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五鬼鬧中華”近百年，胡適點出的病灶，還在嗎？

一、“五鬼鬧中華”的由來

1929年，彼時的中國，剛經歷軍閥混戰和北伐，城市街頭貼滿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標語。對于很多人來說，最清楚的敵人，沒有之一，就是“洋鬼子”和“軍閥”。

就在這樣的氛圍里，胡亂先生卻在《新月》上發表了一篇《我們走那條路》，提出“五鬼鬧中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認為這是當時中國真正的五個大敵；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都不在這個名單里。

其觀點一經推出，當時就引發了廣泛爭議；對很多激進青年來說：“不把帝國主義和軍閥放在首位，你就是替他們說話。”

就連梁漱溟先生等學者批評胡適忽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對中國的危害，認為其觀點“輕率大膽，真堪驚詫”；陶行知先生說其“捉住小鬼，放卻大魔”。

面對質問，胡適先生反問道：

“如果貧窮都是帝國主義造成的，那八十年前沒有帝國主義時，中國就不貧窮嗎？”

“如果內亂都是帝國主義操縱軍閥，那張獻忠、洪秀全又聽命于誰？”

“鴉片固然由外來，但吸鴉片的是哪國人？為什么別的民族沒釀成這樣的災難？”

“如果只會喊打倒，自己不改，換誰來當中國人結局都一樣。”

這些話，放在今天的社交媒體上，大概會被人貼上“甩鍋”或者“資本主義的走狗”“大殖子”等標簽。

但在當時，它卻戳中了一個常見的心理，“只要把一切歸咎于外敵，就能同仇敵愾。”

然而，故事還沒完，1932年在天津大學演講時，胡適又把話說得更細，那五個“鬼”，只是病狀，不是病根；病根在于教育，一個沒有良好教育的社會，很難抵御貧窮、疾病和愚昧的糾纏。

當進的中國，外有強敵；內有“五鬼”；“五鬼”的根部，又扎在一個更深的土壤里，那么該怎樣教育下一代、怎樣看待知識與理性。

二、內因是發展的根本

“五鬼”的觀點逼國人“向內看”，提醒人們不能只會找“別人”的錯。

近代中國確實遭受了沉重的外在打擊，當時同樣遭遇外來壓力的日本，卻為何能在幾十年里躋身列強？他并不是否認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是想追問，“除了罵別人，我們還能做什么？”

他把宏大的問題轉向百姓日常，“五鬼”其實很生活化：

貧窮，是飯桌上的難堪；

疾病，是醫院門口的唉聲嘆氣；

愚昧，是迷信與謠言輕易左右人群；

貪污，是每一個權力節點的灰色交易；

擾亂，是動不動就兵荒馬亂，日子沒法穩定過。

它們說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命運，重點是：“如果一個社會讓大多數人長期活在這五種困境里，哪怕外敵暫時退去，這個國家也不會好到哪里去。”

之后，他試圖把“病狀”與“病根”區分開；在天津的演講里，他強調“五鬼是病狀”，并把病根指向教育與文化環境。

這點今天看仍然重要，如果教育讓人對復雜問題只接受“一個答案”，不鼓勵獨立思考，那“五鬼”可能就會回來。

三、外因亦不可忽視

胡適先生的“五鬼論”似乎都聚焦于當時國內社會的具體病癥，但若把“五鬼鬧中華”簡單講成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則違背他一生堅持 “制度優先”的理念。

他提出的“五鬼”都更偏向社會性問題，而非純粹的個人道德缺陷，“貧窮”、“疾病”、“愚昧”，明顯是社會發展和制度缺失的結果；“貪污”、雖涉及道德，但更指向制度性腐敗；“擾亂”、指社會動蕩，與政治制度直接相關。

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胡適先生希望通過列舉這些具體問題，推動漸進式改良，表面上像在談論道德或社會風氣問題，實質上是他實用主義方法論的表現，拒絕空談抽象概念，要求從具體問題入手進行社會改造。

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選擇的一種問題切入策略，其深層邏輯仍然是：只有通過文化啟蒙和制度建設，才能根除這些社會病癥。

今天重讀“五鬼論”，并非要苛責其“局限”，而是在歷史語境中理解其策略選擇，同時認識到，真正穩健的社會進步，終須文化自覺、制度構建與對外部環境的清醒認識三者并行不悖。

四、今天的意義

今天之中國，與胡適生活的時代已大為不同，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極大成就，人們不再餓肚子，但結構性貧困依然存在，少數地區的孩子仍然為了學費糾結，某些老人為了醫療費用而猶豫。

而當你看到，有人因為一個根本沒核實過的消息在評論區與陌生人對罵到凌晨；也有人轉發一篇“情懷爆棚”的文章，對所有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都是“他們”的錯時，若再讀到“五鬼鬧中華”，不知有沒起起雞皮疙瘩，那些“鬼”，好像換了衣服，還游蕩。

重讀的意義，或許也就在于，它提醒我們：在任何時代，都要警惕一種太舒服的解，凡事都是別人的錯；真正拖住發展的，往往不只是最顯眼的敵人，還有那些日日相處卻懶得面對的問題，在責怪世界之前，先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一點點。

注：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