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報反遭威脅，誰來守護“吹哨人”的安全？

舉報施工安全隱患，當監督勇氣遭遇維權困境，誰來守護“吹哨人”的生命？

在全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今天，“鼓勵舉報、歡迎監督”已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激發社會力量、防范風險隱患的重要舉措。從安全生產領域到公共服務行業，舉報制度如同“社會安全閥”，既能及時發現違法違規行為，也能推動行業規范發展。電力行業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其作業流程的合規性、安全性直接影響公共安全與社會穩定，國家層面更是多次強調對違法操作的監督力度，明確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其中，對有效舉報者給予保護與激勵。然而，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憂心的反差：部分公民在依法舉報違法操作后，不僅未獲得應有的保護，反而遭遇威脅辱罵，當受害者尋求警方幫助時，又面臨派出所不予受理的窘境。這種“舉報有風險、維權無門路”的困境，正在悄然消解公眾的監督熱情，如同“馬路上不敢扶老人”的社會顧慮一般，讓“見義勇為式”的監督行為逐漸淪為“不敢為、不愿為”的無奈選擇。

某熱心市民就遇到一起施工人員高壓柜違法操作的事情，違反操作規范的危害不言而喻。無論是違規接線、無證作業，還是忽視安全規程的野蠻施工，輕則導致電力設備損壞、局部停電，影響企業生產與居民生活；重則可能引發觸電事故、火災險情，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直接威脅。正因如此，國家通過出臺《電力法》《電力安全事故應急處置和調查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明確了電力作業的規范標準，同時建立舉報機制，就是希望借助公眾的“眼睛”，彌補監管力量的不足，讓違法操作無處遁形。從理論上講，舉報者作為發現風險的“第一人”，理應成為被保護的對象——他們的行為不僅維護了自身權益，更守護了公共利益，是法治社會中“正能量”的踐行者。

但現實卻給了許多舉報者沉重一擊。熱心群眾談及曾發現的不明身份施工人員，不知道是在破壞還是在施工，這些人在電力高壓柜線路接線中存在明顯違法操作：未懸掛安全警示標志、施工人員未佩戴絕緣防護裝備，且部分施工人員未戴安全帽。出于對周邊居民用電安全的擔憂，該先生一面向主管單位領導匯報，一面按照官方渠道公布的舉報方式，向當地監管部門提交了發現的問題，并附上現場照片。本以為舉報會推動問題整改，沒想到幾分鐘后，他便接到了陌生電話的威脅，對方言語粗俗，聲稱“多管閑事會有麻煩”，甚至在他言語中直指其舉報行為，明確表示“再敢聯系電力公司就要行兇”，還表示要打聽到住址過去實施傷害。恐懼之下，先生選擇向當地派出所報警，希望警方能介入調查，對威脅者進行約束，并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然而，派出所民警卻以“未發生實際傷害、屬于輕微，教育層面都達不到”為由，拒絕立案受理案件，僅建議“注意自身安全，盡量避免與對方沖突”。

熱心市民的遭遇并非個例。在公開報道與網絡投訴平臺上，類似“舉報違法反遭報復”的案例并不少見：有舉報者被違法作業方惡意投訴“誣告陷害”，陷入不必要的糾紛；有舉報者的個人信息被泄露，頻繁收到騷擾信息；更有甚者因堅持舉報，遭到對方的人身威脅與財產破壞。而當這些受害者試圖通過法律途徑尋求保護時，卻往往面臨“維權無門”的困境——部分基層執法部門對“威脅辱罵”行為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將其簡單歸為“民事糾紛”，不愿投入精力調查；有的則以“證據不足”為由推諉，要求受害者自行收集更多線索，卻忽視了普通公民在面對違法者時的弱勢地位，收集證據的難度本就遠超想象。

這種“舉報易、維權難、安全無保障”的現狀，正在產生一系列負面連鎖反應。首先，最直接的后果是舉報者的合法權益被嚴重侵害。他們因履行監督義務而陷入恐懼，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常生活受到干擾，甚至可能因長期的威脅與騷擾產生心理創傷。更嚴重的是，這種現象會向社會傳遞錯誤信號：“監督違法會惹禍上身，沉默才是自保之道”。當越來越多的人看到舉報者的遭遇后，即便發現工廠或其他工程違法操作，也會在“該不該舉報”的問題上猶豫——舉報可能面臨威脅報復，不舉報又良心難安，而最終，“明哲保身”的心態往往會占據上風。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馬路上不敢扶摔倒老人”的社會困境。曾幾何時，“見義勇為、助人為樂”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看到老人摔倒后上前攙扶，本是再正常不過的善舉。但隨著個別“扶人反被訛”事件的發生，以及部分案件中法律對行善者的保護不夠及時、有力，“扶不扶”逐漸成為公眾糾結的難題。許多人并非缺乏善意，而是擔心自己的善舉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甚至經濟損失，最終選擇“冷眼旁觀”。

市民將“舉報電力違法反遭威脅”的困境，與“不敢扶老人”有著本質上的相似性：兩者都是因為“行善有風險、維權無依靠”，導致公眾對本應積極參與的社會行為產生退縮心理。當“不敢舉報”與“不敢扶人”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顧慮，不僅會讓違法違規行為失去有效的社會監督，更會侵蝕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與法治信仰——當人們連維護公共利益的勇氣都逐漸喪失，法治社會的建設便會失去最堅實的群眾支撐。

國家之所以大力鼓勵舉報、歡迎監督，其核心目的就是要構建“人人參與、人人負責”的社會治理格局。要實現這一目標，僅僅依靠“號召”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為舉報者撐起“安全保護傘”，讓他們在履行監督義務時沒有后顧之憂。一方面，需要完善舉報保護制度，明確相關部門的保護責任——從舉報信息的保密管理，到舉報者個人信息的安全防護，再到遭遇威脅報復后的快速響應機制，都應作出具體規定，避免“制度空轉”。例如，對于舉報者遭遇的威脅辱罵行為，警方應將其納入重點關注范圍，及時介入調查，對違法者依法予以懲處，而不是以“未造成實際傷害”為由推諉；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對打擊報復舉報者行為的懲處力度，通過法律的威懾力，讓違法者不敢輕易對舉報者實施威脅報復，切實維護舉報者的合法權益。

同時，基層執法部門也應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到保護舉報者的重要性。舉報者不僅是違法行為的“發現者”，更是社會治理的“合作者”，保護舉報者，就是保護社會監督的積極性，就是維護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基層派出所作為與群眾聯系最緊密的執法力量，更應主動承擔起保護舉報者的責任，對于舉報者的求助，要及時受理、認真調查，為舉報者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

只有當舉報者能夠感受到法律的保護，能夠放心地履行監督義務，“鼓勵舉報、歡迎監督”才能真正落到實處，才能讓更多人愿意站出來，成為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督員”，成為公共利益的“守護者”。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氣，“發現違法敢于舉報”的擔當，是一個社會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如果因為舉報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就讓這種勇氣與擔當逐漸消失，不僅會讓違法違規行為有機可乘，更會讓整個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2025年全國“安全生產月”主題為“人人講安全，個個會應急——查找身邊安全隱患”，該活動基于《安全生產法》和《安全生產舉報獎勵辦法》，旨在通過群眾監督提升安全治理水平，提升公眾對身邊安全隱患的辨識能力。而舉報安全隱患的熱心群眾被威脅辱罵，還要找到家里行兇，報案后卻逍遙法外得不到應該的懲罰，實實在在的打了誰的臉？

期待相關部門能夠正視“舉報施工違法反遭威脅”的問題，盡快完善相關制度，強化執法力度，為舉報者撐起“安全保護傘”，讓“不敢舉報”的困境不再重演，讓“愿意監督、敢于監督”的社會氛圍重新回歸，讓法治社會的陽光照亮每一個角落。