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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
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地球科學學部主任
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三思派特約專家
胡煥庸(1901-1998)是中國近代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以提出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胡煥庸線”聞名于世。鮮為人知的是,他在政治地理與地緣戰略研究領域同樣造詣深厚,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如何處置戰敗國日本及其領土問題,成為構筑東亞新秩序的核心議題。1945年,胡煥庸編著出版《臺灣與琉球》一書,并于1947年前后在《問世》《社會公論》等刊物上連續發表《對日和約與對日通商問題》《從對日和約談到日本前途》《日本領土應如何處置》等系列文章,系統性闡述了關于琉球問題的核心立場。其論述既植根于深厚的歷史與地理學養,又立足于對中國未來安全的深切關懷,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地緣政治思想體系。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胡煥庸關于琉球問題的核心觀點、戰略考量及其跨越時代的歷史回響。
施志強,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2022級自然地理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楊毅教授,研究方向為燃煤源磁性納米顆粒排放特征和健康風險。曾榮獲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和江蘇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等榮譽,參與多項國家重大重點項目研究工作。目前以第一作者身份共發表了SCI文章5篇,其中博士在讀期間研究成果發表于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以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等領域主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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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中成長:
在優秀的團隊中,找到科研的方向
進入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后,施志強加入了楊毅教授課題組。課題組長期致力于研究環境顆粒物及重金屬的環境地球化學過程,尤其關注污染物在自然系統與人體健康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回憶說:“楊老師對科研的要求非常嚴謹,也非常鼓勵我們去思考背后的機制,不只是‘做實驗’,而是去理解問題的科學本質。”在這樣的科研氛圍中,他逐漸培養了系統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課題組成員之間的討論常常從具體實驗延伸到理論框架、模型假設乃至科研倫理——這種深度交流讓他意識到,科研不僅是技術的積累,更是一種思想的磨煉。正是在這種開放而又務實的環境中,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興趣:從微觀的顆粒出發,理解人類活動與地球系統之間的聯系。”
課題組參加學術會議合照
課題組畢業合照
科研探索:
在挫折中前行,于未知中發現
博士課題以燃煤源磁鐵礦納米顆粒為對象,研究它們的環境行為與健康風險。這類研究涉及采樣、分析、建模、毒理驗證等多個環節,每一步都伴隨著挑戰。此外,科研過程中最困難的,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有如何在龐雜的數據中找到規律、在模糊的現象中找到解釋。正是在不斷的試錯和調整中,他學會了如何保持耐心與思考——“失敗不是科研的終點,而是理解問題的過程”。
經過三年的努力,他編制了全國燃煤電廠磁鐵礦納米顆粒排放清單,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基于毒性權重的風險優先框架,相關成果發表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科研帶來的成就感并不僅僅來自發表論文,而是當你終于看懂一個復雜系統的邏輯時,那種‘世界原來是這樣的’的驚喜。
已發表的論文成果
仰望星空:
讓熱愛成為長期主義
乒出精彩,羽動青春。
夜幕降臨之際,體育館燈火通明,洋溢著青春與活力的氛圍。乒乓球桌旁,同學們神情專注,手握球拍,清脆的擊球聲此起彼伏,充分展現出他們對運動的熱情與堅持。羽毛球場上同樣熱鬧非凡,同學們身姿矯健、配合默契,躍起扣殺、迅速救球,每一次精準擊打都引發場邊觀眾的熱烈掌聲與歡呼喝彩。
夜幕降臨之際,體育館燈火通明,洋溢著青春與活力的氛圍。乒乓球桌旁,同學們神情專注,手握球拍,清脆的擊球聲此起彼伏,充分展現出他們對運動的熱情與堅持。羽毛球場上同樣熱鬧非凡,同學們身姿矯健、配合默契,躍起扣殺、迅速救球,每一次精準擊打都引發場邊觀眾的熱烈掌聲與歡呼喝彩。
一、歷史主權的堅實根基與法理依據
胡煥庸首先從歷史與法理層面,嚴謹論證了中國對琉球主權要求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他在《臺灣與琉球》中詳細考證歷史,指出:“隋開皇中,遣虎賁陳陵略澎湖地;煬帝大業六年,遣使羽騎尉朱寬至流山……明洪武五年,改瑤狀曰琉球,是為琉球命名之由來。”“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赍詔往諭,中山王蔡度遣弟泰期奉表貢方物,是為琉球通于中國之始……自此以后,每值新君登位,必來申朝請封,直至同治十三年日人占取琉球以前,迄未中斷。”在《日本領土應如何處置》一文中,他進一步明確:“隋唐以降,琉球即為我國領土,明清兩代,世受冊封,史籍斑斑可考。”
這些考證清晰呈現了中琉之間持續數百年的宗藩關系圖景。這種關系并非虛名,而是貫穿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互動:明清皇帝對琉球國王的正式冊封、琉球定期遣使朝貢、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并帶去先進生產技術等,使琉球在文化認同與社會制度上深深烙印著中華文明的痕跡。
對于日本1874年借口“琉球漂流民事件”武裝吞并琉球的行為,胡煥庸詳細記述了這一過程,并指出清政府“無形中放棄對于琉球之宗主權”的外交失誤。在《對日和約與對日通商問題》中,他強調,不能因琉球被日本侵占(1875年)早于臺灣(1895年),就忽視其主權歸屬的歷史正義。戰后處置應遵循《開羅宣言》“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的精神,琉球理應與臺灣、澎湖一樣,脫離日本控制,歸還合法主人。
二、地緣戰略價值:中國出入太平洋的“海上藩籬”
從地理結構看,琉球群島散布于中國東海與太平洋之間,呈弧鏈狀構成中國東部沿海的天然屏障。作為杰出的地理學家,胡煥庸對琉球戰略價值的分析尤為精辟:“琉球群島位于日本群島與臺灣之間,蜿蜒分布,延長達八百海里,由我國之黃海、東海東出太平洋,必須經過琉球群島。”“我國不欲興海軍、出太平洋則已,否則,琉球群島實為我國東邊海疆之外籬。”這些論斷精準揭示了琉球群島對中國海洋命運的鎖鑰地位。
他進一步強調:“臺灣、琉球,有如我國海上之外籬,南向而下南洋,必須經過臺灣海峽;東向而出太平洋,必須經過琉球群島。未有外戶操之于人,而能立國于地球上者!”這一論述超越單純的歷史主權訴求,從地緣政治宏觀視角闡明了琉球群島對中國海洋安全的核心價值。胡煥庸警示:“琉球群島如受他國控制,我國將永無出太平洋之機會。”“則我海上活動,一日不能越出黃海、東海范圍之外”。這一判斷深刻揭示了琉球與中國海洋發展及國家安全的緊密關聯——一旦琉球被敵對或潛在敵對勢力控制,中國海洋發展將被鎖閉于第一島鏈之內,國防縱深遠海化將淪為泡影。
在《對日和約與對日通商問題》中,他更將琉球與臺灣的安全緊密綁定,提出極具前瞻性的判斷:“如琉球果仍還日本,則若干年后,臺灣必有再度被侵之虞。”這一論斷揭示了琉球與臺灣在地緣安全上的“唇齒關系”——控制琉球即掌握威脅臺灣方向的戰略前沿,其邏輯在今日仍具強烈現實意義。
三、戰后處置的具體方案:務實的外交藍圖
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胡煥庸并未空談原則,而是提出了層次分明、務實靈活的具體方案,展現了學者兼戰略家的現實考量。
上策:直接歸還中國。這是最理想的結果,即如恢復對臺灣的主權般,中國直接收回琉球、行使完全主權,是對歷史與法理的徹底尊重。
中策:中國托管,美國協防。考慮到當時的國際現實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略利益,他提出折中方案:“群島由我托治,而大琉球暫準美國駐軍,保障太平洋之安全。”核心在于政治主權(托管權)歸屬中國,滿足中國核心安全與主權需求;同時允許美國在主要島嶼(如沖繩)保留軍事存在,兼顧其太平洋防務體系需要,體現了實力政治背景下尋求最大國家利益的智慧。
下策:堅決反對歸還日本。胡煥庸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傾向抱有高度警惕,認為將琉球再度交予日本無異于“為虎添翼”,既否定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更會為東亞未來沖突埋下禍根,這是中國必須堅守的底線。
此外,他還詳細考證并界定了琉球群島的范圍——包括北部奄美諸島、吐噶喇諸島,中部沖繩諸島,以及南部宮古、八重山諸島,為中國在談判中的具體主張提供了精確地理依據。
四、外交實踐:孤獨的堅持與歷史的遺憾
胡煥庸不僅是琉球問題的理論建構者,更是其主張的積極踐行者。據史料考證,在1947年9月1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召開的第二次對日和約審議會談中,胡煥庸是唯一明確主張收回琉球群島的代表。在當時的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氛圍下,其立場顯得尤為堅定而孤獨。
與胡煥庸的清晰主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政府采取了“外宣托管,內行收復”的模糊政策。這種政策雖表面保留了收回琉球的可能性,實則缺乏明確的戰略決心與執行方案。
胡煥庸敏銳洞察到戰后美蘇冷戰陰影已籠罩對日和約問題,在《從對日和約談到日本前途》中批評當時中國政府“一味做美國的尾巴,亦覺無謂”,主張中國應“自己拿出主張”,“根據自身利益,來做美蘇兩方的折沖”。
在琉球問題上,他提出經典的地緣政治交換策略:對于距離中國較遠、但美國志在必得的伊豆、小笠原、硫磺等戰略島嶼,“我國可支持美國立場,但必須以取得琉球為交換條件”;在千島群島歸屬蘇聯等問題上,中國亦可利用美蘇矛盾,以支持某一方立場換取其在中國核心利益(如琉球、賠款)上的支持。這一策略的核心,是要求中國外交必須保持獨立性與主動性,以棋手思維而非棋子身份參與大國博弈。
遺憾的是,受冷戰格局迅速固化及中國國內狀況等影響,胡煥庸的遠見卓識未能轉化為現實政治結果。1952年《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簽訂,使美國獲得對琉球的“剩余主權”和行政權,并在此后建立龐大軍事基地群,最終于1972年將琉球的“施政權”私自“歸還”日本,造就了延續至今的“琉球(沖繩)問題”。
歷史發展印證了胡煥庸的遠見。國民政府在外交上的猶豫不決、冷戰格局的快速形成及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使中國最終錯失收回琉球的良機。
五、戰略遠見的思想溯源與當代回響
胡煥庸的琉球觀是其整體地緣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既深受中國傳統輿地學與近代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雙重影響,強調地理位置與空間控制對國家權力的決定性作用,又折射出他對世界格局變遷的深刻把握。其最具前瞻性的洞見,在于將琉球問題與中國的海洋國家轉型緊密綁定——他在《臺灣與琉球》結尾發出振聾發聵的呼吁:“二十世紀,乃為大洋交通之時代,未來新中國之發展,萬勿再踏過去重視大陸、輕視海洋之覆轍,而應以海陸并重為我最高之國策。”
在他看來,琉球問題的本質絕非單純的領土歸屬爭議,而是關乎中國能否突破海洋桎梏、成為真正海洋國家的戰略命題。他明確指出,臺灣與琉球的收復,“不僅因其過去原為我國之領土,不僅因有六百萬之華夏同胞亟待解放,而最重要者,在其對于我國之軍事形勢”。這種將領土主權、海洋安全與國家發展戰略深度融合的思維,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極具開創性。
如今,東亞地緣格局仍深受琉球問題的隱性影響,胡煥庸關于琉球戰略價值的判斷、海陸并重的國策呼吁,以及外交應保持獨立主動的主張,依然能為當代中國應對海洋安全挑戰、參與地區秩序構建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與歷史鏡鑒。
回顧胡煥庸在《臺灣與琉球》及相關論著中的論述,其思想的穿透力與預見性令人嘆服。他既從歷史與法理上論證了中國對琉球的主權,更從地緣戰略高度闡明了琉球對中國海洋安全與民族復興的極端重要性;所提出的從直接歸回到托管協防的多層次方案,以及海陸并重的國策思考,展現了杰出學者深沉的家國情懷與冷靜的現實主義智慧。
胡煥庸1947年在對日和約審議會談中獨自主張收回琉球的史實,不僅體現了他個人的學術勇氣與政治擔當,更折射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這段歷史啟示我們:在地緣戰略問題上,清晰的主張與堅定的立場,往往比模糊的妥協更具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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