不是為了新興園區的命名權，而是——為了在“數據要素價值鏈”中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

過去三年，數據要素改革還在“能不能做”“誰來試點”的初級階段徘徊；而今，游戲規則已變：誰能接住國家級制度紅利？誰能把數據轉化為產品、服務、解決方案？誰能搭建流通、治理、應用的基礎設施？這些問題是由各城市的工程化能力、產業基礎和制度協同力來回答。

城市進入數據要素精細化分工的新時代

2025年11月6日，北京全面啟動數據要素綜合試驗區建設，以“一區三中心”戰略定位搶占數據發展制高點。同日，全國首個“數據元件專區”正式在鄭州上線運營。這兩件看似不相關的城市事件，卻在無形中標志著同一個拐點：中國數據要素改革正在進入“城市精細化分工時代”。

如何理解這個變化？在連續幾年的政策中或許能看出些端倪。

2022年，明確提出“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要求建立“數據產權、流通交易、要素定價、治理安全”四大制度體系；2023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明確國家要構建全國一體化數據體系；進一步對數據跨境流通、數據加工處理、公共數據開放等提出更硬性的合規要求。

政策框架愈發清晰，但真正讓“城市競爭”成為現實的，卻是另一個核心變量：數據要素產業鏈過長，不可能靠一個主體吃下全部環節，必然要出現更為明確的分工體系，而中國城市也勢必要選擇合適自己的路徑。這也是中國數據要素改革在2024年開始出現的重大變化：政策不再主導分工，而是城市能力反過來決定分工。

那么問題來了，每個城市到底該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

拆解三條路徑背后的城市分工、能力與博弈

政策紅利之外，中國各地政府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數字化轉型多重需求疊加的推動下，將“數據要素”視為新的戰略積累點。

各個城市在這個風口上的選擇，是路徑分化，更是城市背后綜合能力的博弈較量。

北京選擇做數據治理和流通樞紐，承擔全國一體化的數據管線職能。鄭州選擇把具備行業價值的數據打造為標準化元件——數據標簽、結構化資產、可復用模塊，從而形成全國供應。與此同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也在探索布局第三條路徑：利用本地產業密度、企業聚集優勢，發展數商生態，將數據能力轉化為行業解決方案和服務。三條路徑交織，勾勒出中國下一階段數據要素競爭的城市格局，也意味著數據價值不僅僅是一次性交易，更是長期積累與結構化分工。

先看北京。從作者個人角度來理解，對于北京更多的關鍵詞應該聚焦在全局性比如國家數據局掛牌在北京，多數中央部委的信息系統長期由北京主導；全國公共數據匯聚、央企的大部分數據歸集節點、部委業務鏈路都集中在北京。這也意味著北京具備天然的“數據樞紐屬性”。

從政策端看，北京建立的“一區三中心”體系，并非概念化表達，而是對全國數據要素體系進行結構化承接。其內容涵蓋“數據治理中心、數據流通中心、數據創新中心”，其功能類似于一個全國級的“數據交通總樞紐”。從實際運行機制來說，未來北京將承擔類似“國家級數據高速公路管理局”的角色，負責跨省域數據流動的調度、安全治理、標準統一、數據分類分級的政策落地等關鍵環節。這類工作需要極強的制度協調能力，而這正是北京最擅長的部分。

北京不是做“交易”而是“調度”，是搭建管道、制定規則、管理通道，是最基礎也是最難被替代的部分。

再看鄭州。與北京截然不同，鄭州選擇的另外一條路徑，不是做標準，也不是做跨域治理，而是用最快的速度切進“最容易產品化的品類賽道”。例如金融風控、信用評估、物流監測、人口流動分析等，都是鄭州在產業上具有深厚積累的領域。

因此鄭州選擇把數據做成“元件”。所謂“元件”，并不是指簡單的數據包，而是一種已經處理過、結構化、可復用、可直接嵌入業務系統的“可組合產品”。例如一個金融風控元件可能包含：企業注冊信息、涉訴情況、納稅記錄、經營指標、信用特征等；一個物流風險監測元件可能包含GPS信息、軌跡異常模型、車輛保養狀態等。這些元件背后是大量的數據清洗、合規處理、標簽體系構建、模型訓練等等，并需要具備典型的“工程化能力”屬性。

鄭州通過聚焦元件賽道，不僅降低了數據使用的門檻，也為全國產業方提供了標準化、可交易的數據產品。這種方式的核心是“可規模+可組合+可復用”，讓數據真正成為基礎設施級別的生產要素。

更值得關注的是，鄭州的路徑與國家政策并不矛盾，甚至非常吻合《數據二十條》提出的“鼓勵數據產品創新”“推動行業數據資產產品化”的方向。

最后我還想來講講，除了樞紐城市和元件城市之外的上海。

國家數據局發布的《“數據要素X”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中明確指出，以培育數商生態為核心，促進數據要素產業化發展。從最早的上海數據交易所，到后來的“數商體系建設”，上海的數據要素發展路徑越來越清晰。與北京、鄭州的策略又完全不同，上海既不構建全國規則，也不做標準化產品，而是直接服務產業，把數據做成行業解決方案。

上海是全國企業密度最高、跨國公司總部最多的城市之一。根據上海商務委公開信息，截至2025年9月，上海累計認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1060家、外資研發中心631家。根據智研咨詢發布的《2025—2031年中國工業云行業市場深度評估及投資機會預測報告》顯示，2025年上半年，上海市工業企業數（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為9775個，占全國的比重為1.88%。

這意味著：上海最有能力把數據變成“行業場景解決方案”，而不只是“單次交易資產”。例如上海數商企業中，有的專注于“醫療數據治理+醫療AI影像解決方案”，有的擅長“供應鏈數據治理+庫存預測模型輸出”，還有的做“工業設備數據+預測性維護服務”。這些數商企業的模式非常接近SaaS與咨詢公司的結合體：一手握行業理解，一手握數據處理能力，再把二者組合成“可按年付費”的行業解決方案。

2025年8月，上海市數據局正式發布了全市首批數商企業入庫名單，共有102家數商企業、128個數商產品和143個數商應用場景入選。

例如時鏈科技打造的“醫院零碳數智化后勤管理平臺”針對醫院跨院區管理難度大、系統繁多且分散孤立、后勤服務范圍廣等特點，打通醫院后勤各專業數據孤島，極大提高整體后勤服務效率。再比如歐冶云商的“鋼鐵行業碳足跡因子數據庫”作為基礎數據平臺，為產業鏈碳核算提供關鍵支撐，展現出其在綠色低碳、采購數字化與智能倉儲等環節的綜合解決方案能力。諸如此類的數商案例還有很多。

這些數商公司構成了上海乃至全國數商生態的重要組成。它們一方面處理數據，確保數據質量、安全、規范；另一方面提供行業解決方案，將數據能力包裝為可銷售服務。通過它們，上海能將本地密集的產業、高端企業、跨國公司轉化為數據服務終端，從而完成數據價值的落地與商業變現。

從這三條路徑來看，北京、鄭州、上海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在更大的全國格局中互為補充，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全國數據供應鏈閉環。北京是全國級的治理和流通樞紐；鄭州是元件層面的標準化供給者；上海則通過數商網絡讓數據能力實現真正的落地變現。城市分工清晰、能力差異明顯，但三者共同構成了未來全國數據要素生態系統的基礎。

三級城市場景分層與價值格局大洗牌

展望未來3–5年，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即將進入一個結構分工更為明確也更為穩定的階段。以北京、鄭州、上海為代表的三種路徑，將演化出一個全國范圍內“樞紐—前置倉—終端”的三層城市場景體系。

首當其沖的是“全國樞紐型城市”。這些城市將承擔信任機制、制度設計、跨域交換、標準制定等關鍵角色，成為全國數據調度的關鍵節點，在全國數據要素市場版圖中占據重要地位，承擔重要職責。

其次是“行業前置倉型城市”。這些城市將成為數據元件：標簽、結構化資產、行業模型的生產基地和集中供給地。今天的鄭州便是典型代表，其“數據元件專區”通過標準化、工程化加工數據，為全國提供高頻、高價值的數據組件。

與此同時，其他城市也可能成為類似定位、類似職能的功能型城市。比如武漢聚焦醫療數據元件，合肥聚焦工業數據元件，成都或青島則在供應鏈或物流數據元件有機會深耕。隨著各行業對結構化數據需求越來越強，這一層的城市數量也將不斷擴大。

最后是“終端服務型城市”。這些城市并不深耕治理規則，也不專做元件產品，而是著眼行業客戶，將數據能力、數字資產轉化為服務和解決方案。上海以其產業高度密集、國際化公司多、技術服務經驗強而成為代表。其他新一線城市如廣州、蘇州、青島、重慶等，也有可能成為同類型的區域性數據服務中心。它們將連接企業、機構與數商，通過SaaS化、方案化、能力輸出的方式變現數據價值。

這樣的三層結構，并非簡單地按城市規模或經濟實力劃分，而是按數據要素在價值鏈中的地位來分工。樞紐層是管線型基礎設施，元件層是組件型供給，終端層是服務型實現。這一格局意味著：未來中國城市之間的隱形競爭，不再是搶地皮、搶項目、搶互聯網企業，而是搶占數據價值鏈位置。只有占據其中一層并形成深度能力的城市，才可能在數據時代成為真正的數據要素強者。

數據要素時代不是“全民上車”的泡沫游戲，而是一場關于供需結構、鏈路位置和長期價值沉淀的冷靜博弈。

當所有城市都喊著“做數據產業、建數字強市”的口號時，真正能脫穎而出的，往往不是起跑最快的那一個，而是最早看清“結構位置”、并用能力筑牢那一段鏈路的城市。

數據時代的城市暗戰，已經全面展開。下一個贏家，會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