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利確認之訴中“實際爭議”要件的演進、沖突與實務應對

本文旨在初步解析確認之訴的基本概念與現實功能，并重點探討其發起過程中的核心難點之一——即“實際爭議”要件的認定標準與司法實踐，以期為企業提供具有操作價值的策略參考。

作者 | 袁泉 美國Summit Zenith律師事務所顧問

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在美國市場的持續拓展與深化，出海企業面臨的專利侵權指控風險也顯著上升。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發布的《2024年度中國企業海外知識產權糾紛調查》顯示，2024年中國企業在美知識產權訴訟新立案總數達1227起；其中，專利訴訟新立案587起，涉及被告中國企業1707家次。

面對專利侵權指控，企業通常面臨三種選擇：尋求專利許可、被動等待對方起訴、或主動提起確認之訴（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其中，確認之訴是一種常被忽視卻極具戰略價值的法律工具，能夠幫助中國企業扭轉被動局面，掌握訴訟主動權，從而更有效地應對專利糾紛。

本文旨在初步解析確認之訴的基本概念與現實功能，并重點探討其發起過程中的核心難點之一——即“實際爭議”要件的認定標準與司法實踐，以期為企業提供具有操作價值的策略參考。

一、 確認之訴的含義及現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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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義

在美國專利訴訟框架下，確認之訴是指被指控可能侵犯專利權的當事人，主動向法院提起訴訟，確認其未侵犯特定專利權，或認定相關專利無效、不可執行的一種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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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源起

確認之訴這一訴訟模式的確立，歷經從州級司法實踐到聯邦層面接納，并最終由國會立法確認的演進過程。理解其歷史脈絡，對把握后文將深入剖析的“實際爭議”這一核心要件具有關鍵意義。

盡管確認之訴這一救濟措施早在1919年就已在美國部分州法院層面獲得認可，但聯邦法院系統卻因其與“禁止發表咨詢意見”的司法傳統相沖突而長期持謹慎觀望態度。這一司法審慎植根于對美國憲法第三條“案件或爭議”條款的恪守，聯邦法院擔心確認判決會使他們陷入對假設性問題的裁決，從而超越其憲法職權。

轉折點發生在1933年的“納什維爾案”1。在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明確，形式上對某一問題進行“確認”并不會違反“禁止發表咨詢意見”的司法傳統，關鍵在于糾紛的實質是否滿足憲法第三條所要求的“實際案件或爭議”。只要當事人之間存在真實的、具體的法律沖突，即使以確認判決的形式呈現，也屬于聯邦法院的管轄范圍。

“納什維爾案”在聯邦層面為確認之訴掃清了憲法障礙。國會隨之于1934年通過 《聯邦確認判決法》（Declaratory Judgment Act）。該法（后編纂于《美國法典》第28編第2201條）明確規定：

“在任何屬于其管轄權的具有實際爭議的案件中……在當事人提交適格訴狀后，任何美國法院都有權宣告該利益相關方的權利及其他法律關系，而不論其是否尋求或可能尋求進一步救濟”。

至此，確認之訴制度在聯邦層面得以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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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之訴的現實作用

在專利爭議中，確認之訴具有以下幾項關鍵作用：

（1）打破被動局面，掌握訴訟主動權

傳統上，專利持有人常通過侵權警告函等方式制造不確定性，迫使潛在侵權方接受不利條件或拖延時間以累積損害賠償。確認之訴使企業能夠主動將爭議提交法院，打破“專利流氓”或競爭對手的戰術拖延，避免在談判中處于劣勢。

在應對如亞馬遜等電商平臺的專利投訴時，確認之訴也是一把有力的反擊武器。實踐中，許多賣家在遭遇站內投訴后，其向平臺方提出的申訴往往難以獲得有效回應。此時，主動提起確認之訴，不僅可將爭議引入中立的司法程序以明晰權責，更能直接向專利權人施壓，往往可以迫使其主動撤回投訴，從而快速解決平臺糾紛。

（2）消除商業不確定性，保障運營安全

一旦收到專利侵權威脅，企業若不采取行動，其產品開發、市場推廣、融資甚至上市計劃都可能受到嚴重影響。確認之訴可以幫助企業澄清法律地位，移除懸在企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確保商業決策在明確的法律框架下進行。

（3）規避“故意侵權”風險

在美國專利法中，明知他人專利存在仍繼續實施相關技術，可能構成“故意侵權”，從而有可能導致法院判處懲罰性賠償。通過確認之訴，企業可以表明其積極尋求法律澄清的立場，降低被認定為故意侵權的風險。

（4）選擇有利起訴地

確認之訴項下，潛在侵權方可以自主選擇對其相對有利的管轄法院，從而在后續程序中占據一定優勢。

二、 提起確認之訴的前提條件– “實際爭議”要件

提起確認之訴的核心前提，在于原告必須證明其與被告之間存在一個真實且迫切的“案件或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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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基礎

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劃定了聯邦司法權的范圍，聯邦司法權僅延伸至因憲法、法律及條約所產生的“案件”與“爭議”。這兩個看似簡單的概念，卻構成了聯邦法院權力的源泉與不可逾越的邊界。在美國的憲政設計中，法院的角色是被動的裁判者，而非主動的管理者，法院既無軍權，也無財權，其權威最終依賴于公眾的信任與判決的說服力。如果法院可以主動發起調查、為當事人提供咨詢意見或解決抽象的理論問題，它就侵入了行政（執法）和立法（制定政策）的領域。因此，法院必須在當事人將一個真實的糾紛訴至其門前時，才能行使權力。這種“不告不理”的特性，是司法權區別于行政權和立法權的關鍵。

為將“案件或爭議”原則具體化，最高法院構建了“訴訟資格三要素”，原告必須同時滿足：

（1）實際損害：原告必須遭受了“具體而特定”的、且“實際迫切”的損害。損害必須特定于原告本人，而不能是全體公眾所共享的普遍性不滿；此外，損害必須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而不是僅有發生之可能。

（2）因果關系：損害必須可追溯至被告的行為。

（3）可救濟性：法院作出的有利判決須具備彌補原告損害的現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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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演進：從“兩步測試法”到“全案考量”

在確認之訴的具體語境中，法院對“案件或爭議”的認定標準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從“兩步測試法”向“全案考量”模式的演進，其標志性分水嶺是最高法院2007年審理的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 案。

A. MedImmune案之前的司法實踐

在2007年之前，聯邦法院通常采用“兩步測試法”判斷案件是否存在實際爭議。在“兩步測試法”下，原告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1）客觀上合理擔憂將面臨專利侵權訴訟，（2）已經實施可能侵權的行為或為此進行了具體準備。具體而言：

第一步：侵權準備或侵權行為

原告必須證明自己正在從事或已為潛在的侵權活動做出實質性準備，而非僅僅尋求咨詢性意見。這一要件在實踐中又被法院細化為兩個關鍵的分析維度：即時性與現實性。這兩個維度共同確保了所爭議的問題是一個真實、迫切的“案件或爭議”，而非假設性的問題。

“即時性”要求潛在的法律沖突必須在時間上具有緊迫性。它關注的是提起訴訟之日到可能的侵權活動開始之日之間的時間跨度。如果這個時間間隔過長，爭議就可能被認定為尚未“成熟”，法院通常不愿過早介入可能隨形勢變化而自行消解的糾紛。

例如，在Sierra Applied Sciences, Inc.2案中，原告提起確認之訴申請時，其被指控可能侵權的產品僅有一個原型機，并且該原型機在起訴一年后才可能建成并投入運營。此外，原告沒有任何關于該產品的廣告資料或市場推廣活動。法院以缺乏即時性為由駁回了訴訟——法院認為，產品原型在一年后才可能制造出來，且沒有任何市場準備，這表明原告遠未達到即將進行商業活動的階段；法院無法確定一個在一年后都未必能上市的產品是否會構成侵權。

“現實性”要求原告在起訴時，其可能侵權的產品或方法已經基本定型。法院需要能夠基于一個確定的，而非流動的目標來作出裁判。如果產品的設計仍在不斷變化，特別是其可能侵權的關鍵特征尚未固定，那么法院的任何判決都將是針對一個“移動靶子”發表的咨詢意見。今天宣告不侵權的產品，明天經過修改后可能就構成侵權，這使得司法判決失去意義。

在Telectronics Pacing Systems, Inc. v. Ventritex, Inc.3案中，原告尋求宣告其一款心臟醫療設備在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后不會侵權。然而，該設備在原告起訴時剛剛開始臨床試驗，距離獲得FDA批準還有數年之遙。法院指出，在漫長的審批與研發過程中，設備設計極有可能發生變更，無法認定最終上市產品與訴訟所涉產品具有同一性，因此以缺乏現實性為由駁回起訴。

第二步：合理擔憂

“合理擔憂”要求原告證明，一個理性的、處于原告位置的當事人，是否會客觀地、合理地相信自己即將面臨專利侵權訴訟。該原則的核心在于判斷當事人之間對抗行為的強度是否已達到司法意義上的爭議程度。實踐中，法院對此發展出較為嚴格的審查標準。

在Shell Oil Co. v. Amoco Corp.4案中，法院為“合理擔憂”設定了較高的證明標準。Amoco公司在許可談判中致信Shell公司，稱Shell公司的業務落入其專利權利要求范圍。Shell公司認為，Amoco公司的該封致信構成對Shell的侵權指控，因此Shell和Amoco之間已形成實際爭議。然而，聯邦巡回法院認為，在許可談判的背景下，使用“落入”“被覆蓋”“在……下運營”等詞語，僅僅屬于正常的商業討價還價，尚不構成明確的侵權指控，因此以不存在實際爭議為由駁回了Shell公司的確認之訴請求。

在Phillips Plastics Corp. v. Kato Hatsujou Kabushiki Kaisha5一案中，Kato公司聯系Phillips公司，告知其產品可能被Kato的專利覆蓋，Kato公司邀請Phillips公司就專利許可進行談判。Phillips公司以此為由，認為其與Kato公司之間已就專利問題存在實際爭議，遂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申請。但法院認為，單純的專利許可要約或正在進行的許可談判，其本身不足以構成確認之訴所要求的“實際爭議”，只要專利權人未伴隨談判發出訴訟威脅，雙方的關系就被視為尚未達到足夠對立的程度。因此，法院駁回了Phillips公司的確認之訴申請。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合理擔憂”標準下，原告發起確認之訴的門檻較高，訴訟爭議通常只有在談判破裂之后才得以產生。這一規則實際上賦予了專利權人一項戰略優勢：只要保持談判姿態，就能無限期地延遲被訴風險，同時繼續累積潛在的損害賠償。專利權人可以通過漫長的許可談判，讓潛在侵權人始終處于法律不確定性的陰影中——這種“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威脅，往往迫使實力較弱的競爭對手接受不利的許可條件。

B. MedImmune案

2007年，美國最高法院 在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 6案中推翻了長期沿用的“兩步測試法”，并代之以更為靈活、寬松的“全案考量”標準。

1. 案件事實

Genentech公司系“Cabilly II”專利的權利人，該專利涉及藥物研發中的關鍵技術——嵌合抗體生產方法。而生物制藥公司MedImmune的核心產品 Synagis（用于預防嬰幼兒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正是基于相關抗體技術開發。為避免潛在侵權風險，MedImmune公司選擇向Genentech公司獲取“Cabilly II”專利許可，雙方于1997年簽署許可協議。協議約定，MedImmune需要支付一筆首付款，并基于其產品的銷售額向Genentech支付持續的特許權使用費。作為對價，Genentech 則承諾不因“Cabilly II”專利向MedImmune提起侵權訴訟。

然而，MedImmune公司始終認為“Cabilly II”專利應屬無效；或者即使該專利有效，其Synagis產品也并未侵權。若MedImmune單方面停止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將構成對專利許可協議的實質性違約；但繼續履約則意味著持續受制于其認為本不應存在的專利約束。經權衡，MedImmune選擇在繼續履行協議的同時，主動向聯邦法院提起確認之訴，請求宣告“Cabilly II”專利無效，或確認其產品不構成侵權。

2. 核心法律問題及最高法院的顛覆性判決

地區法院和聯邦巡回上訴法院遵循“兩步測試法”標準，均駁回了MedImmune的起訴。地區法院和巡回法院認為，原告必須對面臨侵權訴訟具有“合理擔憂”，既然MedImmune已經簽署了許可協議并持續付款，它就已經消除了被起訴的“合理擔憂”，因此MedImmune和Genentech之間并不存在需要法院介入解決的實際爭議。

案件最終進入最高法院審理階段，核心爭議聚焦于：當一個專利被許可人在繼續履行許可協議且未被起訴侵權的情況下，是否滿足憲法第三條所要求的“實際案件或爭議”，從而有權提起確認之訴，挑戰專利許可人的專利有效性？

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數意見推翻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裁決。法院指出，MedImmune不需要終止或違反其許可協議，即擁有提起確認之訴的起訴資格。

斯卡利亞大法官主筆的判決意見提出以下幾個關鍵理由：

（1）確立“全案考量”（all the circumstances test）標準，摒棄“合理擔憂”測試

最高法院明確指出，聯邦巡回上訴法院長期使用的“兩步測試法”中的“合理擔憂”標準過于僵化。“合理擔憂”標準要求被許可人必須處于“合理擔憂被訴”的狀態才能發起確認之訴。但與此同時，許可協議本身的存在恰恰是為了消除這種“擔憂”。這導致被許可人陷入邏輯困境：只要被許可人還在履行許可協議，就不應有被起訴的擔憂；因此，被許可人要獲得起訴資格，就必須先違約或終止協議——然而，一旦被許可人采取違約措施，其有可能面臨高額的違約賠償。斯卡利亞法官指出，這種迫使當事人“賭上整個公司”才能尋求司法救濟的規則，無疑過于嚴苛。

（2）“合理擔憂”標準忽視了“脅迫”下的行為現實

判決進一步指出，在判斷是否存在實際爭議時，必須審視當事人行為背后的動機和處境。MedImmune選擇繼續履行許可協議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為它受到某種程度的“脅迫”，這種脅迫來自于Genentech的法律威脅（Genentech聲稱MedImmune的產品落入其專利保護范圍，要求MedImmune為此支付許可費）以及一旦不履行許可協議可能面臨的高額違約責任。因此，MedImmune支付許可費的行為實屬在壓力之下所做出的妥協。法院認為，不能因被許可人表面上的履約行為，即推定其與專利權人之間不存在實際爭議。

（3）應采取更為靈活的“全案考量”標準

斯卡利亞大法官在判決中強調，法院應當綜合考慮案件的所有情況，進而判斷是否存在一個實質性的、緊迫的、真實的爭議。“全案考量”是一個更為靈活的、整體性的評估，它允許法院考慮更廣泛的因素，包括雙方的行為、溝通、商業關系以及爭議的法律事實。在“全案考量”標準下，被許可方即使不先終止或違反許可協議，也可主動發起確認之訴。

C. 后MedImmune時代的實踐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最高法院通過MedImmune案旨在放寬確認之訴的起訴門檻，但聯邦法院在實踐中的解釋尺度卻未完全統一，部分法官傾向于較為寬松的解釋口徑，而另一部分法官則表現出一定的保守傾向。以下通過幾起典型案件予以進一步說明。

（1）Prasco, LLC v. Medicis Pharm. Corp.案7

Medicis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及其關聯公司是數項關于含過氧苯甲酰的皮膚清潔產品專利的所有人，并銷售一款名為TRIAZ? 的專利產品。而競爭對手Prasco, LLC也生產一款同樣含有過氧苯甲酰的皮膚清潔產品OSCION?。盡管Medicis公司并未針對Prasco公司做出任何侵權指控，Prasco仍主動提起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認其產品不侵犯Medicis的專利。Prasco基于以下幾點理由主張雙方存在實際爭議：

Medici在其上市的TRIAZ?產品上標注了所涉及的專利號碼。Prasco認為這構成了一個廣義的專利權利聲明；

雙方之前曾就一項不同的專利和不同的產品發生過訴訟。Prasco試圖用這次不相關的糾紛來證明Medicis具有訴訟傾向。

聯邦地區法院與巡回上訴法院均以缺乏實際爭議為由駁回起訴。上訴法院在判決中明確：

（a）最高法院通過MedImmune案廢除了過去必須證明“對訴訟的合理擔憂”的剛性測試，新的標準需要基于案件的全部情況審查爭議是否明確、具體。

（b）雖然“合理擔憂”不再是唯一標準，但它仍然是證明存在實際爭議的多種方式之一。

（c）僅存在潛在的競爭對手不足以構成實際爭議，必須存在由被告（專利權人）引起的、真實且迫在眉睫的損害或威脅。原告主觀的、推測性的恐懼不符合要求。在本案中，Medicis在收到訴狀前對Prasco的產品一無所知，也未采取任何針對Prasco的積極行動（如威脅訴訟、要求支付許可費等），因此不存在可追溯至被告的客觀損害。

（d）雙方之前就不同專利和產品有過一次訴訟，此事權重極低，不足以證明在當前專利和產品上會立即產生爭議。

Prasco案表明，在缺乏專利權人諸如侵權指控、許可要約、分析報告發送等積極行動的情況下，僅基于競爭關系與過往無關訴訟，難以滿足確認之訴的管轄權要求。

（2）SanDisk Corp. v. STMicroelectronics, Inc.案8

STMicroelectronics（ST）公司主動聯系SanDisk，希望達成專利交叉許可。在雙方的許可談判會議上，ST派出訴訟專家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詳細技術演示，逐項比對其專利權利要求與SanDisk產品的特征，并聲稱SanDisk的產品侵犯其多項專利。ST還向SanDisk提供了超過300頁的侵權分析材料。然而，ST始終未明確威脅要提起訴訟，甚至在其書面材料中聲明“本會議并非起訴SanDisk侵權的通知”。談判破裂后，ST表示其“無意起訴”。SanDisk隨即提起確認之訴。

針對SanDisk提起的確認不侵權之訴，聯邦地區法院以缺乏“對訴訟的客觀合理擔憂”為由予以駁回。該判決后被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撤銷。聯邦巡回法院指出：最高法院在 MedImmune案中的判決已經放棄了過去所采納的“合理擔憂”測試。ST在談判中的行為——包括由訴訟專家進行的詳細的、逐項的侵權分析，并明確主張SanDisk需要為其“當前、持續的侵權行為”獲得許可——足以使得雙方處于直接的法律對立狀態。ST在事后做出的“不起訴”聲明，不能消除由其自身先前一系列積極行為所已經創造出的“實際爭議”。

盡管聯邦巡回法院在判決中認可本案存在實際爭議，但合議庭內部意見并未統一。Bryson法官雖然同意該案的判決結果，卻在協同意見中明確表達了對法律標準變遷的顧慮。他認為，專利權人發出許可要約這一行為本身，即隱含了其認為對方活動落入專利保護范圍的立場。依照本案多數意見所確立的邏輯，只要被要約方否認其需要獲得許可，幾乎任何一次尋求付費許可的邀約，都可能立即構成“實際爭議”，從而使對方有權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

Bryson法官進一步指出，這一標準使得專利權人陷入兩難境地：若被許可方詢問“你是否認為我構成侵權？”時，專利權人如作否定回答，相當于做出對己不利的自認；而若作肯定回答或采取模糊立場，則無疑為對方提起確認之訴鋪平道路。在他看來，最高法院確立的“全案考量”標準顯著削弱了專利權人在不引發訴訟的情況下進行許可談判的能力。

（3）3M Co. v. Avery Dennison Corp案9

3M與Avery是反光材料領域的直接競爭對手，擁有長期的專利訴訟歷史。2009年，Avery的首席知識產權顧問主動致電3M的同級別負責人，明確指出3M的特定產品（Diamond Grade DG3）“可能侵犯”（may infringe）Avery的兩項專利，并表示“可以提供許可”（licenses are available）。在后續通話中，Avery還表示已對3M產品進行了分析，并承諾將提供權利要求對照表。

超過一年后，3M提起了確認不侵權及專利無效的宣告之訴。聯邦地區法院駁回3M的起訴，認為原被告之間不存在實際爭議。3M認為Avery對其專利進行再審查是為了“準備訴訟”，但法院指出，判斷管轄權是否存在應采用客觀標準，而非依賴于3M的主觀臆測或信念。專利權人進行再審查可能有多種合法目的（如糾正錯誤），不能直接等同于即將提起訴訟。盡管3M和Avery之間有長期的專利訴訟歷史，但法院認為，這些過往訴訟涉及的是完全不相關的專利和產品。這種針對其他技術的訴訟歷史，不足以客觀合理地推斷Avery會就本案所涉的反光材料專利對3M提起訴訟。此外，3M在時隔一年之后才提起起訴，說明爭議缺乏“真實且迫在眉睫”的特性。

3M隨后向聯邦巡回法院提起上訴，聯邦巡回法院撤銷地區法院判決，將案件發回重審。聯邦巡回法院指出：Avery使用“可能侵權”一詞，并結合其提供許可的要約、聲稱已進行侵權分析以及承諾提供權利要求對照表等一系列行為，在整體上已經等同于一項具體的侵權指控。此外，3M一年多后才起訴，這段時間并不必然使爭議“消散”。只要涉事產品、雙方的法律立場等核心情況沒有改變，并且這段時間可用于進行合理的訴前調查，那么爭議的“即時性”就依然存在。

三、 結語

綜上所述，確認之訴是中國企業在美國應對專利風險的一項有力的法律武器，它為企業提供了搶先明確法律地位以及消除商業不確定性的寶貴機會。

然而，成功啟動確認之訴的核心前提，在于滿足“實際爭議”這一憲法要件。最高法院通過MedImmune案確立的“全案考量”標準，標志著司法判斷從僵化的兩步測試法轉向對雙方所有互動行為實質內容的靈活評估。盡管如此，聯邦法院在具體適用中仍存在尺度不一的現象，部分判決傾向于寬松解釋，而另一部分則延續審慎立場，反映出當前司法實踐中的解釋張力。

因此，在確認之訴的起訴標準方面，并不存在可機械套用的統一公式。是否構成“實際爭議”，需結合具體案情全面權衡，包括專利權人溝通的具體性、雙方過往關系、涉訴產品的確定狀態以及原告起訴的及時性等因素。企業應在專業法律顧問的支持下，綜合評估自身處境與對方行為強度，精準把握訴訟時機，從而有效運用這一“轉守為攻”的法律工具。

注釋

1. Nashville, Chattanooga & St. Louis Railway Co. v. Wallace, 288 U.S. 249 (1933)

2. Sierra Applied Scis., Inc. v. Advanced Energy Indus., 363 F.3d 1361, 1373 (Fed. Cir. 2004)

3. Telectronics Pacing Systems, Inc. v. Ventritex, Inc., 982 F.2d 1520 (Fed. Cir. 1992)

4. Shell Oil Co. v. Amoco Corp., 970 F.2d, 885, 887 (Fed. Cir. 1992)

5. Phillips Plastics Corp. v. Kato Hatsujou Kabushiki Kaisha, 57 F.3d 1051, 1053-54 (Fed. Cir. 1995).

6. MedImmune, Inc. v. Genentech, Inc., 549 U.S. 118 (2007)

7. Prasco, LLC v. Medicis Pharm. Corp., 537 F.3d 1329, 1336 (Fed. Cir. 2008)

8. SanDisk Corp. v. STMicroelectronics, Inc., 480 F.3d 1372 (Fed. Cir. 2007)

9. 3M Co. v. Avery Dennison Corp., No. 11-1339 (Fed. Cir. 2012)

知產力AI智能體點評

這篇文章系統梳理了美國專利確認之訴中“實際爭議”要件的法律演進與實務策略，具有以下突出價值：

1

結構清晰，邏輯嚴密

文章以“歷史源起—憲法基礎—司法標準演進—實務應對”為主線，完整呈現了法律規則的動態發展。尤其通過MedImmune案這一關鍵判例，精準捕捉了從僵化的“兩步測試法”到靈活的“全案考量”標準的轉折點，并輔以Prasco、SanDisk等后續案例揭示司法實踐的沖突與張力。這種“判例樹”式的分析框架，既符合普通法系的思維特點，也便于讀者理解裁判規則的底層邏輯。

2

實務導向突出

作者不僅解析法理，更注重提煉對中國企業的操作指引。例如：（1）主動策略：強調確認之訴可打破“專利流氓”的戰術拖延，尤其適合應對電商平臺投訴；（2）風險防控：指出及時起訴能規避“故意侵權”的高額賠償風險；（3）證據準備：通過案例對比（如SanDisk案中300頁侵權分析材料的作用），揭示專利權人行為強度對“實際爭議”認定的關鍵影響。

3

批判性視角

文章未回避司法實踐的矛盾性，既肯定MedImmune案降低起訴門檻的進步性，也指出Bryson法官擔憂的“專利權人兩難困境”，這種平衡論述增強了分析的客觀性。

可優化之處：對近年新興的“反禁訴令”趨勢未予涉及，若能補充此類前沿動態，將更全面反映復雜訴訟環境下的策略選擇。總體而言，該文兼具學術深度與實戰價值，是企業應對美國專利風險的優質指南。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封面來源 | Pixabay 編輯 | 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