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生還記：一個被擄到日本的中國人

文/劉棠希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初九，距離嚴黨倒臺僅有十天，距正在主持抗倭的浙直總督胡宗憲被捕也只有半年光景。

朝堂巨變還沒來臨，福建寧德人蔡景榕卻在經歷他人生中的大變：一個月前，大股倭寇從海上登陸，攻福寧州（治所在今福建霞浦），寧德縣屬福寧州管轄，城小墻薄，根本擋不住倭寇的攻勢。

五月初九，縣城陷落。時年二十歲的秀才蔡景榕突遭變故，倭寇將他擄走，并限其家人三天湊足贖金。

蔡家給不起，倭寇一不做二不休，將人質帶往日本。

屬于蔡景榕的寧德時代結束了。

1.中國秀才干日本農活

蔡景榕是倭寇內部交易的搶手貨，因他讀書過，能寫字，不管是綁票勒索還是販至日本，都能帶來巨額利潤。為擄掠更多文化人，一年前倭寇特地在福建仙游縣大路上蹲點，劫掠那些前往應考的試子，“截擄應試諸生，給票勒贖，不計其數”。

日本人對中國如此知根知底，其中必定有本地人士支招。事實上，明代所謂的倭寇有相當部分都是中國人。

抓走蔡景榕的那幫倭寇中也有他的老鄉。十一天后，蔡景榕昏昏沉沉地上岸，他到了一處從未來過的新地，打聽了一下，“為日本國西海道薩摩州鹿兒島郡也。”（今日本鹿兒島縣鹿兒島市。）

蔡景榕被一個日本人帶回家充作奴隸。對方先給他剃頭，又不讓穿鞋，蔡景榕吃的是糠皮谷殼，睡的也是最糟亂的床鋪。

蔡景榕抵達日本時，正值當地“雙搶農忙”，早稻已熟，晚稻待種，剛好添了這么個勞動力，自然要替日本人干活。

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蔡景榕身子骨很弱，干不動農活。監工的日本人見他干活怠慢，動不動就是一鞭子，他后來回憶：“無奈何，直欲求一死，而彼又靳一刀也”。想一死了之，但對方連一刀痛快的機會都不給。

蔡景榕不能跑嗎？當然可以，只是人生地不熟，初來乍到貿然逃跑九死一生。日本又是島國，沒有船根本跑不出去，因此蔡景榕只能忍耐。

可能是主人家覺得這白衣秀才干不了什么活兒，兩個月后，他們將蔡景榕賣給肥前州（今日本佐賀縣、長崎縣一帶）商人，價格是八千文。

讀書人果然值錢，這個價格是普通奴隸的四倍。

就在此時，命運的轉機來了。

2.命運轉機

1562年八月初一，蔡景榕跟隨這位商人前往松原山南林寺，拜謁廟中老住持。南林寺是日本弘治二年（1556年）才建立的新寺，隸屬薩摩州最大寺院曹洞宗福昌寺。

蔡景榕這才知道，原來日本人當中稍微有點文化素養的都是僧人，而日本人也尊敬僧人。

老住持叫俊可，得知蔡景榕來自明朝，他很感興趣。“是時語言不相通，具以書代言。”二人用筆談交流，蔡景榕寫下四個字——“大明秀才”，交給俊可。

俊可一看，知道這是個讀書人。“彼以秀才為翰林中人，未有不善詩者”，立刻出題考他——以“芙蓉”為題作詩。

像穿越爽文一樣，蔡景榕總算可以發揮特長了，雖然只是個秀才，寫首詩還是沒問題的，他提筆立就：

風來翠蓋動，露滴霞杯濃。 不與春芳競，秋江獨逞容。

老住持徹底被折服，“是秀才矣”，轉頭找到商人，出錢八千文將蔡景榕買走。

短短兩個多月，這已經是二次倒手了。

不過，在南林寺，蔡景榕總算有了人的模樣。他會讀書寫字，住持就讓他抄寫佛經和一些古籍，“凡寫有《太平記》《法華經》《大般若經》《倭國玉篇》《大學》《中庸》白文等部是也。”

蔡景榕用毛筆一筆一畫地抄寫經文和古籍，這些不加日文訓讀符號的“白文”，對于日本僧人來說是珍貴的學習資料。因為勤懇，蔡景榕頗受住持喜愛。

南林寺有僧眾三十來個，其中讀點書認點字的大概八九個，他們都很喜歡蔡景榕，“幸相視若弟兄”，大家一起讀詩，一起討論文章，筆談和詩文成了最好的橋梁。

他發現日本僧人對中國詩文極為推崇，他們把《唐賢三體詩》當作根本，對詩韻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一般中國讀書人。

3.歸心似箭

但蔡景榕從未忘記回家。

有一次，蔡景榕按照日本寺廟風俗守夜祈福，半夜悲從中來，他寫下一首長詩：

“父兮父兮在高堂，憔悴將教兩鬢霜……今宵誠信禱穹蒼，炷此香，惟愿椿庭福壽康。”

這種樸素的感情也打動了寺中僧人，他們紛紛寫詩與蔡景榕唱和。

蔡景榕感覺時機成熟，他找到住持，說自己想回明朝。

住持憐惜蔡景榕文采，為了讓蔡景榕安心留在日本，要給他娶媳婦兒，給他田產。他也不明白蔡景榕為什么總是想回家。

蔡景榕后來鄭重地寫下一首詩，以明心志：

金風瀟瑟碧天秋，淺水平蘆亦蹔游。 萬里青霄終一去，野鳧無計漫相留。

終于，住持俊可讀懂了蔡景榕，他召集眾僧說：“知彼歸心切矣。吾崇佛教，慈悲普施，何惜八千錢，而拘人于吾地，使其愁苦呻吟，有似我之荼毒者耶？”

出家人心善，俊可不愿意為了八千文錢就拘禁別人，于是決定送蔡景榕離開。但首站不是定在中國大陸，而是琉球。

俊可考慮得非常周到，當時中日關系緊張，他擔心蔡景榕貿然回去可能遭遇不測，不如等局勢平穩些，送他去琉球轉道回家。

這年春天，即蔡景榕來日本的第二年，俊可讓蔡景榕留起頭發，等頭發長得差不多了，就送他回家。

在等待的日子里，蔡景榕仔細觀察著這個異國。

他看到日本的政治體制與中國大不相同：“州郡之長，皆以世相繼，非以德舉，非以言揚。”，也就是說，日本延用的還是中國春秋戰國那套世卿世祿制，老子英雄兒好漢，榮華富貴代代相傳。日本也有科舉，但并不看重科舉，“以武勇校算為高”，武術和數學等實用技能比文章重要的多。

他注意到日本嚴格的等級秩序，國民尊卑貴賤等級清晰，農夫和牧童在路上遇到“佩劍者”（指武士階層），“則匍伏于傍，俟其過而后起。”

他目睹了日本的司法方式，他們也要依賴官服斷案，但沒有“竹刑鞭笞之具”，一般重罪直接處死。

日本會將犯錯的人關到寺廟里讓其悔過，蔡景榕甚至見過一個犯罪頭目，被關到寺廟里三個月，月代頭上長滿了頭發，他也不敢擅自回家洗澡，必須等釋放的命令下達后才敢回家。

日本的服飾讓蔡景榕很是驚訝，他們穿著短袖，腰部束緊，跟中國衣服不同，男的上身衣著很短，才到膝蓋。女的衣服很長，一直拖到腳后跟，都不穿裙褲。對日本女人，蔡景榕觀察得也很細致，他發現日本女性“亦脂唇粉面，但必欲黑染其齒以為媚焉”——染黑牙齒的審美習慣讓他印象深刻。

節慶習俗也被他詳細記錄下來，他發現日本的節日與中國相似卻又不同。

正月日本也過年，多喝酒慶祝，元宵節卻沒有隆重的燈燭儀式。清明節也祭奠先人，不過只用茶。中元節日本搞蘭花大會，端午節有粽子也懸艾草，但不見他們賽龍舟。七夕節吃桃仁，也有“穿針以乞巧”。到中秋節，日本人會剖瓜蒸芋頭，不像中國人那樣吃月餅。

最讓蔡景榕不解的是倭寇問題。日本對內部違法行為如此嚴厲，為何對侵擾中國的倭寇卻不加禁止？“然而來寇不禁，何也？

后來他才明白，日本貧瘠，明朝富裕，去一趟就有一趟的油水，那些倭寇搶來東西也都歸給大名等頭目，如此一來，倭寇怎能禁絕？

4.終于歸家

“癸亥秋，發尚短，即懇求附倭子船回”，1563年秋天，蔡景榕頭發還短，他已經急著想回家，但被住持拒絕了——“住持甚慮船人不妥且殃及之，弗之許”。這是一條日本船，主持擔心船主不靠譜，反而害了蔡景榕，不同意。

1564年秋天，有福建漳州來船，蔡景榕抓住機會再次請求離開，住持俊可認為漳州人經常來這里做生意，“知其無害，欣然許之”。答應得很痛快。

九月二十一，日本朋友為蔡景榕舉行了送別儀式，雙方飲酒話別，互道珍重。隨即他踏上回國路程。因為頭發已經長起來了，他也不需要再去琉球，直接往福建去就行。

一個月后，船只抵達福建月港（今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區月港遺址）。

蔡景榕回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搜集的倭寇情報上報給福建巡撫汪道昆。時任提學憲臣姜寶憐憫他的遭遇，準許他恢復身份。

流落日本兩年半，蔡景榕終于回國。

此時，距離嘉靖大倭寇的徹底平定已經不遠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二月，戚繼光在福建橫嶼（今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東南海域）全殲倭寇主力。蔡景榕回國時，正是抗倭戰爭即將迎來最終勝利的前夜。

萬歷八年（1580），蔡景榕以歲貢的身份被授予興化府（今福建省莆田市）訓導之職。

萬歷十二年（1584）九月，新任興化知府錢順德上任。錢知府“擅海內之名，馳域外之議”，聽說蔡景榕的經歷后，讓他寫點東西記錄一下。

蔡景榕感嘆時間太久，記憶只存一二。但他還是憑借零星記憶寫下了在日本的見聞，“遂錄之進標，曰涉夷紀畧，示兒命書之”。這便是《海國生還集》最初的書稿。

此后他“歷官香河、興國、隨州”——先后擔任北京香河縣（今河北省廊坊市香河縣）訓導、江西興國縣（今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教諭、湖廣隨州（今湖北省隨州市）學正。萬歷二十六年（1598）孟春，他在隨州舊書院重新整理書稿，寫下自序。

萬歷三十二年（1604）九月，兒子蔡世寓“刻成因匯家大人蠹稿數篇附卷”，將父親舊作和友人贈詩整合，刊印成書，定名《海國生還集》。

據乾隆《寧德縣志》記載，蔡景榕“六十吿歸，卒七十二”。

從被擄到歸來，從生死邊緣到安然終老，蔡景榕用文字記錄下了一段罕見的歷史。他筆下的日本，不是兵書中抽象的“倭國”，不是外交文書里的“敵對勢力”，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有嚴苛的等級，有慈悲的僧人，有對中華文化的向往，也有對本國利益的算計。

明代文人何喬遠在《閩書》中這樣評價他：“蔡景榕字尚秀，幼聰穎不作俗態。嘉靖辛酉歲，被虜入日本者三年，禿頭跣足，吟詠自如。有番僧俊可憐其才，送商船以歸。”

禿頭赤足的三年，他沒有放棄詩文，沒有放棄尊嚴，更沒有放棄回家的希望。

在那個動蕩的時代，無數被擄之人湮沒無聞。蔡景榕因為讀書識字，因為一首應急的芙蓉詩，獲得了不同的命運。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傳奇，只是個想回家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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