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海灼心：香港居住困局，該以人為主還是以綠為先？

大埔宏福苑的火光尚未完全熄滅，五級火災留下的焦痕在高樓間格外刺目。這場造成重大傷亡的災難中，挨肩接踵的樓宇如同密不透風的石陣，不僅讓火勢在樓間距不足數米的空間里迅速蔓延，更讓消防車輛難以展開救援，成為加劇災情的隱形推手。當人們為遇難者扼腕嘆息時，這場火災也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香港延續半個世紀的居住困局——在11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734萬居民擠在僅占7%的住宅用地里，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6平方米，而40%的土地卻以郊野公園的形式被嚴格保護。城市規劃中“人的居住空間”與“公共綠地”的價值權衡，在火海與窄巷的映襯下，顯得愈發沉重而迫切。

香港的居住空間有多逼仄？火災中受損的宏福苑作為政府保障性住房，住戶多為“夾心層”群體——既無力承擔私人住宅，又未達公屋申請標準。這里的戶型普遍在40平方米左右，卻要容納一家三口甚至三代同堂。而在全港范圍內，這樣的居住條件已屬“中等水平”：8.64萬個劏房里，近20萬人居住在人均5.7平方米的空間，僅比監獄囚倉標準多27%；開發商推出的20平方米迷你戶被哄搶一空，年輕人將“能三邊下床”列為人生夢想；鲗魚涌的“怪獸大廈”里，五棟高樓圍出的天井中，密集的窗戶如同蜂巢，成為香港高密度居住的標志性景觀。

這種困局的荒誕之處在于，香港并非真的“無地可用”。特區政府發展局的數據顯示，全港已開發土地僅占24.2%，66.2%的土地仍是林地與草地，其中400余平方公里被劃為郊野公園，相當于四個香港島的面積。從衛星地圖上看，香港一半以上區域被翠綠覆蓋，而人口卻高度集中在九龍、港島等核心區，形成“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奇特格局。這種格局的形成，既源于地理條件的限制——香港75%的土地為山地，20%是陡峭斜坡，客觀上增加了開發難度；更源于長期以來的規劃導向——自麥理浩時代確立的郊野公園保護政策，將大量土地劃入生態保護區，法定住宅開發用地持續縮減。

規劃理念的分歧，在土地資源分配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支持“綠地優先”的一方認為，郊野公園是香港的“城市之肺”，85%的居民居住在距離郊野公園3公里范圍內，90%的人步行400米即可抵達公園，這些綠地為高密度城市提供了稀缺的生態緩沖。香港236種蝴蝶、185種淡水魚的生存環境，以及市民徒步、露營的休閑需求，都依賴于嚴格的生態保護政策。環保團體更強調，開發郊野公園將打破生態平衡，而填海造地等替代方案會破壞海洋生態，違背可持續發展原則。在他們看來，居住問題應通過舊區重建、提高建筑密度等方式解決，而非犧牲公共生態資源。

但在“居住優先”的支持者眼中，這種“生態至上”的規劃已觸及民生底線。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曾尖銳發問：“究竟是要山明水秀但樓價貴絕全球，還是做出稍微調整？”董建華牽頭的團結香港基金研究顯示，1995至2004年香港新增發展土地7800公頃，而近十年僅增加1100公頃，土地供應銳減直接導致房價在2010至2019年間飆升187%，平均房價超過130萬美元。更嚴峻的是，香港超過一萬幢私人樓宇樓齡已達50年，每年新增500幢老化樓宇，但每年重建量僅160幢，像宏福苑這樣的老舊住宅，不僅居住擁擠，更存在消防設施老化、逃生通道狹窄等安全隱患，此次火災便是慘痛教訓。在民生派看來，“以人為本”首先要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權與生命安全，將生態價值與居住價值對立，本質上是對民生需求的忽視。

回溯歷史，香港的居住困局與規劃理念的演變密不可分。二戰后移民潮使香港人口五年內從60萬激增至220萬，1956年《建筑物條例》大幅提高建筑密度，催生了無電梯的唐樓和密集的綜合樓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規定每年限量批地50公頃，進一步加劇土地稀缺。而1970年代確立的郊野公園體系，在當時緩解了工業污染帶來的環境壓力，卻也為日后的土地供應埋下隱患。值得深思的是，香港曾有成功的住房解決方案——公屋和居屋政策讓46%的居民獲得安居之所，但隨著土地供應收緊，這些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速度已遠跟不上需求。當政府試圖開發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緣土地時，又屢屢遭遇司法復核和環保團體反對，導致多項建屋計劃擱置。

這場博弈的核心，并非“要住房還是要綠地”的二元選擇，而是如何在城市規劃中實現“以人為本”的本質回歸。新加坡的經驗或許能提供借鑒：同樣是土地稀缺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將100平方公里土地用作住宅用地（遠超香港的76平方公里），同時通過立體綠化、濱海公園等方式保障生態需求，其人均居住面積達27平方米，遠超香港。香港《2030年規劃遠景》提出“宜居、具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卻在實踐中陷入“生態保護”與“住房保障”的對立，根源在于規劃缺乏彈性與平衡機制——將郊野公園“一刀切”列為禁區，忽視了不同區域生態價值的差異；過度依賴高地價政策，使政府財政與地產利益深度綁定，削弱了保障住房建設的動力。

破解困局，需要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團結香港基金提出的“開發郊野公園生態價值較低區域”的建議，并非要犧牲生態，而是通過科學評估劃分生態保護區與可利用區——香港郊野公園中部分山地坡度較緩、生態價值普通，少量開發并不會影響整體生態平衡，卻能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數千套住房。同時，應重啟填海造地計劃，借鑒澳門通過填海新增40%土地的經驗，在維港以外的海域適度填海，避免占用現有綠地。更重要的是，要重構土地供應機制，減少對地產商的依賴，加大公屋建設力度，將“居者有其屋”作為規劃的核心指標，而非單純追求生態指標或財政收入。

大埔火災中，消防員在狹窄樓間架起的云梯，不僅是救援的通道，更象征著城市規劃需要跨越的鴻溝。郊野公園的翠綠與住宅樓宇的密集，本不應是相互排斥的選擇——以人為本的規劃，既要讓市民能在山林間呼吸新鮮空氣，更要讓他們在家中擁有足夠的空間；既要守護蝴蝶與淡水魚的棲息地，更要守護每個家庭的安居夢想。當香港的規劃者能在生態保護與住房需求之間找到平衡點，當郊野公園的“綠”與住宅空間的“實”形成互補而非對立，那些擠在劏房與迷你戶中的市民，才能真正擁有“三邊下床”的平凡幸福，而不再被火海與窄巷的陰影所籠罩。

城市的本質是人的集合，任何規劃理念最終都應回歸“人的需求”。香港的居住困局警示我們，沒有民生溫度的生態保護，難以獲得長久支持；而忽視生態平衡的住房開發，也終將導致城市發展失衡。唯有將“以人為本”貫穿規劃全過程，在綠地與住房之間找到動態平衡，才能讓香港既保留“東方之珠”的生態底色，又重拾“安居樂業”的民生本真——這或許是大埔火災留給這座城市最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