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誤判，本次改法，涉毒管理更嚴格了

全文6千余字，覺得太長的，直接拉到最后，有四條概括，全文核心：涉毒相關違法犯罪，極大概率不在封存范圍內。

原本想著等這陣子過去再好好談談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涉毒相關條文，也就是直接相關的第83條到第86條，以及間接相關的第136條“封存”。

但這幾天小鎮觀察到，對法條的扭曲解讀已經從最開始的第136條“封存”向第83條到第86條蔓延，普遍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但對基本的法律體系常識并不了解，甚至不知道這些條文大多數是繼承2006年和2012年老版本，這就引起了持續焦慮和擔憂。

雖然小鎮人微言輕，能夠有耐心看小鎮科普的人也不多，但盡力而為吧。小鎮始終認為，對公共問題的有效討論和解決，要建立在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憑空臆想、發泄情緒，很難發揮正面作用。

所以本文先重點談法條，中國涉毒管理體系也就是從《治安管理處罰法》到《禁毒法》再到《刑法》以及配套條例辦法和對應的行政處罰、社區戒毒、強制戒毒、刑事處罰以及由涉毒違法犯罪連帶的附隨后果等等，今天先不談。

在當前中國違法犯罪后，條文寫明的處罰僅僅是直接后果，違法犯罪后的附隨后果帶來的壓力更大。所謂附隨后果指曾經有違法犯罪的人，在實際生活工作中受到的種種限制，自2011年以來，規定犯罪附隨后果的法律法規大增，主要針對犯罪和涉毒違法，這就是小鎮昨天說的，涉毒違法實際采取上升一級的處罰措施。相關規定見下圖，來自黃云波、鳳立成撰寫的《犯罪附隨后果：現狀、特征與類型》。

而且不僅影響到違法犯罪者本人，甚至還會對相關他人帶來影響。因為主要體現在刑法上，因此學術上稱之為“前科株連效應”“刑罰殃及效果”等，這種附隨后果，也是去年三中全會決定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關鍵原因之一。

既然輕微犯罪都要推進記錄封存，自然《治安管理處罰法》也隨之修改，第136條“封存”，也就從二審公開征求意見稿的“18歲以下”，擴展到不限年齡。

雖然今天暫不談涉毒管理體系，但所有人先需要記住一點：絕不要以為“封存”就是放松了禁毒，實際這次修改《治安管理處罰法》反而加重了禁毒管理和懲治力度，填補了多項與涉毒相關的立法空白。

這一點也是小鎮對近期太多賬號只顧發泄情緒格外憤怒的原因，情緒宣泄完之后，應該大力普法啊，尤其是重點說清楚一旦吸毒之后的嚴重后果。然而太多賬號只顧曲解說“封存”意味著放松，這就很可能給一些想要嘗試毒品但敬畏法律的人帶來誤解，以為試一試沒事，反正可以封存。

但實際上，涉毒管理從未放松，一旦涉毒，封存與否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這跟其他違法記錄封存截然不同。

在開頭強調，小鎮僅作為個人談談對新修訂法條的看法，不代表任何組織，只有這樣，小鎮才能說一些目前只是探索研究的話，但小鎮說的每一句都是有依據的、成真的概率很大。當前普法難點之一就是官方說話要負責任，在解讀時受到很多限制，對還沒有最終決定的事情，哪怕可能性再大，也不能公開表態，這就導致解讀處處受限。

比如第136條“封存”，其實在小鎮看來，封存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要根據具體違法事項逐步探索，一開始肯定要采取試點，選擇一個或若干個數量可控、社會危害性低、主觀惡性不大且封存后公眾普遍支持的進行全國范圍試點。

比如只是處警告或罰款的違法行為，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章 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和處罰”中“第一節 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和處罰”，后續三節都可能會先暫緩，等待先期試點再探索推行，也就是“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妨礙社會管理”，涉毒的第83條到第86條就屬于“第四節 妨害社會管理的行為和處罰”。

通過試點獲取足夠的數據樣本，探索封存全面實施后如何處理不同地區差異問題，從而保證公平性，然后再謹慎推廣實行，這也是中國政策立法相關探索的基本經驗。

法律確定的只是大方向和大原則，在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正式實施后，要通過全國范圍的實踐探索，最終總結為配套的封存實施細則或辦法，這個細則或辦法，才是最終執行的“封存”標準。

小鎮之所以認為《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記錄封存，會先從擾亂社會秩序開始，也是從嚴重程度較輕的開始。

中國法律體系，特別注重“行刑銜接”，也就是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銜接。所以，理解治安處罰封存，要先從輕微犯罪封存入手，更何況，之所以擴大封存的范圍，就是因為去年確定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那么國家目前如何構思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呢？

注意，罪名本身還具備規范評價功能，指的是通過法律對特定行為的否定性評價，起到引導社會行為準則的目的，正因此，一些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罪名，目前普遍認為不應該納入封存范圍，哪怕刑罰較輕。

這不是小鎮拍腦袋說的，而是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2025年針對“輕微犯罪封存制度建設”的調研報告，承擔這一調研任務的是第六調研組，這份報告刊載于《中國應用法學》期刊2025年第5期，題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調研報告》。

與其看什么專家教授律師乃至種種自媒體的想法，不如好好讀讀真正權威官方的研究報告，這才是真實有效的構思。

這份報告直接回應了“輕微犯罪”界定、輕微犯罪記錄封存適用范圍的限制、輕微犯罪記錄的封存內容以及啟動程序、封存解除等五大具體問題。目前網絡上關于《治安管理處罰法》封存相關的顧慮，全部都涉及了。

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適用范圍的限制”這一部分，調研報告提到，普遍認為應該將一些特定罪名排除在犯罪記錄封存之外，不管這些罪名實際受到的刑罰有多輕，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性侵犯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職務犯罪以及毒品犯罪。

還普遍認為，輕微罪記錄封存僅限初犯，排除累犯和再犯；而且還對初犯是否納入封存，也提出了限制，比如是否取得被害方諒解、積極履行民事賠償責任等。

最終最高法調研組總結認為：封存犯罪記錄不能完全切斷前科與后續犯罪的關聯，要防止犯罪人利用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逃避法律制裁，背離制度初衷。

還提出了傾向性意見：將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適用于初犯，并限制適用于特定的罪名，至于具體排除哪些罪名、是否對初犯再作附加條件限制等，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可以說，僅從這份報告而言，“毒品犯罪”極大概率不會包括在輕微罪記錄封存范圍內。

再次提醒，違法犯罪中特別注重的“行刑銜接”，核心就是對接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避免留下空白。

而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與上述六大項犯罪存在“行刑銜接”的，只有三個，也就是對應性侵犯犯罪的第52條猥褻相關、對應職務犯罪的第139條人民警察辦案相關，反而是與毒品犯罪銜接的條文特別多，從第83條到第86條，這也是毒品類違法犯罪的特殊性。其他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只要認定起步就是犯罪。

正因此，一些具備規范評價功能的治安違法，小鎮認為極大概率不會在一開始試點的范圍內，甚至從頭到尾都不會被納入封存，尤其是毒品相關類違法。

可能有讀者奇怪：既然最高法調研組都給出了傾向性意見，那干脆公開解讀說違法記錄封存會把毒品相關違法排除掉不就行了？

不行的，雖然已經普遍認為應該排除掉，但畢竟還沒有變為最終的法律條文，那就不能公開這么說，這也是政策解讀的一大難點，只有在不與任何組織相關聯，僅僅代表個人的時候，才方便說這些話。

而小鎮個人認為，違法記錄封存大概率會排除涉毒違法，也是因為涉毒違法記錄封存難以操作。

因為針對涉毒違法比如吸毒的，哪怕不構成犯罪，只是行政處罰，結束行政拘留之后，接下來才是更加漫長、更加嚴重的糾正或者說懲罰也行。那就是吸毒人員動態管控體系，以及社區戒毒和強制隔離戒毒。

再次強調，中國有一整套完整的涉毒法律管理體系，治安管理處罰法僅僅是最低、最基本的一層，主要內容由《禁毒法》以及配套法律法規明確，形成了自愿戒毒、社區戒毒和強制隔離戒毒并行的綜合體系，所謂自愿也并不是不受監管。

比如社區戒毒期限長達三年，要定期完成22次尿檢，違反協議將轉為強制戒毒；強制隔離戒毒由《禁毒法》詳細規定，第47條明確“強制隔離戒毒的期限為二年”，而且強制隔離戒毒期滿，如果經診斷評估，需要延長戒毒期限的，最長可以延長一年，而且解除后，還要接受不超過三年的社區康復。

有些話官方不好明說，但是注意強制隔離戒毒有專門的規定《強制隔離戒毒所管理辦法》。

從實際管理上講，強制隔離戒毒大致對標有期徒刑，而社區戒毒和社區康復基本對標緩刑。但在法律上，這都是行政處罰，而不是刑事處罰。

這就是小鎮說的涉毒違法實際“上調一級”。

在這種情況下，對涉毒違法進行封存，技術難度很大。

按照目前普遍意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以刑事程序終結為節點，采取“自動封存”模式。

這在最高法《調研報告》中已經給出了明確的傾向性意見。

在“（四）關于輕微犯罪記錄封存的啟動程序”部分提到，調研組傾向于采取“自動封存”模式，也就是犯罪行為人接受完刑事處罰后，自動執行，而不設置考察期。

理由有三：一是“自動封存”模式可以減少管理成本、便于操作，如果刑罰結束后還要設置考察期，需要配置更多司法資源；二是輕微犯罪人員社會危害性本就較低，執行刑罰已經具備實現校正功能，如果設置考察期，長短都不合適；三是如果對是否符合封存條件進行“二次審查”，還可能衍生廉政風險。

在《治安管理處罰法》所提到的所有違法行為中，涉毒違法最特殊。按照現行體系，其他違法行為，在接受行政處罰之后，比如行政拘留期滿，所有的懲罰就結束了，那么自然可以“自動封存”，畢竟連輕微犯罪都要考慮司法資源配置的問題，何況數量更加龐大的治安違法？

但涉毒違法，后續還有一整套懲罰流程。比如針對吸毒者上面提到的自愿戒毒、社區戒毒、強制隔離戒毒、社區康復等等，按照懲罰的實質，基本對標刑事懲罰了，這顯然跟其他治安違法難以對接。

關鍵，就連輕微違法記錄封存，最高法調研組都反復強調要特別注意人民的接受度，比如在適用范圍限制上，就提到“例如，沒有履行完附帶民事賠償責任的罪犯，即便系輕微犯罪和初犯，如果對其使用犯罪記錄封存，是否會對受害者產生二次傷害，且激化矛盾，似還有必要進一步做好社會評估”。

小鎮注意到這次圍繞封存出現的大討論，對幾位長期呼吁違法犯罪記錄消滅的專家律師意見特別大。

小鎮對這些人也意見很大，這幫人言必稱西方、國際，動不動就說對標進步，眼里只看到了違法犯罪者的人權，卻沒有關注到被害者的人權，沒有關注到全民利益。

但中國的相關部門，并不被這些眼里只有西方的人裹挾，是有自己的主張的。

這幾個專家，有的在論文里說什么封存是消滅的開始，希望最終通往記錄消滅。這就純粹胡說八道。

因為，違法犯罪記錄封存和消滅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自從國家選擇封存，就意味著不會走上消滅。

封存本質就是中國的特色創新，而消滅是西方式道路，中國怎么可能照抄西方呢？

想想看，在中國特別重視一個人的檔案完整性，任何違法犯罪都要寫入檔案，如果要搞違法犯罪消滅，那么是不是還要大改檔案管理體系？而從保護相關人隱私、避免附隨后果帶來的持續傷害，做好封存就夠了，相關部門照樣可以依法查詢，又何必消滅呢？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有吸毒記錄的能夠進入公務員隊伍，檔案審核就過不去。很多特殊職業，也都對吸毒人員進行了限制，允許相關單位查詢記錄。

最高法調研組也表達了非常明確的意見。

在“推動建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工作建議”部分。

調研組認為考慮到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事關重大，需要采取先行先試，在此基礎上，總結實踐經驗，推動立法完善，優先考慮案件量大、社會影響面廣的個罪先行試點，還特別點名“危險駕駛罪”，還給出了兩個理由：

一是案件數量足夠龐大，2024年占全部刑事一審案件收案量的22.96%，具備試點的普遍性；二是社會危害性小、行為人主觀惡性不大，而且社會影響大、公眾反映強烈，對危險駕駛罪適用記錄封存，符合人民群眾的普遍預期，社會安全隱患可控。

此外還特別強調要建立全國統一的信息管理平臺，既然要“自動封存”，那就要建立“一案一碼”的動態管理系統，對每一條封存狀態、封存時間、操作人員、解封原因等等進行全程可視化、可追溯的監管，有了這套系統，以后相關單位部門依法查詢就更容易了，只有依法獲得授權的才能穿透封存屏障，還要留痕備查，其他一切非法途徑，都無法穿透。

既然要搞這樣一套復雜系統，怎么可能再搞什么記錄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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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最簡單的描述總結第83條到86條的調整，目前反映最強烈的是質疑為什么持有毒品以及引誘、教唆、欺騙或者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竟然是處以行政拘留和罰款，而不是犯罪，認為這是放松了禁毒。

這種理解大錯特錯，包括一些禁毒相關工作人員，也產生了不理解。這就是小鎮本文一再強調的本次《治安管理處罰法》特別注重“行刑銜接”。

需要注意，此前雖然有些涉毒行為只在刑法中規定，比如“強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但并不意味著寫進刑法就一定會判刑，因為《刑法》第13條還強調“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那么問題就出現了，在實踐中，雖然《刑法》第353條規定了“強迫他人吸毒罪”，但是現實中存在各種情況，雖然強迫成立，但夠不上刑罰的標準，怎么辦？

比如說毒頭強迫下屬毒蟲，要求毒蟲再強迫他人吸毒，這個毒蟲顯然構成“強迫他人吸毒”的脅從犯，但這個毒蟲是被逼的，從刑法角度不能對一個被逼的受害者過于苛責，這種情況下就屬于《刑法》第13條強調的“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而在本次《治安處罰管理法》修訂前，也就是2012年版本的第73條，只規定“教唆、引誘、欺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沒有“強迫”，那么就出現了立法銜接空白。

問題來了，像前面提到的被毒頭強迫的毒蟲，作為強迫他人吸毒的脅從犯，不認為是犯罪，構不成刑事處罰，但能完全不處罰嗎？顯然不能，因為脅從也必須承擔法律責任，現在新修訂后，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85條增加了“強迫”，那就有法可依了，不構成刑罰的，那就按照第85條處理。

因此，這種改動，實際上提高了對涉毒違法的打擊力度，而不是僅從字面上看，好像把“強迫”寫進治安處罰就是放松了。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當《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了“強迫”的條文，那也方便處理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銜接，可以先把所有涉及強迫的，不管責任大小，一律處以行政拘留，然后根據實際情況，再轉到《刑法》處置。

其他條款也是類似情況。比如第83條針對非法種植、買賣、運輸、攜帶、持有、儲存、使用等，都增加了“少量”二字，也是為了銜接《刑法》；第84條繼承2012年版第72條，處罰力度加大，并額外增加“脅迫、欺騙醫務人員開具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是為了填補一項空白，這一條過去是沒有了，只是隨著美國這些年濫用藥物，在國內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所以專門規定這也是違法行為。

至于第86條“違反國家規定，非法生產、經營、購買、運輸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配劑的”，這一條已經執行十幾年了，就沒變過，結果有些人可能是不知道也可能是故意的，開始說這是新增的，要放開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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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如下：

1、違法犯罪記錄封存不是消滅，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自從國家選擇記錄封存，就意味著記錄消滅這條路已經堵死了，很簡單的道理，要建立封存制度，需要做非常多的配套工作，比如修改龐大的附隨后果法律條文，還要建立專門的封存系統，怎么可能推翻？

2、封存與涉毒管理懲戒并不相關，由于違法記錄封存主要受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影響，既然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傾向于將毒品犯罪排除掉，那么違法記錄封存大概率也如此，因為僅從技術角度，吸毒人員結束行政處罰才只是剛開始，后續還要經歷漫長的戒毒管控。

3、違法犯罪記錄封存，國家跟某些陷入西方思維的專家律師不一樣，特別強調適應中國國情，強調保護受害者和全民利益，所以只要全民反對的，國家一定會極其慎重考慮。

4、本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不僅沒有放松禁毒，反而填補了涉毒的大量空白，加強了禁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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